衡宇 發自 杭州
量子位 | 公眾號 QbitAI
昨天在支付寶AI生態大會現場,有別于大多數“技術改變一切”的開場白,螞蟻集團CEO韓歆毅第一句話就點明了核心基調:
AI會帶來很多改變,但歸根結底,AI服務于人,人掌握著最終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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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確提出,Agent時代并非“AI推翻一切重來”,商業的本質沒有發生改變,但參與交易、執行決策的主體已經發生根本性遷移。
人之外,Agent開始進入商業鏈路。
于是,一個新問題出現了。
當用戶不再親自完成所有搜索、比較、選擇和支付,把更多意圖交給Agent,商業機會到底流向哪里?
關于這個問題,韓歆毅提出了一個足以改寫行業格局的結論——在Agent時代,流量的邏輯會失效,但信任的邏輯會崛起。
這個觀點,已經成為一個產業共識。
放到全球范圍看,OpenAI、Google、Visa、Mastercard等科技與支付大廠,已經用產品、協議和支付網絡改造,都指向了Agent時代更需要信任機制來形成商業秩序。
也就是說,全球科技巨頭與支付網絡已經用密集的產品落地、標準制定與生態合作,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產業潮向。
聽完韓歆毅的分享后,我梳理了三個重要的判斷,在此與大家分享。
重點一,“人的流量”讓位于“智能體生態”
韓歆毅在演講中提到,規模和網絡效應仍然決定商業護城河。
變化在于,過去由人決定的“流量入口”,會讓位于“智能體的生態”。
Agent的數量規模、協同能力,以及Agent之間形成的網絡化協作效應,會成為比傳統首頁、搜索位、推薦欄更關鍵的競爭壁壘。
他的原話是這么說的:“原來說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流量為王’,人類產生的訪問流量是護城河。但到了Agent時代,‘智能體的生態’會是一個更大的護城河。”
以及“中國14億人,但是Agent可能會有1400億個。”
這句話很值得咱們展開細品一下。
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個平臺的商業價值,很大程度建立在人的訪問流量上。用戶打開哪個App,在哪個搜索框輸入需求,在哪條推薦流里停留,決定了交易機會的流向。
所謂流量為王,本質上是人的注意力和訪問路徑形成了護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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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Agent時代,入口雖然不會直接原地消失,但會從用戶可見的頁面,遷移到Agent背后的任務調度網絡。
這一判斷的根據在于用戶行為與決策權限的結構性轉移。
Agent嵌入萬千產品和平臺后,用戶可能不再親自完成所有步驟。就好比過去用戶要在網上購物,需要先搜索、對比、看評價、領券、下單。
未來呢?只需要對Agent大概描述自己的需求,讓Agent來理解意圖,然后進入任務鏈路,調用其他Agent、商家系統、數據服務和支付網絡,最終把結果送到用戶面前。
說簡單點,入口的一部分會從用戶眼前的頁面,遷移到Agent的任務規劃和協同網絡中。
更關鍵的是,新的網絡效應也會圍繞Agent形成。
一個Agent能接入多少服務?能被多少系統識別?能和多少Agent安全協作?能不能穩定完成任務?這些都會逐漸變成新的壁壘。
這,就是韓歆毅所說的智能體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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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球AI與科技巨頭的動作,正在同步印證這一方向。
Google推出A2A(Agent-to-Agent,智能體對智能體)協議,目標是讓不同框架、不同公司、不同平臺上的Agent能夠彼此通信、安全交換信息并協調行動。
按Google官方表述,A2A要讓企業里的AI Agents跨應用、跨平臺工作,不再把單個Agent封閉在某個產品里。
這本質是致力于搭建跨系統的智能體協作網絡。
再看另一邊,OpenAI和Stripe推出ACP(Agentic Commerce Protocol,智能體電商協議),則把這一變化推向交易環節。
Agentic Commerce Protocol把ChatGPT從問答入口升級為交易入口,商品發現、決策推薦與交易閉環都直接在對話場景中完成。
由此,消費起點從貨架與搜索框,轉移到了Agent任務鏈。
再結合螞蟻此次的判斷,可以看到一個更清晰的方向——傳統流量爭奪正在退潮,與此同時新的變量出現,智能體生態的構建成為主戰場。
其實,支付寶也提前行動了。
早在今年年初,支付寶聯合千問App、淘寶閃購、Rokid、大麥、阿里云百煉等伙伴,正式發布中國首個ACT協議,提供一套智能體跨終端、跨系統的“通用語言”。
僅2個月后,協議共建伙伴增至20家,覆蓋了AI原生公司、智能硬件、智能座艙、傳統支付企業、零售商等,框架也升到2.0版本,在業內率先系統性地構建了A2A與A2M(Agent-to-Machine,智能體對機器)的支付能力框架。
傳統流量入口仍然重要,但未來的商業競爭力,更可能取決于在智能體生態中是否具備可被Agent高效發現、可被標準化調用、可被全鏈路信任三大能力。
這些能力也會成為智能體生態里的基礎競爭力。
在這張網絡里,用戶、商家、模型廠商、開發者、數據服務方、支付網絡都可能成為節點。誰能進入Agent的任務鏈,誰能被其他Agent理解、信任和調用,誰就有機會獲得新的商業分發。
這張Agent協作網絡里的標準和平臺位置,將成為大廠甚至創業公司的兵家必爭之地。
重點二,Agent重構商業決策權
如果說第一層變化發生在入口,那么第二層變化就發生在決策鏈路。
韓歆毅在演講中表示,智能體會重構決策權,這個決策權會從人的決策變成人和智能體的共同決策。
他還說,除了基本的效率提升外,Agent更將帶來商業決策、交易形態、市場結構的三重范式重構。
其中每一層,都指向信任與協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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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重構,是從“人找服務”徹底轉向“服務找人”。
直到今天,無論搜索還是推薦,本質上仍然是人在找服務。
搜索是用戶主動輸入,推薦是平臺根據用戶行為提高匹配效率,但最終仍然圍繞人的點擊、停留和選擇展開。
而在Agent時代,用戶只需要表達目標與意圖,由Agent自主完成理解、拆解、匹配、調度與推送,把最合適的服務與方案直接送到用戶面前。
服務分發不再高度依賴用戶的主動行為,而是依賴Agent對意圖的判斷、對服務的篩選、對可信度的評估。
這也是為什么韓歆毅強調“信任”在這個過程中非常關鍵。
信任會進入分發機制,取代流量曝光與點擊轉化,成為商業分發的核心標尺。
因此,“用戶相不相信自己的Agent”“自己的Agent能不能被別人、別的Agent信任”等關鍵點,會決定更多商業機會和商業增長。
第二層重構,是從“商品交易、服務交易”升級為“任務交易”。
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點,韓歆毅舉了兩個很生活化的例子。
過去用戶完成一次出行,需要分別訂機票、酒店、網約車;準備一場燭光晚餐,需要分頭采購鮮花、食材、用品,本質是多次單點的商品或服務交易。
到了Agent時代,用戶可能只需要給出一個目標,Agent負責拆解任務、調度服務,并交付一個完整solution。
韓歆毅總結道:“和原來不一樣的點在于從單點商品和服務交易,變成了任務結果的交付。商家的經營也會從SKU升級到solution。”
這意味著在Agent參與之后,商品和服務必須能夠被理解成某個任務方案的一部分。
所有商品與服務,都必須具備被Agent理解、被嵌入任務鏈條、被組合交付的能力。能否適配智能體的任務執行邏輯,將決定商家能否接入下一代商業分發網絡。
第三層重構,是從“雙邊市場”擴展為“多邊網絡”。
過去很多平臺的基本結構都是用戶和商家的雙邊市場。在這中間,平臺負責撮合、分發和交易閉環。
但Agent時代,參與方會更多。
用戶Agent、商家Agent、AI模型廠商、支付網絡、數據服務方、開發者等共同加入,形成一張高度協同的多邊網絡。
多方通過Agent打破系統壁壘、數據壁壘與流程壁壘,創造出傳統雙邊模式無法實現的新場景、新效率與新機會,同時也帶來信任建立、權責界定、數據安全、協同標準等全新挑戰。
綜上,Agent時代的增長不再只來自用戶主動點擊,決策權的轉移帶來了商業增長邏輯的根本改變。
不過,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
當Agent真的開始替用戶做決策、調服務、發起交易,誰來授權?誰來確認?誰來追溯?誰來定責?誰來完成結算?
這就進入AI支付要解決的問題。
重點三,AI 支付將成為全球新基建
毫無疑問,如果Agent重構了交易全流程,作為商業閉環核心的“支付”必然也將被重新定義。
過去支付更多發生在交易末端,用戶看完商品-確認訂單-點擊付款-支付系統完成資金交付。
人確認、人發起、人承擔責任,總之整個動作以人為核心。
步入AI新階段,AI支付的本質、能力與定位都會發生變化。用韓歆毅的觀點來說,“它會從支付工具,升級為支撐智能體商業生態的新型基礎設施”。
從核心邏輯來看,AI支付想要支撐智能體時代的新商業,必須完成兩大關鍵變革。
第一大變革,是執行載體從人變成Agent。
這一點核心解決信任與責任問題。
這也是智能體自主交易成立的前提。沒有可追溯、可審計的責任鏈條,Agent很難真正進入商業交易。
韓歆毅特別提到,全過程必須可追溯、可審計。
因為兩個Agent之間的交互來自數據交互,一旦出錯,就要判斷到底是哪個Agent提供的數據缺失,或者哪個Agent提供的數據不真實。如何定責,會成為智能體經濟的關鍵。
能夠清晰界定責任主體,才能保障用戶與商家的合法權益。
這是智能體自主交易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信任邏輯在支付環節的核心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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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變革,是價值載體從法定貨幣擴展到Token。
因為人要睡覺,但Agent不會睡覺,所以Agent時代的交易呈現7×24小時不間斷、極小額、高頻次、多形態的特征,此外,支付金額的最小單位可能低于1分錢,成本大幅下降。
同時,支付承載的不再只有法定貨幣,積分、權益、營銷券、數字權益等都可以成為流通與支付的形式。這一切都需要以Token作為標準化價值載體,實現多元價值的高效流轉、結算與兌換。
這對應的是效率問題,也可以說是價值流轉粒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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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執行載體從人變成Agent,價值載體從錢擴展到Token,AI支付就不再是某個錢包或支付按鈕的智能化,而是Agent經濟能否運行起來的底層條件。
從這個角度看,海外支付網絡的動作也更容易理解。
Visa推出Intelligent Commerce,給AI Partners提供API、標準和全球網絡,讓Agent可以在用戶和企業授權下安全交易;Mastercard推出Agent Pay,強調面向Agentic Commerce提供安全、可擴展、可信的支付基礎設施,并把信任、可見性和安全作為核心能力。
還有Stripe等,都開始在商家側補齊交易閉環,希望讓商家在Agentic Commerce時代繼續增長,也讓AI場景中的發現、結賬、支付和履約可以連接起來。
這些布局本質上都是在補齊智能體時代的支付基建短板,與韓歆毅對AI支付的判斷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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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擔保交易解決了電商早期敢不敢買、敢不敢賣的信任問題,移動支付解決了移動互聯網時代能不能隨時隨地交易的效率問題,那么AI支付面對的,就是Agent時代的新問題。
作為國民日常重要支付載體,支付寶在Agent時代也有了新的定位。
韓歆毅把支付寶在Agent時代的角色清晰概括為三層結構:
- 信任層
- 連接器
- 賦能器
其中,信任層解決可信執行;連接器解決消費者和Agent、Agent和Agent、Agent和商家之間如何協作;賦能器則對應更現實的問題,既要服務模型廠商和頭部企業,也要服務中小商戶,讓它們進入智能體商業生態,共享AI時代的商業紅利。
這也延續了支付寶一貫的角色演進。
電商時代,支付寶以擔保交易建立信任;移動互聯網時代,支付寶以移動支付降低交易成本,推動商家數字化。
到了Agent時代,支付寶想回答的新問題是,當交易由智能體參與執行,商業系統如何繼續保持可信、可控、可結算。
可以說,韓歆毅的這場分享,不僅是支付寶面向AI時代的戰略表態,更是對全球智能體經濟共識的一次清晰總結——
Agent時代的競爭,正在從單一流量入口之爭,轉向智能體生態里的協同、信任和可執行能力之爭。
誰能被Agent發現、信任、調用和結算,誰就更接近下一輪商業分發。
一個全新的商業范式,正在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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