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胡適自傳》《四十自述》（胡適著，1933年）、《胡適傳》（江勇振著）、《安徽文史資料》、《先母行述》（胡適著，1919年）、《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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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安徽績溪上莊村的山，已經染上了深秋的枯黃。
這里是徽州腹地，群山合抱，山路彎曲，外面的消息進來總要晚上許多天。
村子極靜，靜到家家戶戶門縫里飄出的柴火氣，算是那個時節里最熱鬧的動靜了。
可有一戶人家的院子里，這個秋天格外沉。
床上躺著一個女人，叫馮順弟，46歲，一字不識，守寡23年，一個人把兒子從4歲帶到了27歲。
她的丈夫死在她23歲那年，葬在千里之外的廈門。
她的兒子，八年前去了大洋彼岸，一年前回了國，已經在北京大學做了教授，在報紙上發了文章，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里，成了無數年輕人追著看的名字。
那個兒子，叫胡適。
胡適這兩個字，在后來的中國，分量極重。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者，一生獲得35個榮譽博士學位，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影響最深遠的學者之一。
而托舉起這一切的那個女人，不過是安徽深山里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寡婦，46年短暫人生里，從沒走出過那座大山。
【一】1890年，17歲嫁給49歲的男人
馮順弟出生于1873年，安徽績溪人，祖籍馮村。
績溪地處安徽南部山區，是徽州文化的腹地，素有"徽商故里""程朱闕里"之稱。
這里山多地少，每一塊能種田的地，都是從山石里硬摳出來的，可種的面積不多，產出也有限。
本地男人歷來有外出經商的傳統，走遍江南各地，靠徽商的招牌在外撐起一片天地。
女人則留守家中，操持農活，生養子女，從生到死，大多數人的一生，就在這幾座山圍起來的地方轉。
普通農家的女兒，從來沒有讀書的機會，也沒有選擇命運的權利。
馮順弟打小幫著父母做活，長到了17歲，被家里安排嫁人。
要嫁的那個男人，叫胡傳，字鐵花，也是績溪人，清末貢生出身。
胡傳早年在淮軍做幕僚，后來輾轉在臺灣任職，先后做過臺東直隸州知州等職，在那一帶算是有功名、有閱歷的人物。
他見過外面的世界，讀過不少書，身上帶著一股尋常績溪農村里少見的氣質。
然而這個男人，那年已經49歲了，比馮順弟整整大了32歲。
不止年齡上的差距。
胡傳前妻曹氏早逝，留下了六個子女，這六個孩子里，年紀最大的幾個，已經比馮順弟本人還要年長幾歲。
胡傳本人老病纏身，常年不太好，從臺灣輾轉回鄉，身體更是大不如前。家底也算不上殷實，雖有功名，卻沒有積下多少家產。
這樣一門親事，放到今天來看，每一條都算不上好。
一個17歲的農家少女，嫁給一個大她32歲、拖著六個孩子、常年有病的老人，進門就要給人當繼母。
可1890年的安徽農村，婚事從來不是女兒自己說了算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就是命。
馮順弟嫁了，沒哭沒鬧，踏踏實實進了胡家的門，開始過日子。
進門之后，她的處境，尷尬到幾乎無處落腳。
繼子女比她年紀還大，她這個繼母，在家里輩分最低，卻要撐起最多的活；
胡傳年邁，日常家務料理，大半落在她一個人身上；加上家里底子薄，每天的柴米油鹽，都要一分一分地算著花。
就是在這樣的日子里，婚后第二年，1891年12月17日，馮順弟生下了一個兒子，胡家給他起名胡嗣穈，這就是后來改名胡適的那個人。
胡傳對這個兒子極為重視，孩子還小，就給他請了私塾先生，從小認字讀書。
他自己是貢生出身，深知讀書的分量，哪怕家里日子緊，這件事，他不肯省。
馮順弟在旁邊看著，把這一切默默記了下來。
她自己沒讀過書，不認識字，可她把丈夫對讀書的態度，一字不差地記進了心里。
這件事，在她后來的歲月里，變成了支撐她整個下半生的信念。
【二】1895年8月，天塌了
胡適4歲那年，家里發生了一件徹底改變馮順弟命運的事。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清政府在這一年4月簽下了《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日本。
胡傳那時仍在臺灣任職，局勢驟變，他不得不隨清廷官員陸續離臺內渡。
當年8月，胡傳在廈門病故。
消息傳到績溪上莊，馮順弟23歲。
這個消息，把她的日子徹底打碎了。
她原本就沒多少依靠，胡傳這一走，那最后一點依靠也不剩了。
擺在她面前的，是一堆亂攤子：家里的債務和財產要清算，繼子女們各有各的打算，4歲的胡適尚在懵懂，家里沒有穩定收入，外面也沒有可以依靠的人。
繼子女們陸續分了家，拿走了各自該得的那一份，留給馮順弟和胡適的，就更少了。
幾畝薄田，一年出產，勉強夠填肚子，能余下來的，幾乎談不上。
馮順弟是繼母，年紀又小，在家里原本就沒有多少話語權。
胡傳一死，這個局面更難把握。
她既不能太軟，軟了被人踩著走，連胡適的那一份都守不住；又不能太硬，硬了撕破臉，家里更難安生。
她只能在這兩難之間一步一步走，往兩邊撐，一邊護住胡適，一邊維持和繼子女表面上的和氣。
那些年里，田要種，賬要算，親戚往來要照應，紅白喜事的規矩要守，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一件都不能落，全是她一個人扛。
可有一件事，不管多難，她從來沒有松過口——胡適的學費。
績溪本地請私塾先生，束脩不便宜，馮順弟給胡適請的，還都是那一帶數得上名的好先生，價格自然更貴。
對一個靠幾畝薄田過活的寡婦來說，這筆錢，是把自己嘴里的糧食一口一口省出來的。
她自己穿的衣服縫了補，補了縫，不到實在不能見人的地步，絕不換新的；吃的東西，能省就省，不講究；日常花銷，能不出去的絕不出去。
可每到交束脩的時候，她從沒有拖欠過，從沒有說緩一緩，每次如數交齊。
這個堅持，一年一年地撐了下來。
【三】那九年，不打不罵是怎么管孩子的
1895年到1904年，是胡適跟著馮順弟在績溪上莊讀私塾的九年。
這九年里，馮順弟對胡適的管教方式，在那個年代，是相當罕見的。
打孩子、罵孩子，是那個時候普通人家教育孩子的日常手段。
"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幾乎所有人信奉的道理。
私塾里先生打手心，家里父母打屁股，孩子犯了錯挨打挨罵，沒有誰會覺得有什么不對。
可馮順弟從來不打胡適，也不罵他，更不說臟話。
這在左鄰右舍眼里，是件稀罕事。
她的管教，是另一套做法。
每天早晨，天還沒亮透，她就起身，把早飯備好，然后叫胡適起來讀書。
她催人的方式，不是大聲嚷，不是扯開嗓子喊，就是靜靜地在旁邊站著，等他自己爬起來。等多久，就等多久。
起來了，洗漱，吃飯，送他去私塾，一天不落，雷打不動。
這件事，持續了整整九年。
據胡適在《四十自述》里的記述，馮順弟有一個從不改變的規矩：孩子犯了錯，她絕不在外人面前說，不管當時場面多難堪，不管旁邊圍了多少人，她都忍著，一字不提。
等到人散了，門關了，夜里只剩他們兩個人的時候，她才把事情拿出來，輕聲跟胡適說清楚，說錯在哪里，說該怎么改。
說完就翻篇，不再提。
胡適在文章里說，母親這種說法，比挨打記得深得多。
挨了打，哭一場，怕一場，過了就過了，未必真往心里去。
可母親那種夜里關了門的輕聲細語，是要他自己想明白的，想不明白，這件事就過不去，這種壓力，反而比打罵更難受。
馮順弟還有一件事，是胡適后來在多篇文章里反復提到的：她從不在外人面前說胡適的不是，也不借著有親戚在場的機會借題發揮教訓孩子。
她始終維護胡適在外人面前的體面，哪怕那天孩子真的做了不該做的事。
這個細節，胡適后來在很多文章里都歸到了他性格的某一部分——他一生處事，從不在公開場合讓人下不來臺，遇到爭議，先顧對方的顏面，再講道理。
這個習慣，他自己說，是從母親身上看來的。
除了管教的方式，馮順弟還有一件堅持了整個九年的事：每天晚上，她在收拾完屋子之后，會在油燈邊坐下來，讓胡適說說今天在私塾學了什么，先生講了什么，背了什么。
她自己什么都不認識，聽不懂那些內容，但她認真坐著聽，有時候聽了一遍，讓胡適再說一遍。
一個一字不識的女人，就這樣，用最笨的方式，參與了一個孩子的整個私塾教育。
馮順弟常對胡適說的那幾句話，樸素到像田間地頭的野草，算不上什么大道理：要做個好人，要爭氣，要對得起你父親。
胡適在后來寫母親的文章里，把這幾句話反復寫到，說它們跟了自己七十年，直到最后。
【四】1904年3月，從上莊村到上海
胡適在績溪讀了九年私塾，到1904年，馮順弟覺得本地的先生已經教不了更多了，開始托人給胡適張羅去上海讀新式學堂的事。
那一年3月，胡適13歲，帶著簡單的行李，離開了績溪上莊，去上海投奔三哥胡洪骍，進了梅溪學堂讀書。
這是他第一次離開這座大山。
梅溪學堂是上海當時有名的新式學校，設有國文、英文、算學等課程，和績溪私塾背的經史完全不同。
胡適在那里重新開始，讀英文，學算學，接觸那個時代新引入的各種知識。
1905年，他又轉入澄衷學堂，這里的學風更開闊，學生來源也更多樣，胡適在這里開闊了更多的見識。
1906年，胡適進入中國公學就讀。
中國公學的來歷，和1905年的留日學生罷學潮有關，是留日學生歸國后創辦的，帶著一股特別的氣質——學生來源廣，思想活躍，課內課外的討論都不少。
胡適在這里，開始在學生刊物上嘗試寫作，也開始形成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上海這六年，胡適每年寒暑假回績溪，能見到馮順弟。
那段時間，馮順弟還能在假期里和胡適面對面地坐著說話，聽他說說上海的事，聽他講講學堂里的新鮮東西。
她聽不懂那些具體的內容，但她聽得出來，兒子在外頭學的那些東西，和績溪私塾里背的那些經書，不一樣，是更寬闊的東西。
假期一過，人又走了，家里又剩她一個人。
1910年，胡適在中國公學讀書期間，聽說清政府開設庚子賠款留美學生選拔考試的消息，決定去試一試。
這項考試，是利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專項資助中國優秀學生赴美深造，名額極少，競爭極大。
胡適那年19歲，在上海準備應考。
他回績溪跟馮順弟說了這件事，說想去考，考上了就去美國讀書。
美國，對馮順弟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那地方在哪里，有多遠，去了能不能平安，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沒法想象。
但她沒有攔。
她讓胡適去考。
1910年7月，清政府游美學務處在北京舉行庚子賠款留美學生第二次考試，全國各省的優秀年輕人云集北京，參加這場競爭。
這場考試分兩輪進行，第一輪在上海舉行，參考人數超過四百人，錄取七十名。第二輪移至北京，最終只錄取四十七名學生。
胡適第一輪順利過關，赴京參加了第二輪。
放榜那一天，他的名字，在錄取名單里。
1910年的秋天，19歲的胡適，拿著這張改變他一生走向的錄取資格，從上海登船，橫渡太平洋，去了美國。
這一次，不是去上海，不是去北京，是去一個馮順弟連名字都說不好的地方。
送走胡適之后，馮順弟一個人走回績溪上莊，走回那個越來越空的院子，開始了新一輪等待。
這一等，就是漫長的八年。
信，隔幾個月才來一封，她托村里識字的人念給她聽，聽不懂就讓人再念一遍，把能聽懂的那幾句話記下來——兒子還好，兒子在讀書，兒子寫了文章，兒子今年過得怎么樣。
家里的日子，越來越緊，田地還是要種，人情來往還是要走，馮順弟的身體，在這些年的積勞里，一點一點地往下垮。
1917年，胡適回國任職北京大學教授的消息傳進績溪，上莊村里識字的人把報紙上的名字念給馮順弟聽，那是她等了七年才等到的消息。
可就在這個消息還在山間口口相傳的時候，上莊那座小院里，有一件事，正在悄悄走向它最無法挽回的結局，而身在北京的胡適，對此一無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