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PUA了！”當親密關系需要“成功”

“我被PUA了！”

回顧過往十余年的中文輿論場，很少有一個外來詞像“PUA”（Pick-Up Artist）一樣，既被如此廣泛地使用著，卻又很少被真正嚴肅地討論過。從“搭訕藝術”到表示在各種人際關系中都有可能發生的“精神控制”，再到后來的互聯網流行“黑話”，當“PUA”被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其誕生之初所提示的權力博弈與結構壓迫也在戲謔調侃中變“輕”了。

PUA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最初是幫助那些社交能力不足的男性學習如何與異性迅速建立關系。這期專題就從“PUA”一詞最初的語境出發，專訪深入相關社群的一線學者，不僅剖析“PUA”社群的操控話術本身，更追問在什么社會土壤里，“PUA”得以生長、復制并被部分人合理化？它的流行和優績主義以及現今宣稱的女性賦權有怎樣的聯系？看似少數人卷入其中的案件，為何指向的其實是數字時代人際關系的中介化趨勢？

目前，“PUA”多見于已經形成的親密關系內部，且使用語境仍在擴大。我們也與國內社會學家、法律學人和文化研究者共同探討該詞近些年在中文語境的演變情況、語詞使用具體如何影響了公眾討論精神暴力的焦點；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社會學研究真正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有效對話。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22日專題《“愛”的陷阱 PUA背后的權力博弈》的B02-B03版。

B01「主題」“愛”的陷阱 PUA背后的權力博弈

B02-B03「主題」對話瑞秋·奧尼爾 當親密關系需要“成功”

B04「主題」對話葉韋明 情感社群背后是人類關系的變遷

B05「主題」對話李瑩 司法實踐正在拓寬精神侵害的認定范圍

B06「主題」從“PUA”到“KTV”語詞使用如何影響討論焦點？

B07「主題」倫理、情感與權力關系 關于女性主義民族志的思考

B08「中文學術文摘」經濟社會學研究一則

采寫｜新京報記者 申璐

盡管“PUA”（Pickup Artist，搭訕藝術師）是近年來才引發討論的新詞，但這背后的騙色產業（Seduction）實則由來已久。

這種現象最初于20世紀90年代發源于美國，參與者以男性成員為主，而后逐漸演化成一種社群與產業的結合體，蹤跡遍布全球多個都市。那些花錢加入此類社群的男性成員，大多是被一套特定的知識行為體系所吸引。這套體系聲稱吸引異性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能夠通過后天實踐訓練和個人努力培養的技能，參與者可以短時間內學會并“拿捏”異性。在近期播出的電視劇《危險關系》中，打著“五步陷阱法”旗號的“PUA”教學組織讓觀眾印象深刻。但劇中呈現的還只是該產業的冰山一角，更多人對它的了解仍然有限。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瑞秋·奧尼爾（Rachel O'Neill）歷時一年多深入倫敦騙色產業展開調查。她先后找到30多位受訪者，包括訓練營學生、私人教練和活動策劃人員，記錄整理近60萬字訪談資料并完成了《親密陷阱》這本書。在書中，她深入描述了支撐起整個產業的這套知識－實踐體系背后的文化脈絡，這并不是一種單一存在的市場現象，而是新自由主義與后女性主義這一對“雙重理性”交織形成的結果，更是媒介化的今天大多數親密關系的縮影。

圍繞這期專題，我們通過郵件采訪了瑞秋。訪談從騙色產業的運作邏輯聊起，也談到這一現象在近年來的一些變體，例如在中文社交平臺上，也出現了一些女性發布視頻教男性如何吸引女性；以及在職場、消費場域等非親密關系中類似“PUA”話術的蔓延。

瑞秋·奧尼爾，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體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女性主義媒介與文化研究學者。

“PUA”并不是一個新現象

新京報：你在《親密陷阱》中講述了深入倫敦“騙色產業”調研的經過與發現。騙色社群的存在其實由來已久，但學界似乎一直缺少對其系統的一手研究。最初你是如何注意到這個產業的存在的？為什么這個現象當時會引起你的研究興趣？

瑞秋·奧尼爾：我最初是通過美國記者尼爾·斯特勞斯（Neil Strauss）所撰寫的《把妹達人》（The Game）得知了騙色產業的存在。這本書出版于2005年，聲稱揭露了一個隱秘運作的社群。它很暢銷，也以官方和非官方途徑被譯介到多個語言之中，其中就包括中文。

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時，并不確定書中所描繪的社群是否真實存在。不過很快，我參加了人生中第一次騙色培訓活動，親身確認了騙色社群再真實不過——活動地處倫敦市中心，有逾百名男性參加。在活動中，我接觸到了多位“PUA”教練。我初步了解了他們的教學內容，是一系列聽起來科學的技巧與言行模板。同時我也逐漸看清了他們的賣點：它比前者模糊得多，卻極具誘惑力，是關于掌控與選擇、聯結與自由的承諾。

我立刻被騙色產業中的性政治所吸引：其一，這些男性想學會的“搞定女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男性身處這一產業中，顯然彼此之間也正發展著關系，這種關系又是怎樣的。當時我正在攻讀性別研究的研究生學位，讀到的學術資料中沒有寫過類似的現象。所以我想，這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而且必須以民族志的方法展開：與人共處、與人對話，不只是了解他們做了什么，更要理解他們如何做，以及為什么這樣做。我并不打算置身事外，僅僅簡單地評論這種文化形態——我認為保持距離的沖動恰恰是當代女性主義研究需要面對的問題，盡管我也很理解這種沖動的緣由。

《危險關系》（2026）劇照。

新京報：在騙色產業興起以前，你在書中提到大銀幕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關于“騙色師”的呈現（比如1987年電影《泡妞專家》等）。追溯起來，這是最早關于男性如何吸引女性的討論嗎？我困惑的是，這一現象的源頭究竟大致是從何時起出現的？從什么時候起，男性內部開始覺得需要通過吸引女性來證明自己的身份位置？

瑞秋·奧尼爾：我們確實可以視《泡妞專家》及其類似作品為騙色現象的早期前身。它們所捕捉的趨勢在當時的美國剛剛開始成型。等到本世紀初，斯特勞斯為其著書立傳時，這一現象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

有觀點認為，色誘（seduc?tion）這一行為本身歷史悠久，橫跨不同語境，包含的行動者也很多樣（例如女性色誘男性）。這一點當然成立。然而，騙色產業是有著顯著分別，且高度當代的現象。它對親密關系的理解是技法化的。騙色產業將親密關系當作可以習得、操練并加以運用的技能。這與相信親密關系是（或許需要一定努力）自然發生的人際聯結，有著根本的區別。同時，騙色產業的場域僅限男性去掌握這項技能，將其打磨、強化，最終施加于女性之上。

為了將親密關系框定為一項技能，騙色社群動用了諸多領域的專業知識，從心理學和管理學理論，到諸如“吸引力法則”等更圈內的表述。參與者最終需要學習憑空制造情緒與策劃編排體驗的技能。既然是技能，就必須多加操練。這也催生出一種高度工作化的心態：圈內的男性會隨時隨地談論自己一天內發起了多少次“搭訕（approach）”“拿下（close）”了多少個“場子（set）”，等等。人際交往與關系遵循的是投資邏輯，即我投入的這些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回報。

在某種程度上，男性之所以會、并確實將“是否擅長搞定女人”視為建構自我身份的重要部分，正是因為其他的男性。在這里，女性如同一種貨幣，她們的功能是讓男性在彼此之間確認與交流自身的男性氣質。盡管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這樣，但對許多男性而言，這一點在當下卻尤為突出。因為比起過去，其他男性氣質的標志更難獲得，例如達到某種收入水平、從事特定類型的工作、擁有特定物品（手表、汽車、不動產等）。

因此，騙色產業及其廣泛的傳播，與這一整體情境密切相關，甚至正是在利用這一局面。現在只有越來越少的男性能輕易獲得傳統意義上“成熟男人”的標志，對年輕的，或一開始就缺乏一定物質條件（例如家庭財富）的男性而言更是如此。這就催生出了替代性邏輯：“我或許沒有什么，但我能擁有／得到女人。”也正因此，女性進一步貨幣化，成為流通的物體，親密關系也成為又一個可衡量的成就——一個需要“成功”的領域。

新京報：這本書英文版出版于2018年。兩性關系在近十年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以中國為例，以“PUA”為代表的情感操控已經從特定的商業社群滲透到了更加日常的親密關系中，甚至今天已經開始在職場、消費場域等非親密關系中蔓延。可否分享，這些年你觀察到騙色在英國等地有哪些新的形式？對此你有哪些新的思考？

瑞秋·奧尼爾：你指出的轉變趨勢，我恰恰也在英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見證了。不管文化語境多么不同，“PUA”無疑正變得越來越主流。以至于在當下，它往往已不會再被視為特殊的文化形態或社會現象。

《煤氣燈下》（1944）劇照。

若從我最初開展這項研究的時間點看來，這其實是相當不可思議的變化。在當時，就算有人知曉或討論騙色社群，也多半會將它描述為一種亞文化。所謂亞文化，就是既與社會主流不同，某種意義上又在主流“之下”或為主流所“掩蓋”。然而，隨著諸如Ins、國際版抖音乃至微博、B站等各大平臺上出現了以“男性生活方式”為創作內容的博主，這一格局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

因此，數字媒體，尤其是所謂的“社交媒體”，是這一轉變的關鍵推手。結果就是許多男性，甚至包括尚未成熟的男孩，在接觸到騙色相關的觀念與話語時，往往無法意識到它們其實屬于“PUA”的范疇——他們只不過是在看某種“男人必讀”或“男性的生活方式”罷了。

騙色社群如何吸引人參與？

新京報：你在書中打破了一種刻板印象。那些參與到騙色社群的男性雖然追求無承諾的性生活，但他們中絕大多數其實對一夫一妻本位的傳統婚姻結構仍有期待，但這些技巧最終又無法幫助他們建立一對一的長期親密關系。為什么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加入了類似的騙色培訓？如何理解他們在其中的這種矛盾心理？

瑞秋·奧尼爾：我訪談的男性其實懷著各種各樣的期待加入騙色社群。有不少人確實想要無承諾的性體驗，例如“一夜情”或“短擇速約”。不過對其中某些人來說，他們倒不是渴望這類性生活本身，而是他們認為這是提升技能組合的有效手段。換言之，一些男性認為，與大量女性發生性關系，以及/或是在相識后較短時間內發生性關系，是打磨技能最好的方法，同時也有助于他們增強自信，強化對女性身體的應得感。

也有男性是想尋求形式不同的親密關系。有的人想交到一位或多位女友；有人想結婚；也有的人剛剛結束婚姻、現處于離婚狀態，準備嘗試新的關系形態，無論是什么都行。

不過，無論受訪男性究竟想要與女性有怎樣的關系，他們對自身體驗過的性與親密關系普遍不滿意。基本所有受訪者都與女性有過性經歷，并嘗試過不同類型的親密關系，包括長期、短期、一夫一妻制、非一夫一妻制等等，但這些經驗與聯系都在不同方面帶來了不夠好的感知。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女性對象不夠有吸引力、不夠聽話或溫順，即“女人味”不足。然而，就算他們聲稱自己交往的女性非常美麗（比如模特或演員），也還是擺脫不了這種不滿。同樣，哪怕是與大量女性發生性關系的男性也這么說。無論他們已經擁有了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依然不夠好。

《我心屬于你》（1994）劇照。

我傾向于將這種持續而普遍的不滿足，部分歸因于他們加入了騙色社群：在這個社群中，男性會不斷地與其他男性比較。同時，這也是當下異性戀關系更普遍的縮影，因為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都經常感到自己的親密關系不夠好。這種不滿正被反復渲染，以約會軟件為例，其設計本身就在暗示我們，遇到更好的人或更好的選擇很容易，只需要動動手指，左滑右滑，不斷地瀏覽。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的一個觀察也很有趣。參與騙色的男性盡管都覺得自己的理想型是自己構想的，但實際上，他們的想象又相同得令人咋舌。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反差？

瑞秋·奧尼爾：受訪男性眼中理想女性的“類型”確實顯著趨同，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差異。

最明顯的偏好差異體現在種族或族裔上：有些男性表示偏好亞洲女性，有些偏好白人女性，諸如此類，但即便是這種差異，也有清晰的等級結構。

除去這種通常帶有象征性意味的多樣性，評判理想女性的標準幾乎是固定的：身材纖細卻曲線分明，長發、面容姣好，打扮要精致入時。不過受訪男性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女性應當“有女人味”。當我追問他們什么叫“有女人味”時，大多數人仍然答以女性應當具備的外在特征，并描繪了女人理想的舉止風格：絕不能喧鬧或具有攻擊性；所謂“有女人味”，應當是要取悅男性，令其心向往之；應當享受男性的關注與興趣，隨時準備配合男性的意愿，聽他的話；應當性感，但又不能“放蕩”。

這種顯著的同質性從何而來呢？可以有多種解釋，但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媒體文化在形塑欲望方面影響深遠。上文概述的女性特質其實清晰地印刻并展現在當代媒體文化中，無論是影視作品、廣告、流行音樂影像，當然，還有色情制品。

《泡妞專家》（1987）劇照。

許多男性意識不到這些欲望多么模式化，其實是因為大多數人都傾向于相信自己不會或不怎么會被媒體文化影響。要是真的能八風不動，廣告業首先就不可能成為今天這樣全球高度盈利的產業吧！

新京報：按照常規理解，如果在與異性建立親密關系的過程中存在困難，可能更有效的方式是了解異性究竟是怎么想的。但騙色產業幾乎從學員到培訓師都是以男性為主，男性更希望從其他男性那里獲得對女性的了解。根據你的研究，你認為支撐起騙色這樣一個龐大產業鏈得以運轉背后的核心邏輯究竟是什么？

瑞秋·奧尼爾：維持騙色產業的邏輯中，有一條尤其有害：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男性都比女性更了解女性“真正”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正是這一信念使得男教練理直氣壯地堅持：無論女性說了什么，都不能完全相信她的話，因為她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實想法，甚至是在主動誤導他人。這種思維模式極其危險，不僅普遍有害，在涉及性同意的問題時尤其惡劣。歸根結底，它令互相共情變得完全不可能，因為男性被教導不要將女性視為完整而具身的主體，而是視為某種不完整的人甚至承載物，只用來調度和實現男性自身的欲望。

《親密陷阱》

作者：[英]瑞秋·奧尼爾

譯者：魏華容

版本：浦睿文化｜岳麓書社

2025年12月

當市場邏輯入侵親密關系

新京報：書中從新自由主義解讀騙色產業流行的觀點令人印象深刻。近年來，中文互聯網上還有很多女性討論感覺自己遭遇了“曖昧管理”（通過制造一種介于工作和私人情感之間的模糊關系，來達到低成本控制和激勵的目的）。當市場邏輯入侵親密關系場域，原先出現在親密關系中的相處模式也反過來作為一種手段進入了各種利益市場，這種互相滲透可能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哪些持久的影響？

瑞秋·奧尼爾：這無疑是令人深感憂慮的趨勢。更令人擔憂的是，某種等級結構與不公很有可能會在不同場域之間復刻和轉移。

我們大多數人在工作場域都會對權力差異有預期，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準備好去服從這個結構；事實上，我們經常將其視為工作的一部分。等級內嵌于大多數工作組織的架構之中，并通過雇傭操作明確化，比如合同、上下級關系、績效評估流程、解雇條款等制度安排。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許多人——尤其女性——并不希望生活在這樣的等級關系之中；她們并不想要或預期這樣的親密關系。女性反而通常更追求相互共情、伙伴關系以及對話。

因此，當來自工作世界的邏輯轉移到親密關系的領域時，等級、不平等乃至剝削往往也會隨之進入。

這當然不是什么新事；親密關系常常是女性被管制的場域之一，古往今來都是如此。然而在當下，工作與情愛的邊界日益模糊，新的思想與維護正在重新固化這種壓迫，尤為值得警惕。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騙色背后的性政治是以重申性別差異為核心。不論是騙色產業，還是今天的“紅藥丸”社區，一種共同的邏輯是女性的每一次受益都意味著男性蒙受了損失。這背后顯然有更為廣闊復雜的經濟政治原因，但為什么矛盾的焦點被轉移到了性別上？這是否意味著如果不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僅僅關注男性氣質等性別議題最終的成效是相當有限的？

瑞秋·奧尼爾：問得太好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許多實際由經濟與政治情勢變化導致的問題，經常被誤歸為性別問題。比如，男性在大學或職場中看到身邊女性人數較以往增加，便得出結論：男性之所以在現在的教育或就業中機會更少，是因為女性拿走了這些機會。由此，男性形成了一種“吃了女人的虧”的感知。這種感知還伴隨著許多男性的另一個觀念：他們一開始就理應擁有這些機會；這些機會按道理本就屬于男性。無論這個“道理”是基于過去既有的性別分工，還是因為他們認為，男性天然乃至生理上在某些方面優于女性，所以比女性更適合從事于某些領域，等等。

《煤氣燈》（2022）劇照。

網絡空間則加劇了這兩種觀念的張力，不斷助長蒙冤式的應得感：它鼓動男性視自己為當代性別戰爭中的“敗方”，同時召喚男性投身這場所謂的“性別戰爭”，去努力戰斗。這些網絡空間的覆蓋極廣，不僅中國有，全球其他地區也衍生出了不同的在地派系與形態。

面對這些現象，不少出于善意、有進步意識的人認為，我們需要改變“男性氣質”，使其更加“柔軟”或“溫和”，或通過某種辦法不那么有威脅感與攻擊感。在某些情境下，這樣的努力確實可能有幫助，尤其是當這些主張由男性自發對其他男性提出，或當某些男性身具這種“更柔和的”男性氣質時，能為其他男性所認可（例如人氣很高的運動員公開表達支持女性主義的觀點）。

可如果不去解決那些使一般人——包括男性在內——難以實現穩定、有尊嚴且有意義生活的物質現實，這樣的努力終究效果有限。歸根結底，這些努力大多停留在象征層面，而未能觸及日常生活中和物質層面許多男性具象而切身的現實經驗。

因此，盡管“男性氣質”看似是最顯而易見的切入點，但它的改變未必能最有效地緩解當代性別關系中普遍存在的敵意與對立。

騙色手段變得更加隱蔽

新京報：你在前言中提到，這個研究未能直接調查女性“被騙色”的經歷。其實我很好奇，（在使用騙色技巧的男性看來）被“騙色”成功的女性，是如何理解這段交往的。她們對此真的無法識別嗎？

瑞秋·奧尼爾：我這項研究并未直接考察女性被“操縱”或被“騙色”的經歷。不過我了解到，已有這方面的研究，并呈現了多種不同的回應。

有些女性認為，男性竟會為“把妹”如此大費周章，相當好笑；也有人認為這類行為很“變態”，并明確感到被利用，甚至被傷害；還有一些人的看法則介乎這兩者之間。與此同時，還有大量女性并不知道——也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曾是這種操作的目標。這可能是因為當事人的那次接觸本身短暫且無明顯特征；也可能是因為她們最終與該男性進入了穩定的親密關系，甚至已經與他結婚，卻從未知曉對方在整個關系過程中持續運用了騙色的成套策略。

與產業早期相比，當下的騙色手段整體上更加隱蔽，也更難被察覺。

新京報：你的研究也涉及幾位參與騙色產業的女性培訓師。相比于男培訓師來說，她們對這些騙色技巧并不完全認同，也承認內部存在性別歧視，但整體傾向于淡化這個行業給她們個人帶來的壞處。近年來，在中文社交平臺上，也出現了一些女性發布視頻教男性如何吸引女性。你怎么看這個現象？

瑞秋·奧尼爾：女性主動提供此類建議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確實相信自己有獨到的見解，可以補充乃至糾正男性教練的說法；其他人的考量則更利己，想通過提供“騙色建議”來賺錢，畢竟這類內容的“點擊量”很高，極易轉化為金錢收益。

《危險關系》（2026）劇照。

此外，還存在這樣一種情況：一部分女性始終愿意參與人類學家丹尼茲·坎迪約蒂所說的“與父權制討價還價”（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這個概念指的是，通過利用身為女性的某些特別條件，女性在既有父權秩序中為自身謀求所謂的“好位置”，從而免于承受父權制最為嚴酷和逾度的壓迫。

具體到“PUA”的語境中，這類特別條件通常是指外在吸引力：那些教授男性如何“搞定女性”的女士，大多符合主流審美意義上的“漂亮”。在某種程度上，外貌資本也是她們工作的必需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被男性視為正當的專業知識來源。個中邏輯大致是：“一個漂亮的女人才能教男人如何獲得漂亮的女人，因為她知道那是什么樣的。”

敵意是“基于虛構的虛構”

新京報：我們可以再聊聊后女性主義。你在書中提到，騙色產業的興起與近年來后女性主義思潮也有關，可否簡單介紹一下后女性主義興起的大致情況？以及為什么說今天類似“解放”“賦權”之類的觀念反而在性方面讓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更加隱蔽？我們在談論性革命時存在哪些誤區和陷阱需要警惕？

瑞秋·奧尼爾：后女性主義描述的其實是這樣一種文化感知：人們會普遍默認并反復宣稱女性已經獲得“自由”“賦權”“解放”等等。這種邏輯可以從歷史變化中找到一些支撐，例如在教育、就業等領域中，參與的女性人數確有增加。但同時，后女性主義也是一種媒體建構。各種熒幕都在讓我們不斷看到，女性似乎已經過上了“自由”“自主”的生活，從而營造出這種感知。

這些人設與敘事往往對女性極具吸引力，因為它們提供了一種想象空間，讓她們能暫時逃離現實世界中仍然存在的矛盾與妥協。而觀看這些相同呈現與影像的男性則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解讀，甚至會將其視為女性在當下社會中“占據上風”的證據。我也確實多次從受訪男性口中聽到過類似說法。例如，有男性會聲稱當代女性認為男人可有可無，并把男性當成可替代、可交換的對象。而他的證據是《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這樣的電視劇——且不說這顯然是虛構作品，它的許多內容也不寫實啊。

《欲望都市》（2008）劇照。

因此，當下男性對女性的敵意，以及他們認為女性“當家作主”的感受，大多是基于虛構的虛構。

由此，引用文化理論學者勞倫·柏蘭特（Lauren Berlant）的概念，我們或許可以說，對女性而言，后女性主義是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人們依附于某件事物，期待它能帶來幸福，結果它本身就是幸福的阻礙。然而，對男性而言，后女性主義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它能夠且實際上正在主動激化敵意，滋生不滿，甚至催生報復情緒。遺憾的是，針對這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嘗試采取實際行動解決問題的人就更少了。

新京報：全書最后關于女性主義田野調查中權力政治的反思也引起不少共鳴。這些年女性主義研究似乎進入到了某種瓶頸，對父權統治和厭女邏輯的拆解已經到了相當深入的程度，與此同時，人們對兩性之間理想關系的建立越來越悲觀，女性內部之間也存在因利益分歧而產生的割裂。我們摧毀了一個舊世界，但要建立怎樣的新世界仍然模糊。對此你怎么看？更徹底的變革的可能性會在哪里？

瑞秋·奧尼爾：這確實是一個極其重要且棘手的問題。在許多方面，我也認同當代女性主義感覺上似乎真的進入了“瓶頸”。在我看來，當代女性主義實踐所依賴的數字媒介環境責無旁貸。許多這樣的空間并不會推動真正的對話與討論。它們甚至常常迅速而劇烈地使討論和對話偏離重點。因此，我認為女性主義者亟需尋找其他的空間，尋找能夠建立連接、培育思想，創造共同的議程與集體目標的空間。誠然我也理解，這樣的嘗試在有些文化語境中會更艱難，但若想真的改變局勢，這一點還是很關鍵的。

這些空間某些情況下需要且有必要納入男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如此，而且也需要充分考量男性在這些空間中的行為表現。但如果我們承認，當下所有人集體解放（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的關鍵阻礙之一，是日益加劇的性別對立，那么為對話開辟路徑就尤為重要。

這也是我寫作本書時的期待之一，尤其是最后一章《抵制騙色》（Against Seduction）。這一章節固然是對騙色產業的批判，但同時也是在倡導更深刻、更相互尊重的存在方式與關系形式。不論是我研究中的男性受訪者，還是此后與更多女性和男性的對話，都讓我感到，這樣的倡議已經刻不容緩。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申璐；特約翻譯：魏華容；編輯：羅東，商重明；校對：翟永軍、付春愔。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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