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百度百科"張自忠"詞條、"棗宜會戰"詞條、"黃維綱"詞條、"第三十三集團軍"詞條；《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張自忠將軍傳》；《大公報》1940年5月相關報道；民政部2014年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錄；《湖北省志·軍事志》；《宜城縣志》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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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6日下午，湖北省宜城縣南瓜店以北的山崗上，戰斗已經持續了將近一整天。
這片山崗地處鄂北丘陵地帶，植被稀疏，土地紅褐，視野開闊，四周沒有可以憑借的堅固工事，只有幾處起伏的地形和散落的灌木叢，能夠為守軍提供有限的遮蔽。
這種地形，對于人數占劣勢、彈藥即將告罄的一方來說，幾乎毫無優勢可言。
被困在這里的中國部隊，自5月7日從宜城西側渡過襄河起，已經在東岸地帶鏖戰了將近十天。
這支隊伍從最初渡河時的兩千余人，打到5月16日，身邊的衛兵只剩下最后數十人。
帶隊的將領，右臂已被子彈穿透，腹部連續中彈，軍裝上的血跡早已凝結成一塊塊硬痂，卻仍然站在陣地上，沒有撤退。
日軍第39師團的搜索部隊，從南、北、東三個方向同時向山崗收緊。
午后，一名叫橫山武彥的日軍下級軍官，率領搜索隊從東坡方向沖上山崗，在混戰中近距離向這名仍在堅持戰斗的中國將領開槍射擊。
倒在南瓜店山崗上的人，叫張自忠。時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是整個二戰期間同盟國陣營中戰死沙場的級別最高的將領。
橫山武彥憑借這份"戰功"，在日軍內部迅速獲得嘉獎，一路晉升，此后數年間被視為侵華日軍中有名有姓的"功勛人物"，在各種場合作為戰功的佐證被反復提及。
他以為，1940年5月的這一槍，足以為他鋪就一條通達的道路，讓他在日本陸軍體系內從此平步青云。
他沒有想到的是，在中國戰場，那些親歷了南瓜店的士兵，以及那位在后方收到電報的第38師師長黃維綱，從那一天起把這筆賬記在了心里，此后五年，從來沒有一天真正放下過。
【一】從一個飽受爭議的留守者，到正面戰場上頻繁出現的身影
張自忠，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東省臨清縣，幼年隨家遷居臨沂。
早年間他輾轉進入濟南法政學堂就讀，在學期間接觸到了大量關于改良與革命的思潮，這對他后來走上軍旅道路產生了一定影響。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不久，張自忠離開學校，奔赴武漢參加革命軍，這是他軍旅生涯的正式起點。
此后多年，他輾轉加入馮玉祥麾下的西北軍，參與了北伐戰爭中的多場重要戰役，在軍中一步步積累資歷。
到1930年中原大戰前后，西北軍體系經歷重組，張自忠隨第29軍體系繼續發展，在馮治安、宋哲元麾下任職，逐漸承擔起越來越重要的職責。
1936年，張自忠升任第38師師長，同時被任命為天津市市長，全面負責天津的地方事務。
這一身份的雙重性，在1937年7月7日之后，讓他陷入了一段極為復雜的境地。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第29軍主力在宋哲元的指揮下，一邊與日方談判，一邊保持作戰準備。事變發生后約三周，局勢已無法挽回。
7月下旬，第29軍撤離平津，大部分高級將領隨軍南撤。
張自忠此時以天津市市長的身份奉命留守，負責與日方進行交涉，以為撤退的部隊爭取時間。
留守這件事，在后來成了壓在他身上最重的一塊石頭。
8月初，張自忠離開天津，經由輾轉路線抵達南京。
這一段時間，國內輿論已經對他形成了極為不利的評價。多家報刊以"漢奸"的措辭指向他，認為他的留守行為是配合日方接管平津的主動之舉。
《申報》、《大公報》等有影響力的報章，刊載了批評他的文章，公眾情緒一度非常激烈。
到達南京之后，張自忠被送交軍事法庭，接受調查。經過一段時間的審查，軍事法庭認定其留守行為系奉命而為，并無通敵證據，予以釋放。
然而輿論的定性，不會因為法庭的結論而立即消散。從南京到后來重返部隊，張自忠始終處于各方的審視目光之下，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戰場上用一場接一場的仗來給出回答。
1937年9月，張自忠重新被任命為第59軍軍長，率部趕赴山東戰場。
1938年3月，臨沂戰役打響，這是臺兒莊戰役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軍第5師團瀨谷支隊企圖攻占臨沂，為臺兒莊主攻方向提供側翼掩護。張自忠率第59軍緊急馳援臨沂，在龐炳勛部的配合下，與瀨谷支隊展開了數天激烈拉鋸。
3月12日，第59軍發動反擊，成功擊潰瀨谷支隊，穩定了徐州戰場的北翼態勢。
這一仗，被戰史記錄為臺兒莊戰役體系中的重要勝仗之一，也是張自忠在1937年天津事件之后，在正面戰場上重新建立形象的關鍵節點。
1938年5月，徐州會戰進入尾聲，中國軍隊開始大規模向西撤退。
第59軍在此期間承擔了掩護主力撤退的任務，在蘇北和皖北一帶與追擊的日軍反復交手，以拖延日軍追擊速度，為主力部隊的轉移爭取時間。
1938年秋，武漢會戰期間，張自忠所部在大別山南麓地區參與防御作戰，多次阻擊日軍向大別山縱深推進的嘗試。
這一帶地形復雜，補給困難，日軍依托裝甲力量的優勢在平原推進，而到了山地地形，補給線被拉長，第59軍在此期間利用地形實施靈活防御，多次遲滯了日軍的推進節奏。
同年10月，張自忠被任命為第33集團軍總司令，防區以鄂北為核心，負責整個漢水以西到大洪山一帶的防御體系。
1939年5月，隨棗會戰爆發。
日軍第11軍以約10萬兵力，分三路向鄂北發動進攻。張自忠率第33集團軍部隊，在棗陽北部地區組織阻擊，同時以部分兵力實施側翼迂回。
戰斗期間，第33集團軍在南陽以南的地區與日軍第13師團主力激戰，于戰役后期切斷日軍補給線，迫使日軍在5月中旬開始撤退。此役中，張自忠所部戰果較為顯著，繳獲日軍大量武器物資。
1939年11月，國軍發動冬季攻勢，試圖在全戰場范圍內主動出擊。
第33集團軍在鄂北方向參與了攻勢作戰，在京山、鐘祥一帶與日軍第11軍所屬部隊交手，多次突破日軍陣地后因友軍未能配合推進而撤回，但整體上對日軍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消耗。
從1937年底到1940年初，張自忠的名字出現在了中國抗戰正面戰場幾乎每一個關鍵戰役的作戰序列里。
那段因留守天津而背負的歷史，在一場接一場的戰斗記錄面前，正在被逐漸覆蓋。
【二】棗宜會戰：一個主動渡河的決定
1940年5月1日，日軍第11軍在司令官園部和一郎的指揮下，正式發動棗宜會戰。
參戰日軍包括第3師團、第13師團、第39師團以及騎兵旅團、炮兵聯隊等直屬部隊，總兵力約10萬人，分多路向鄂北地區發動進攻。
日軍此次作戰的核心目標，是消滅第五戰區主力，同時奪取宜昌，以控制長江中上游，切斷中國軍隊的戰略物資輸送通道，并借此對陪都重慶形成直接的軍事壓力。
第五戰區負責防守，在李宗仁的指揮下，以第29集團軍、第33集團軍、第11集團軍等部分別部署于不同方向。
從紙面兵力來看，中國軍隊的總人數并不少，但各部之間相互策應能力有限，裝備和彈藥的儲備與日軍相比差距明顯，能夠調用的機動力量十分有限。
戰役爆發后第一周，日軍推進迅速。日軍第39師團從南陽方向向東南推進，很快打到了棗陽外圍。
5月9日，棗陽失守，日軍在鄂北正面打開了一個寬大的突破口。
此時，張自忠面臨一個關鍵抉擇。
他手中的第33集團軍主力，此刻擔負著右翼防守任務。按照戰區部署，他可以在后方統籌協調，指揮部隊在陣地上進行防御消耗，等待戰局演變。
然而從5月上旬的戰場形勢來看，日軍第39師團的側翼存在一定的暴露，若能在此時以有效力量從側面打擊，有可能打亂日軍的整體推進節奏，為右翼的友軍贏得喘息時間。
5月7日，張自忠做出決定，親率第74師兩個團、第38師部分兵力以及總部直屬部隊，共約兩千余人，由宜城以西強渡襄河，進入東岸地帶，主動向北出擊，尋機打擊日軍第39師團側翼。
渡河之前，張自忠留下了兩封信。
一封寫給第33集團軍代理司令馮治安，交代了主動出擊的戰術意圖，并對留守部隊的任務作出安排。
另一封是私人書信，寫給麾下數位老部下。這兩封信在戰后均有原件留存，被收入相關檔案館館藏。
渡河的第一天，部隊向北推進，沿途與日軍先頭偵察部隊發生數次遭遇戰，擊退了當面之敵，順利推進至方家集一帶。
5月8日至9日，部隊在方家集與日軍前鋒部隊展開較大規模接觸戰，交火持續兩日，雙方均有傷亡，第74師擊退日軍正面進攻，繼續北上。
5月10日，部隊到達快活鋪附近，與日軍部分步兵發生激戰，此次戰斗持續時間較長，第74師在多處陣地與日軍反復拉鋸。
然而，戰場形勢在這幾天里悄然發生了變化。
日軍第11軍的偵察機，在5月11日準確標定了張自忠東渡部隊的位置。
園部和一郎當即意識到，這是一個以主力包圍殲滅中國軍隊高級將領的機會，立即電令第39師團調整部署，以最快速度完成對張自忠所部的合圍。
5月12日，日軍第39師團開始向南、北、東三個方向展開迂回，逐步切斷張自忠所部與西岸的聯系。
5月13日，日軍完成合圍的基本架構，渡口被截斷，來自西岸的增援無法通過。張自忠所部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后數日，被圍困的部隊在彈藥日益告罄的情況下，依托南瓜店附近的丘陵地形，組織逐次抵抗，不斷消耗著最后的兵力和物資。
5月15日深夜，張自忠向黃維綱發出的最后一封電報，確認了東岸的處境已無法改變。
當天他寫下的那封信，言及死生，語氣平靜，字跡工整，后人從信紙的紙質痕跡判斷，這封信寫于深夜燈光不足的環境下，墨跡略有暈散，但字句清晰完整，沒有一處涂改。
5月16日清晨，日軍對山崗發動總攻。
【三】南瓜店以北山崗上的最后一戰
5月16日的戰斗，從黎明前即已開始。
日軍以步兵配合機槍陣地，從三個方向向山崗發動攻擊，同時以炮兵對山崗頂部實施覆蓋射擊，在山崗四周構筑攔截陣地，切斷任何可能的突圍路線。
守在山崗上的中國士兵，已不足百人。
彈藥極度匱乏，重武器早已在前幾日的戰斗中損失殆盡，只剩步槍、手槍和少量手榴彈。
張自忠在右臂中彈之后，仍然堅持在陣地上指揮戰斗，以左手握槍繼續參與近戰。
隨著日軍逐步壓縮包圍圈，山崗上的守軍節節退守，最終被壓縮至一處極為狹小的區域。
上午的戰斗中，張自忠腹部中彈，傷勢已無法掩蓋。衛兵試圖攙扶他撤離，均被拒絕。
午后，日軍搜索隊從東坡方向沖上山崗。混戰之中，橫山武彥率部近距離向張自忠開槍。
戰斗在短時間內結束。山崗上的中國士兵全部陣亡，無一人生還。
橫山武彥確認了倒下者的身份之后，向上級發出了戰報。
日軍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收到戰報，在核實身份后，下令以莊重方式處置張自忠的遺體：
由衛生兵擦洗遺體，重新整理軍服，用木棺妥善盛殮，就地掩埋，在墓前立木牌，上書"大將張自忠之墓"。
支那
隨軍記錄人員對現場情況進行了文字記錄，這些記錄后來被收入日方戰史檔案。
對于被自己視為交戰對方將領的人給予軍禮，這在侵華日軍的戰史記錄中極為罕見。
日方檔案中對這一處置的記錄說明，日本陸軍內部對張自忠的評價與其在戰場上的表現直接相關。
日軍隨軍記錄者留下的文字中，將張自忠的戰死描述為"以大將之身死于戰陣，堪稱武人之節"。
這段文字，后來被引用于多部研究棗宜會戰的中日兩方史料之中。
橫山武彥的名字，因為這份戰報，從一個在日軍內部默默無聞的下級軍官，變成了一個被第11軍司令部特別提及的名字。
嘉獎令在戰役結束后下達，晉升的文件隨之而來。
張自忠犧牲的消息，于1940年5月17日傳到第38師師長黃維綱手中時，整個師部陷入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沉默。
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走動，連司號員都停下了手里的事情。黃維綱站在地圖前，看著那封電報，很長時間沒有動。
然后，他轉向參謀，說出了四個字——"立刻集合部隊"。
而那些在場的老兵們不知道的是，就在數十公里之外的日軍第39師團臨時指揮部內，有一份文件已經悄悄在案頭擱置了兩天，上面記錄著的內容，足以讓此后發生的一切，走上一條誰也未曾預料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