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可能很多人不止一次好奇過，為什么伊朗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乃至眾多官員仍然對中國保留著莫名的優越感，對中國產品缺乏足夠的敬意？
他們需要通過貶低東方來確認自己仍是西方的精神親屬——盡管這種方式說實在的很悲哀，反而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這種認同至今深刻影響著伊朗對外態度，知識分子普遍懷有“波斯人更優秀”的集體潛意識，對阿拉伯人抱有憎惡，對歐洲則保持親緣想象。
巴列維王朝將這套觀念制度化。伊朗的學術、法律與工業體系完全模仿歐洲（尤其是法國和德國）建立。
這種心態下，中國產品天然被放置在認知的底層。接受中國制造，等于承認伊朗已跌落到與東方平行的位置，徹底喪失了回歸“第一世界”的資格。
伊朗的產業現代化幾乎完全建立在歐洲技術之上，形成了難以切換的“工業血緣”。
支柱產業如汽車（標致、雷諾）、石油化工（西門子、道達爾）的底層技術、零部件供應體系與技術標準全部來自歐洲。
轉向中國意味著體系性重構，從生產線到維修網絡都要推倒重來。這種路徑依賴也塑造了伊朗中產階級的技術審美。
他們評判一件工業品的標準不是性價比，而是“歐洲基因”的純度。中國商品即便功能完備，也因缺乏這套基因而被視為“異類”。
在一些數據統計口徑中，伊朗消費者對中國產品質量的評分僅為2.3分（滿分5分），信任度低至2分。研究明確顯示，伊朗消費者普遍認為中國制造質量不高，與發達國家產品不可比，購買意向薄弱。
伊朗與中國的合作始終籠罩在一種“備胎邏輯”中。由于西方制裁，伊朗不得不向東看，但德黑蘭的知識分子和強硬派將此舉解讀為“西方背信棄義后的退而求其次”。
這種被迫感非但沒有削弱他們的自尊，反而強化了傲慢。他們認為自己本應是國際舞臺的主角，如今與東方合作只是權宜之計。
霍梅尼提出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表面是反西方，實則確立了伊朗對東西方的雙重警惕。
這一口號的核心是追求獨立自主，反對接受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 但在實際操作中，“不要東方”被長期忽視，“不要西方”則被高調宣揚。
當伊朗在現實中不得不依賴中國時，這種意識形態落差轉化為一種隱秘的屈辱，與東方大國深度綁定，被視作喪失獨立、淪為附庸的前兆。
伊朗市場對中國產品的認知存在一個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伊朗商人為了牟利，傾向于進口廉價低端產品；普通消費者財力有限，只能購買這些低端貨。
在質量問題暴露后，中產階級便將所有中國產品歸入“低質”范疇。伊朗年輕人直言，身邊人更喜歡美、日、韓的電子產品，對中國產品興趣一般。
涉及人身安全的汽車、摩托車更受詬病，當地組裝的中國車被認為“從技術層面有許多問題”。
伊朗一些駐華外交官曾試圖糾正這種偏見，向伊朗人介紹中國制造的真實現狀，強調科研創新與高質量產品。
但這類官方敘事難以穿透民間閉環。偏見一旦固化，就成了認知免疫系統的一部分，拒絕更新對中國的認知，等于保護“我們仍是西方世界潛在成員”的幻覺。
另外，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社會并未扁平化。革命衛隊上層享有特權，城市中產與精英階層維持著西式生活標準，底層與保守官僚則堅守信仰純潔。
這種優越感的代價是真實的。它讓伊朗錯失了深度參與東亞產業鏈升級的機會，也讓其工業體系在制裁中愈發僵化。
當伊朗知識分子在德黑蘭的咖啡館里嘲笑中國產品的粗糙時，他們真正維護的，是一個早已破產的巴列維式現代化幻夢。波斯帝國兩千年的榮光，不應成為拒絕正視現實的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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