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散會。”市長話音剛落，會議室里的人像被彈簧彈起來似的。
傅年剛站起來，至少七八只手同時伸了過去。有人連稱呼都改了口，喊得那叫一個順溜：“傅市長，以后多多關照。”
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那張寫著我名字的候選人簡介，已經被我攥得皺巴巴的。
沒有人看我。沒人哪怕往我這邊斜一下眼睛。
就像我是會議室里的一把椅子，一盆綠植，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我等所有人都走出去了，才站起來。走廊空蕩蕩的，電梯門已經關上了。
我等了一會兒，按了下行鍵。電梯沒上來。
正想轉身走安全樓梯，身后傳來腳步聲，緊接著是一個不緊不慢的聲音：“程皓同志，等一下。”
我回頭。
省委副書記劉禮賢站在會議室門口，手里握著手機，屏幕上像是剛掛斷通話。
他看著我，說：“先別急著走，有人托我帶句話給你。”
01
副市長競選，我是兩個候選人之一。另一個是傅年，市財政局原局長。
說是競選，其實在江北市，這事兒就是走個過場。誰上誰下，三個月前就定了。
傅年有后臺。他老丈人是省里退下來的老干部，雖說退了好幾年，但門生故舊遍布全省。
我呢？什么都不用說了。
我今年三十八，在市委辦公室當了四年副主任。
正處級，干了整整六年的正處。
六年前從縣里調上來的時候，大家都說我是“后備干部”，前途無量。
六年過去了，我還是副主任。原來那個“后備”，早就變成了“備而不后”。
競選那天早上，我出門前，妻子張秀云站在廚房門口，手里拿著碗，說：“不管結果怎么樣，我都支持你。”
我說知道了。
她想了想，又說：“媽讓我告訴你，別太往心里去。”
我媽叫魏桂芬，退休工人，嘴硬心軟。
她這輩子最恨的一件事，就是我爸當年在工廠里當小組長當了一輩子，從沒升上去過。
她總覺得我爸太老實，可她自己也知道，我爸那個年代，老實人不一定就倒霉。
但到了我這里，她就不這么想了。她總說我跟我爸一樣，不會來事。
可什么是“會來事”呢？
傅年那種，算會來事嗎？
開會前一天，他在省城請了好幾個部門的人吃飯。
我知道，但我沒去。
不是不想去，是覺得沒意思。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有些東西，我學不會，也不想學。
手機響了，是醫院發來的短信。
“張秀云女士腎透析費用預繳通知，請于本月25日前到院辦理……”
我看了幾遍那個數字，把手機塞回兜里。
會議室里已經沒人了。我站起來，準備從安全樓梯下去。
走到門口，劉禮賢叫住了我。
他說有人托他帶句話給我。
我問他誰。
他說：“三年前你在縣里處理那家污染企業的時候，那個被你罰過款的企業老板。”
我一愣。
三年前，我在永安縣當副縣長，分管環保。縣里有一家省屬企業的分廠，排污超標，老百姓告了很久，沒人管。我去了，查了，罰了款，停了產。
那個老板是個五十多歲的南方人，姓鄭。他當時指著我的鼻子罵，說我這輩子別想升上去。
后來呢？
后來我就被調回市里了。一個“副處”升“正處”的平調，說是工作需要。
“他推薦你？”我有點不信。
劉禮賢點點頭：“是。他說你是他見過的唯一一個，既能罰他款，又沒讓他多難受的干部。”
我沒說話。
“省紀委新成立了一個內部督查組，專查各市上報材料里有問題、但又沒人敢查的案子。”劉禮賢看著我，“缺個組長。有人推薦你，我覺得你合適。”
“合適什么？”
“合適去碰一碰那些不能碰的東西。”
02
回到家，我媽正在廚房里忙活。
她聽到門響，頭也沒回：“結果出來了？”
我說出來了。
她又問：“誰？”
我說傅年。
我媽手里的鏟子停了一下，然后繼續炒菜。油煙機嗡嗡響著，我聽不見她說了什么，但大概是“我就知道”之類的話。
張秀云靠在沙發上看書，見我進來抬了下眼睛。她什么都沒問，拍了拍身邊的位置，讓我坐過去。
我坐下，她把書合上，捏了捏我的手。
她的手涼涼的，骨節突出。這段時間透析做得勤，人瘦了不少。
“沒事。”她說。
我說我知道。
其實我不是沒事。我只是不知道該怎么跟她說。
競選失利，對別人來說可能就是丟個面子。
對我來說，意味著很多事情。
副市長的待遇能解決一部分家里的開支，更重要的是，能接觸到更大范圍的醫療資源。
張秀云的病，醫生說拖不了太久，最好的辦法是換腎。
換腎要錢，也要路子。
我當這個市委辦公室副主任，說好聽是個干部，說難聽就是個寫材料的。
一個月工資加補貼，剛夠過日子。
張秀云上著班，但她那點工資全拿去治病了。
我媽嘴上罵我，可她每個月退休金都塞給我。我不要，她就生氣。
我坐在沙發上，腦子里全是劉禮賢說的那些話。
省紀委內部督查組組長……
“碰一碰那些不能碰的東西”……
說實話，我怕。
不是怕得罪人，是怕萬一搞砸了，連現在這個位置都保不住。
張秀云好像看出來了，她說：“劉書記跟你說什么了？”
我說沒什么，就是隨便聊聊。
她沒追問。
晚上睡覺的時候，她翻了個身，背對著我，說了一句：“你要是想干什么，就去干吧。”
我愣了一下。
“反正最差也就是現在這樣。”她說，“總不能比這更差了。”
她也沒再說。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班。剛到辦公室門口，就看到秘書科的肖沛玲正在走廊上打電話。她看見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有點不自然。
“程主任，早。”
我說早。
她掛了電話，湊過來說：“昨天傅市長的任命已經發了，聽說下周就要履職。”
她又說：“聽說您昨天跟省里的劉書記聊了一會兒？”
我看了她一眼。
肖沛玲是市委辦公室的老人了，比我小幾歲，但工作能力很強，熬了這么多年還在秘書科。
她有野心，平時對我挺客氣，但昨天競選結束之后，她看向我的眼神里明顯有了別的東西。
“隨便聊聊。”我說。
“哦……”她拖長了聲調，“我還以為劉書記找您有什么事呢。”
我沒接話。
進辦公室坐下，我翻了翻桌上的文件，一份關于永安縣工業園區土地問題的調研報告。
這報告是我三個月前讓人寫的，寫完了就放在那里，一直沒人管。
我翻開，一頁一頁地看。
報告里寫得很清楚：永安縣工業園區有個項目，占了三百畝地，三年沒建廠。但補償款已經全額打到企業賬戶上了，農民的補償款一分沒拿夠。
企業法人：鄭某某。
鄭某某這個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見過。
忽然想起來了——傅年有個侄子，就叫傅某某，但不姓鄭。
我上網搜了一下福安工業園區的企業名單。
法人那一欄，寫的不是傅年的侄子，而是一個姓鄭的。
鄭某。
就是三年前那個被罰過款的企業老板。
我愣了好一會兒。手機突然亮了。
一條微信：劉禮賢發來的。
“明天上午十點，到我辦公室。有些話，當面說。”
03
第二天上午九點四十，我到了省委大院。
劉禮賢的辦公室在三樓最里頭，走廊盡頭。我敲門的時候，聽見里面有人說話，等了一會兒門才打開。
開門的是個年輕女人，三十出頭的樣子，穿著深色西裝。
“程主任吧？”她笑了一下，“劉書記正等您。”
她自我介紹說叫于初夏，省委組織部的，負責劉書記聯絡調度工作。
我點點頭，走進去。
劉禮賢坐在辦公桌后面，桌子上擺著一杯茶，冒著熱氣。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說：“坐。”
我坐下來。
他先沒說話，拿起桌上的一個文件夾，翻了幾頁，又放下。
“省紀委那個督查組，下周一就要正式掛牌了。”他說，“組長的人選，省里已經定了三個人，但都沒通過。”
我不解：“為什么？”
“因為沒人愿意干。”劉禮賢直截了當，“地方上的老爺們，誰愿意去查自己的同僚？查出來是功勞，查不出來得罪人。這個活兒，不是誰都能干的。”
我心里一動：“那您找我……”
“你不一樣。”他看著我，“你在永安的時候，查過那家污染企業。那家企業背后的關系，你應該知道。”
我知道。那家企業的法人是鄭某，但真正的老板是誰，我一直沒敢深挖。后來我被調走，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你以為你被調走是巧合？”劉禮賢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那是我安排的。”
我愣住了。
“永安那家企業，后面站著的人不是你能惹的。”他放下杯子，“但如果一直沒人去碰，那些人就會覺得，整個省都沒人能治得了他們。”
他頓了頓：“而你需要一個機會。”
我沉默了一會兒。
“您說的督查組，具體……”
“具體的事，報到那天會告訴你。”他擺擺手，“但有一件事我現在就可以說——第一站，永安縣。”
我一驚：“永安？”
“嗯。”他看著我，“那塊地的事，你應該比誰都清楚。”
我確實清楚。
永安工業園區那三百畝地，是三年前傅年在財政局當局長的時候批的。當時說好要建一個環保科技園，項目投資十個億，解決就業五千人。
結果三年過去了，地還是那塊地，項目還是那個項目。企業拿了地，拿了補償款，什么都沒干。
農民的地被征了，補償款卻沒到手。
“我查過那筆錢的去向，”我說，“補償款到了企業賬上，但企業沒發下去。那筆錢……”
“那筆錢，被挪用了。”劉禮賢接話，“用在別的地方了。”
“用在哪了？”
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紙，推到我的面前。
是一張轉賬記錄。
收款方是省里某個部門的賬戶。轉賬金額，三百萬。轉賬時間，去年三月。
我看著那個數字，腦子轉得飛快。
“這個部門……”
“這個部門的負責人，現在是副省長。”劉禮賢淡淡地說，“去年三月的時候，他還是這個部門的副職。”
我明白了。
“所以您讓我去查這個案子……”
“不是讓你去查他。”劉禮賢打斷我，“是讓你去查永安。查清楚永安的事，其他事自然會浮出水面。”
他看著我：“這個活兒，你敢接嗎？”
04
我接了。
不是因為我膽子大，而是因為我知道，如果不接，我可能這輩子都只能當個副主任。接了，不管成不成，至少有個說法。
周一那天，我到省紀委報到。
督查組一共七個人，我當組長，下面是兩個年輕人，一個女同志，還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紀檢”叫老周。
老周是省紀委的老人，干了大半輩子，辦案經驗豐富。
報到那天，省紀委的負責人把我叫到辦公室，開門見山地說：“程組長，你們的任務就一個——查清楚永安那三百畝地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說好。
當天下午，我就帶人到了永安縣。
縣政府的人聽說省里來人調查，態度很熱情，但熱情里藏著警惕。
縣長叫唐勇，四十多歲，胖胖的，笑起來一團和氣。
他在會議室里招待我們，嘴上說“全力配合”，眼神卻一直在躲閃。
“唐縣長，”我說，“我想先看看工業園區的用地審批手續。”
唐勇頓了一下：“那……那些材料，我讓人去找。”
他喊了個秘書進來，嘀咕了幾句。秘書出去了，過了半小時，抱了一摞材料回來。
我翻了翻，發現少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那塊地的征用審核報告。
“唐縣長，征用審核報告呢？”
“那個……可能放在檔案室了。我讓人再找找。”
“唐縣長，”老周在旁邊插了一句嘴，“我們時間緊，能不能麻煩您現在就讓人去檔案室？”
唐勇的臉色有點難看。
他說好，然后讓人去檔案室找了半個小時。
東西沒找到。
“程組長，你看，”唐勇攤開手，“可能是幾年前的材料，搞丟了。這種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知道他在拖延。
我說：“沒關系。征地審核報告沒了，那征用補償款的撥付記錄總有吧？這個總丟不了吧？”
唐勇的表情僵住了。
“補償款……”他咳了一聲，“那個，也有一些特殊情況。項目企業那邊，資金不太夠，補償款就先發了大部分……”
“大部分是多少？”
“就……大概一半吧。”
“一半是多少？”
唐勇不說話了。
我替他說：“三百畝地，補償款一共兩千三百萬。發了一半，還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在哪兒？”
“那個……在企業賬戶上吧。”
“企業賬戶上有沒有這筆錢？”
唐勇沒回答。
我站起來：“唐縣長，我們明天要去企業一趟，麻煩您安排一下。”
唐勇的臉色徹底變了。
他說好。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第一個電話。
是傅年打來的。
“老程，”他的語氣很隨意，就像老朋友聊天，“聽說你去永安了？”
我說是。
“那種地方，有什么好查的？都是些陳年舊賬。”
“傅市長，”我說，“您也知道，我這個人做事比較較真。”
他笑了一聲：“較真好。但有時候，太較真容易吃虧。”
“謝謝您的提醒。”
掛了電話，我坐在賓館的床上，想了很多。
傅年這個電話，來得太巧了。
我來永安，他還不知道我是督查組組長。但他的電話里，明顯帶著試探。他在試探我對事的態度。
他想知道我到底會查到哪一步。
第二天，我去了那家企業。
企業位于工業園區深處，占地很廣。但廠區大門口長滿了荒草，鐵門上鎖，銹跡斑斑。顯然，這里已經很久沒人來了。
我找門衛了解情況。門衛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說是三年前就被雇來看門的，一個月工資兩千。
“老板呢？”
“老板是大老板，一年來不了一次。”
“那廠里現在有人沒？”
“廠里？沒人。設備都沒進。”
我問他知不知道補償款的事。
他說不知道。
我正準備走，他忽然拉住我的胳膊：“同志，你們是省里的嗎？”
“那你們能不能幫農民們問一下？那片地上的補償款，到現在都沒發齊呢。有的人家，連一半都沒拿到。”
“多少戶？”
“四五十戶吧。有的老人，等錢救命呢。”
我回到車上，心里堵得慌。
老周看了我一眼，說：“程組長，這個案子不好查。”
“后面的人，不簡單。”
“我明白。”
“那您還查不查？”
我看著窗外。遠處那片荒地上，有幾個老人在撿東西。
“查。”
05
查了一個星期，進度不大。
企業那邊根本不配合，財務負責人說是“人在外地”。縣里的材料，能給的都給了，不能給的永遠在“找”。
老周跟我說：“程組長，再這么拖下去，我們這趟就算白來了。”
我說我知道，但我不能直接動硬手段。一是沒有明確證據，二是關系太復雜。
那幾天，我把永安能看的東西都看了。除了土地問題，工業園區的其他項目也多少有些不干凈的地方。但最核心的，還是那三百畝地。
我讓人查了那家企業的資金流向。
結果讓我吃了一驚：補償款兩千三百萬，企業確實只發了一半。剩下的一千一百五十萬，分八筆轉出去了。
八筆轉賬，收款方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一個共同點——都是省直單位的賬戶，或者是和省里相關人員有關聯的私人賬戶。
其中有一筆，就是劉禮賢給我看過的那張三百萬的轉賬記錄。
“程組長，”老周指著那張轉賬單，“這筆錢，轉到了一個叫‘江北市青年企業家協會’的賬戶上。”
“這個協會是干什么的？”
“表面上是搞活動的，實際上……”老周壓低聲音，“這個協會的會長，是傅年他老丈人，省里原來的老領導。”
我心里一緊。
“那另外幾筆呢？”
“另外幾筆，有的轉到了省里某個部門的‘工作經費’賬戶，有的轉到了個人賬戶。”
“個人賬戶？誰的？”
“有一個是省里那位副省長的司機，有一個是唐勇的小舅子……”
我把所有線索串聯起來，心里漸漸有了一個輪廓。
這三百畝地，根本不是什么工業項目，而是一個巨大的利益交換。
土地批下來，補償款到位，然后通過各種各樣的賬戶，把這些錢洗出來，分給各路人馬。
項目企業拿空殼公司裝樣子，真正的生意，是那兩千三百萬補償款。
而傅年，就是整個鏈條的設計者。他在財政局局長的位置上，把這套流程做得滴水不漏。
但有一個關鍵環節，我還不知道：傅年本人，從中拿了多少？
要查清楚這一點，就必須查清楚那八筆轉賬的最終去處。
其中有一筆，轉到了一個叫鄭某某的賬戶上——就是被我罰過款的鄭老板。
我在賓館里坐了一整夜，把每筆轉賬記錄看了一遍又一遍。
凌晨三點，我忽然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筆轉給鄭老板的金額，是一百五十萬。而鄭老板的賬戶，開戶行在省城，不在永安。
鄭老板是省城的人。
那他為什么要跑到永安來投資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項目？
只有一個解釋——他是傅年找來的“白手套”。幫傅年把錢轉出去的一個中間人。
我打電話給老周，讓他查一下鄭老板在省城的公司。
第二天下午，老周把結果告訴我：“程組長，鄭老板名下有四家公司。兩家空殼，一家正常的貿易公司，還有一家是省城最大的廣告公司之一。”
“廣告公司？”
“對。那個廣告公司，省里很多政府部門的業務，都在他手上。”
鄭老板不只是傅年的“白手套”，他還是省里很多人的“錢包”。政府部門在廣告公司投錢，廣告公司再把這些錢以“業務費”的方式返給個人。
這筆賬，根本就是一個隱密的洗錢通道。
我坐在賓館里，看著桌上堆滿的材料，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這趟水，比我預想的還要深。
劉禮賢說的“不能碰的東西”，果然碰不得。
但我已經沒有退路了。
06
張秀云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正在看一份材料。
“你那邊怎么樣？”她問。
我說還可以。
“你媽說，這幾天樓下老有人指指點點的。有個人還跟她打聽，說你是不是在查什么大案子。”
“誰打聽的？”
“不認識，就說是個中年男人。”
“你別擔心，”她說，“我能應付。”
“你跟媽說，別跟陌生人說話。”
“說了。但你媽那脾氣，你也知道。”
我知道。我媽這個人，一輩子天不怕地不怕。她要是覺得有人欺負她兒子，她能把人罵到懷疑人生。
“對了，”張秀云說，“前幾天，郭部長來找過我。”
“郭永安？”
“嗯。他說他也知道你在查永安的事。他的話……我沒太聽懂，但好像是在勸你，有些事查差不多就行了。”
我心里一個激靈。
郭永安是市委組織部部長，我的老領導。我來市里之后，他對我一直很照顧。但這次他去找張秀云，明顯不是來“關心”我的。他是來傳話的。
“他還說了什么？”
“他說……有些事，點到為止，對大家都好。”
我沉默了很久。
“秀云，”我說，“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我得罪人，怕我出事。”
她笑了一聲：“我怕你出事。但更怕你這輩子窩窩囊囊的。”
我鼻子一酸。
“你媽前幾天還跟我說，”她繼續說，“說你跟你爸一樣。但你爸至少能把車間里那幫人管好。你呢？你能管好什么？”
她學著我媽的語氣，學得惟妙惟肖。
我忍不住笑了。
“行了，不說了。”她說，“你趕緊忙你的，注意身體。”
掛了電話，我坐在把那里，心里特別不是滋味。
郭永安都找上門了，說明事情已經傳開了。連我妻子都能被人找到，證明他們已經對我開始上心了。
我知道，必須加快速度。
第二天一早，我讓人去查鄭老板在省城的公司。
結果還沒出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于初夏，省委組織部那個年輕女人。她說她正好路過永安，順便來看看我。
我給她倒了杯水，說：“于處，您這是……”
“沒什么，就是順便。”
她看著我，笑了笑：“程組長，你到永安快兩周了吧？”
“快了。”
“查到什么程度了？”
我沒直接回答，反問她：“劉書記讓您來的？”
她沒否認，也沒承認：“劉書記讓我轉告您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