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 | 信義精神的歷史源流與當代價值

編者按：

4月28日，春秋講壇·孔子學術講座2026年第二講（總第14講）在孔子研究院學術講堂舉行。孔子研究院黨委副書記、院長、研究員孔德立主講《信義精神的內涵與當代價值》，演講稿經整理后，由《光明日報》于近日“光明講壇”整版刊出。現全文轉如下，以饗讀者。

在我國古代文化中，信、義與仁、禮、智合稱為“五常”，是古人最重要、最核心的倫理觀念。

從源流來看，古人推崇的信義并非憑空創造，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自然形成、代代相傳、不斷完善發展的精神財富。也正是因為有了包括信義在內的精神內核，中華民族得以形成了誠實守信、重情重義、堅守底線、勇于擔當的民族品格。接下來，我就信義精神的內涵、源流及其當代價值加以闡釋。

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孔勇攝/光明圖片

信義的內涵

“信”字從人從言，“人言為信”即說出來的話要算數，做出的承諾要兌現，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說到做到，這就是信。“義”，古人一般訓為“義者宜也”，繁體由“羊”和“我”構成，最早和祭祀、禮儀相關，后來逐漸演變為做事合宜、符合道義的意思。簡言之，做該做的事，堅守正道，走適宜之道，這就是義。信義合一的基本內涵就是誠信為本、堅守道義。在古代典籍中信義常常并稱，比如“敦信明義”“賞莫大于信義”“信以行義”等，而違背承諾和道義的行為就被斥為“背信棄義”。

信為什么會和義結合起來呢？因為信不可盲信，需以義為準則，只有符合道義和公理，才是真正的信。《論語·學而》有言：“信近于義，言可復也。”約信的事必須遵循道義，才能真正踐行。人們往往把“言必信，行必果”作為孔子論述信的經典名句，但是這句話后面還有一句：“硁硁然小人哉！”這是說如果把信絕對化，固執而不知變通，像堅硬的石頭一樣，這樣的人并非君子而是小人。關于這一點，孟子的觀點更鮮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他認為，通達的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也不一定必有結果，最關鍵的是要合乎道義。脫離正義的原則，不講變通，就是盲目的、呆板的信。墨家也討論過“言必信，行必果”的問題。《墨子·兼愛下》提出：“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墨子·修身》又言：“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以“兼愛”為目標，強調執政者對民眾要始終言行相合、取信于人。墨子對信的堅守，與孔子“民無信不立”的政治倫理高度相通，二者皆以信為治理根基、為人底線，區別僅在于，儒家更看重義對信的統攝，而墨家更強調言行一致的剛性踐行。

孟子說孔子是“圣之時者也”，即與時俱進的圣人。這也是孔子秉持信與義結合的體現。《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孔子在周游列國途中，率弟子從陳國到衛國去，路過衛國的蒲邑，當時衛國的公叔戌盤踞在蒲邑反叛，他怕孔子到衛國后幫助衛國討伐自己，于是扣留了孔子。孔子弟子中有個叫公良孺的力士，要與蒲人拼命。公叔戌害怕了，于是派人對孔子說：“如果你們不去衛國，我就放了你們。”孔子同意了，并與蒲人盟誓。蒲人于是就放了孔子一行。但孔子一出蒲邑東門，便立即直奔衛國而去。弟子子貢對此很不理解，認為剛結的盟誓怎么能違背呢。孔子回答說：“要盟也，神不聽。”意思是說此盟誓是我們被脅迫的情況下所立，是不符合道義之事，神靈是不會認可的，我們自然也不必遵守。孔子的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符合道義的承諾，沒有堅守的必要。守信不是愚守，而要以道義為標準。

信有了義，才是真正的信；義統領著信，才是完整的義。信與義相互補充、相互支撐、相互成就，才成為令人衷心服膺遵守的道德準則。

山東曲阜魯源村。楊國慶攝/光明圖片

信義的源流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鮮明特質之一，信義精神的形成與中國古代農耕文明有密切關系。在土地上長期耕作、生活，安土重遷，造就了典型的熟人社會。古人很看重人情、良心、口碑、道德。身處鄉里鄉親中的個人，說話算不算數、做事講不講道義，直接決定了他能否立足、能否被尊重和被接納。在這樣的環境中，古人認為柔性的道德規范比剛性的法律條文更有效、更深入人心。于是，仁義禮智信這樣的道德規范就自然而然地產生、發展、完善起來。

農耕文明的生產方式讓古人對自然有更多依賴。為了農業生產，古人需要不斷觀察自然現象，總結自然規律。經過長期觀察，古人發現日月星辰總是有規律地東升西落，一年四季總是重復寒來暑往、秋收冬藏，從不混亂，從不失信。古人認為這就是天地之信。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古人認為，上天雖然不會說話，但是它用實實在在的自然變化告訴人們什么是守時、什么是守信。天地尚且有信，更何況人呢？正是在這樣的觀念基礎之上，信義的思想逐漸產生發展，并且被貫徹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農耕社會中，生產穩定與富足是人們的基本追求。但古人認為，農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天地與人們所無法控制的“神秘力量”。因此，人們相信生產與生活離不開天地與祖先神、谷神等神靈的護佑。祭祀是人們尋求神靈護佑的方式，是古人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大事。人為神提供豐盛的祭品，而神則確保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通過祭祀之禮，人與神建立起信任關系。古人祭必言“信”，認為只有取信于神，才會得到神的護佑。追溯“義”的本義，其實也與祭祀有關，有人認為義是“儀”的本字，指祭祀時的莊嚴儀容；還有人從義（義）的字形字音考察入手，提出羊是古代最重要的祭品，而“義”與犧牲的犧（犧）音義都很相近，二者可能有某種意義關聯，由此推知，義大概是指祭祀中的某種規范，后來漸漸發展為一種正當的、合宜的道德規范。總而言之，信、義也是古人處理人與神關系的重要倫理信條。

眾所周知，春秋時期是從神本主義向人本主義過渡的時代，當時的貴族往往通過向神盟誓，來表示自己信守約定的決心。古人以盟誓要直面神靈之故，強調必須非常虔誠。這一時期最有名的盟誓是《左傳·隱公元年》記載的“鄭伯克段于鄢”故事。鄭莊公因他的母親支持其弟弟叛亂而對其心生憤恨，一度發誓“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與母親決裂。后來鄭莊公后悔了，又想跟母親見面，但忌憚當初的誓言是對神發的、不能違背。潁考叔給他出了一個主意，讓他挖一條很深的地道，直到挖出泉水為止，在地道里與母親會面，既保全孝道又不違背誓言。

到了孔子活動的時代，忠信、信義成了貴族崇尚君子之人普遍遵守的德行。以儒家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們對信義做了大量的理論闡釋，深化和擴展了信義的思想內涵。湖北郭店出土的戰國楚簡有一篇《忠信之道》，《中庸》有“誠者，天之道”的論述。值得關注的是，思孟學派的“仁義禮智圣”五行，到漢代董仲舒那里被改造為“仁義禮智信”五常，這意味著“信”取代了“圣”躋身五常，其分量愈加重了。五常又與古人的“五行”之說相配，其中信對應土，方位是中央。土在五行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其他四行的承載者，信在五常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到了宋明時代，理學家更多講仁義禮智四德，似乎信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實不然，因為理學家們認為信就是真心實意地去實踐仁義禮智四德，誠如朱熹所言：“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朱子語類》）

信義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得到了古代思想家們的深刻理論闡釋，更為千百年來的人們所堅守信奉，產生了一系列流傳千古的動人故事，如桐葉封弟、一諾千金、雞黍之交等，充分展現了信義精神的魅力，對今天的道德建設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展出的《論語》簡。新華社發

信義是立身之本

信義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準則，對塑造健全人格、實現自我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孔子認為信義是君子的核心品質，義是根本底色，信則助人把事做成，使德行圓滿。信要求言行一致、恪守承諾，只有信守諾言、真誠待人，才能贏得他人信任，建立穩固的人際關系；義要求堅守正義，若表里不一、背信棄義，終將被他人疏離，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在利面前，首先要堅守道義的標準，如果符合道義，求利就無問題，如果違背道義，那就堅決不能做，這就是孔子主張的“見利思義”。

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立足，干成事業、干大事業，首先就要有信義。孔子曾經打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方：“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孔子認為，人如果沒有信用，就如同馬車失去了車軛和車轅，根本無法前行。《論語·衛靈公》記載，弟子子張向孔子請教如何才能處事通達順利，孔子回答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一個人說話忠誠守信，做事敦厚恭敬，即便去了偏遠之地，也能立身行事、受人敬重；如果一個人說話不講誠信，做事輕浮不莊重，就算在本鄉本土，也難以立足。

千百年來，信義不僅是道德倫理，還是很多人踐行的價值標準。比如《史記·吳太伯世家》等資料記載的“季札掛劍”故事：春秋時期吳國的公子季札奉命出使中原，路過徐國。徐國國君非常喜歡季札的佩劍，想向他借來把玩。季札由于有公務在身，沒能給他，但與他約定：“等我出訪回來再路過你這里時，就把它送給你。”可等季札再來徐國時，徐國國君已經去世了，季札于是把佩劍解下，懸于徐國國君陵邊樹上。又如《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記載的“一諾千金”故事：漢初的季布為人正直，只要是答應過的事，無論遇到多大困難，他都會想方設法做到，所以在民間流傳著“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的說法。楚漢相爭時，季布是項羽的部下，項羽兵敗后，劉邦懸賞千金緝拿季布，并下令：窩藏季布者罪及三族。但由于季布信守承諾的名聲遠揚，許多人都敬重他、甘冒風險暗中助他。最終劉邦赦免季布，并拜其為郎中。“一諾千金”也成為流傳至今的成語。

歷史上也有不少因背信棄義而遭人唾棄的例子。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一個詞：食言，意為把自己說出的話再“吃”回去，指代說話不算數，這是對背信棄義者最形象、最生動的批評。其實這個詞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國語》中就有“言不可食”的說法，《左傳》也有“我食吾言，背天地也”的記載。

《論語·學而》記載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義在朋友交往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是友誼的基石，是朋友之間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的根本。羊左之交、雞黍之交、桃園結義的故事流傳千載，為我們詮釋了朋友間信義的力量。即便到了現代社會，雖然今天的我們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與古人有巨大的差異，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需求、信任需求從未改變。信義依然是維系友情最牢固、最可靠的紐帶。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小小的約定，還是重大的承諾，我們都應認真對待，言出必行，以信立身，以誠待人。

現代社會中，家庭、親戚、鄰里、同事、領導等，每個人都在不同的關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無一例外都需要信義這個支柱，有了信義為基礎，各種關系才能夠更加穩定和諧，才能給自己的生活和發展創造更加良好的條件。正如《周易》所言：“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為人忠實守信，才能夠增進道德、積累事業，這也正是孔子強調信義觀的重要價值所在。

山東曲阜尼山圣境。楊國慶攝/光明圖片

信義是社會之基

信義在古代社會是重要的倫理道德，在現代社會更是社會有序運轉、和諧安定的基石。

在信義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古代傳統社會建立了一套樸素而又行之有效的信用規則。鄰里之間的信用體現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彼此親近友善，相互扶持，恪守誠信，借物必還，借債必償。宗族治理更是傳統社會信用風尚的重要載體，幾乎所有的族規家訓中都有“守信篤義”“誠信待人”的條款，明確要求族人行事守信、待人誠信，不得欺詐、不得違約。一旦出現失信行為，不僅會受到宗族內部的斥責和懲戒，嚴重的還會被剝奪宗族身份。

在社會交往中，信義精神更多體現于商業領域。在大家的認知中，儒家似乎歷來主張重義輕利，反對商業活動。其實，儒家并不反對求利，但反對見利忘義，認為求利應該符合道義，“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符合義的利，人們非但不會討厭，還會熱烈歡迎。這個義就包含了誠信、正義等內涵，如交易時明碼標價、童叟無欺；信守承諾，履行合同契約；不泄露商業機密，維護合作伙伴的利益；以誠信為原則解決商業糾紛，不欺詐、不耍賴等。這種中國傳統商業倫理的基本精神，不僅塑造了獨特的儒商精神，更推進了完善的商業信用體系的建立。孔子的弟子子貢就是古代儒商的最早代表。作為一名成功的商人，子貢始終秉持信義理念，贏得了廣泛信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他身上得到完美詮釋，最終富致千金，成為儒商鼻祖，其誠信經營的理念影響了后世無數商人。到了唐代，商貿高度繁榮，跨地域貿易非常發達。唐代“飛錢”票據，印證了中國古代商人的信用實踐。商人將錢帛存入長安西市柜坊，憑“飛錢”憑證可在揚州等地兌換現銀。這種跨地域的信用體系，支撐著當時橫跨歐亞的商貿網絡。宋代之后，工商業得到更大發展，無論是《清明上河圖》所展示的市民生活，還是紙幣交子的流通使用，都展示出古代信用社會發展的鮮明特征。明清以來，晉商、徽商等著名商幫的核心秘訣之一都是誠信為本、以義制利，他們把傳統的信義倫理轉化為商業經濟倫理，為構建傳統商業信用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回溯古代商業的信義之道，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致敬，更是為現代商業倫理尋找精神源泉。古代商幫依靠口口相傳的信譽建立起商業信用網絡，今天的市場經濟也在信義的基礎上建立起更為復雜高效的信用體系。從最初由售貨員售賣商品的商店、代銷點，到無人值守、門口付賬的超市，再到“無人饅頭攤”“無人報攤”，再到如今網購信用體系的成熟、區塊鏈技術的智能合約、個人征信制度的建立，古代商業流傳下來的信義智慧正在今天不斷煥發出新的生機。

小結

千百年來，信義文化的影響遍及社會的各個角落。地名、人名等隨處可見信義的影子，古代有信義郡、信義縣，今天廣東有信宜市，四川綿陽、山西呂梁都有信義鎮；近代有信義銀行、信義中學堂，現代也不乏以信義命名的實業品牌。

人無信義不立、業無信義不興、國無信義不強，讓信義之光繼續照亮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社會和我們民族的未來。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