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安局工作了二十三年,退下來已經五年。這些年見過的事,寫下來能裝滿一個柜子。有人把情報藏在孩子的奧特曼玩具里,有人在自家陽臺上用晾衣繩的顏色給境外發信號,還有人當了三十年的廚師,臨死前才告訴徒弟自己另有一個名字。
這些事說出來像編的,可在我們那里都不算稀奇。同事之間偶爾聊起來,誰都能講上幾段。喝兩杯酒,故事就更長。
但有一件事,我從來沒在飯桌上講過。退休這幾年,偶爾半夜醒來想起來,心里還是發緊。我說不清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情緒,不是恐懼,也不是惋惜,更像是一種你明明做了正確的事,可還是覺得對不起誰的鈍痛。
那是二〇〇六年的春天,我剛從外地調回來,分到接待室幫忙。接待室是個奇怪的地方,專門接處那些跑來舉報、報告各種"怪事"的人。大部分時候來的是上了年紀的老頭老太太,懷疑鄰居是特務,懷疑自來水有毒,懷疑有人在他家天花板上裝了攝像頭。我們要耐心聽,做記錄,再客氣地送走。
第一次見周老太太,是我到崗的第二個禮拜。她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藏青外套,頭發梳得整整齊齊,進門先把布鞋上的灰跺干凈,才走到桌子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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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她說她的丈夫失蹤的有點不正常,想讓我們幫她找一下。
我問什么時候失蹤的。
她想了想,很認真地說,一九六八年九月。
我以為她口誤,又問了一遍。她說,沒錯,三十八年了,她每年都來,今年也得來。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是亮的,不像在說一件痛事,倒像在交代一樁正經差事。
我抬頭看了一眼角落里的老張,他沖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按程序走。我就按程序走了,記錄、安撫、送走。送她到門口時,她回過頭跟我說,小伙子,你新來的吧,謝謝你聽我講。
那種道謝的語氣,讓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后來我才知道,周阿姨這三十多年里,年年都來。最早是她自己一個人來,后來是兒子陪著來,兒子去世以后,是孫女陪著來。再后來孫女出嫁了,她又一個人來。每年春天來一次,秋天來一次,雷打不動。
接待室的老人都習慣了。檔案柜里給她單立了一個文件夾,厚得能當枕頭。每次她來,我們就抽出一張新的接待單,簡單填一下,歸檔。
我大概是接她接到第四次的時候,起了心思。
那次她來,跟我說了一件以前沒說過的事。她說沈崇禮臨走那天,給她留了一句話,說"等我,我去辦一件大事,辦完就回。"她說這話時,手放在膝蓋上,搓了又搓。她說這話三十多年她沒敢忘。
我送她出門,回來坐在桌子前發了好一會兒呆。
老張過來拍我肩膀,說別琢磨了,老太太人是清醒的,就是這一樁事情想不開。她這輩子就守著這一句話過日子,你勸也勸不過來。
我嘴上答應著,心里那根弦卻挑起來了。
第二天我去找了檔案室的老周。老周比我大十幾歲,在檔案室待了一輩子,規矩懂得多,也愿意幫人。我跟他說了這事,問能不能查一下沈崇禮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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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聽完沒說話,過了一會兒問我,你查這個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