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也門，每當一座城市崩塌，人們就會想起部族酋長。每當國家衰弱，部族的召喚就會從廢墟下冒出來，仿佛它就是“替代性的國家”。這意味著，宗族性和部族性紐帶從未真正離開也門的現實。
因此，在也門，不時喚起酋長和部族，并不只是出于社會性的懷舊，也不只是對傳統的忠誠。很多時候，它更像是一種歷史性的自我防御機制，用來對抗國家和公民社會組織留下的真空，對抗恐懼，也對抗未知。
也門人一旦失去對有效制度的信任，就會本能地退回到“宗族性”之中，退回到家族名號、地域、武器、血緣和狹隘的忠誠關系里。這未必是因為他們憎惡國家，而是因為他們原本就沒有見過一個完整、可靠、能夠保護自己的國家。
在也門人的想象中，國家往往意味著征斂權力、利益中心，或傳統勢力之間為了壓服民眾而形成的臨時聯盟，而不是公民之間平等的國家契約。
的確，在也門，種種處境早已耗盡了我們。我們的歲月消磨在一場又一場血仇之間、一個又一個酋長之間、伊瑪目統治與軍人統治之間、一個又一個民兵之間、一次又一次權力更迭之間、以及一場又一場戰爭之間。
對于辛苦謀生的普通也門人來說，如今再沒有比這樣一個愿望更大的夢想：某天清晨醒來時，發現自己站在“法律這位酋長”的門前，置身于公民國家的懷抱。
這樣的處境折磨了我們將近八十年。直到今天，這個國家仍然靠強力而不是理性運轉，靠武裝奪權而不是憲法運轉，靠對“必要領袖”、酋長、象征性領袖、不可戰勝的將軍和“無誤的賽義德”的效忠來維系。
但它從未按照法律的公正來治理。于是，也門人在尋找祖國的過程中漸漸老去，在成長中背負著一個被劫持的國家、一個遲遲未來的國家，以及一個孤零零的夢想——平等公民身份。
在這個懸而未決的也門，國家被宰割，宗族性紐帶又像壞疽一樣不斷侵蝕其內部。我們像迷失方向的苦行者，行走在巨大的荒漠中，肩上扛著一個被各種宗族匕首刺傷的祖國，也扛著日復一日的傷害，以及從海到陸包圍著我們的所有失望。我們只能在厚重的灰燼中，尋找一星半點能保護我們的國家火光。
天知道，這片土地上已經走過多少蘇丹、多少神權勢力、多少為戰爭將軍奔走的軍靴。人的尊嚴一次次被踐踏，以至于也門人把恐懼像名字一樣傳給下一代。在這里，幾乎每一個小人物都想傲慢地成為主人、酋長、領袖和指揮者。于是，也門變成了一頂巨大的帳篷，所有人都在爭奪它最后一根支柱。
這是一種被時代粗暴包裹起來的傲慢：部族成了統治權力，血統憑借強力幻覺自居于眾人之上，槍聲壓過理性與智慧，地域也變成了更大的酋長轄地。唯獨人——那個本應自由而生的存在——卻一生饑餓、屈膝，在赤裸裸的強力鞭笞下活著。直到今天，他仍站在忍耐的邊緣，像一個在酋長頭巾、政客投機和神權鞭子之間迷失了通往上天之路的苦修者。
我們所向往的也門部族，絕不是那種以復仇為本、槍支可供出租、青年被驅使去打一場場注定失敗的非正義之戰的部族。正因如此，它才一步步變成了同一祖國內部布滿尖刺的邊界。
我們這些也門之子，早已被戰爭、權力更迭及其造成的內部撕裂折磨得筋疲力盡。我們不再尋找新的伊瑪目，不需要一個凌駕于眾人之上的新部族領袖，不想要一個系著新領帶、卻依附外部勢力的投機政客，也不尋找一個把國家裹進自己頭巾里、拴在自己胡須上的新酋長。
說到底，我們已經受夠了那些小神，受夠了那些像老鼠一樣在祖國懷中不斷繁殖的偶像。我們只想要一件事：某天早晨醒來時，頭頂之上除了法律，別無他物。
因為法律才是那位不分彼此、真正高貴的酋長。因此，我們將日復一日地吟唱，像清夜中默念神名的修行者那樣吟唱：我們的酋長是法律，我們的部族是國家，我們的朝向是人性。
因為經驗已經證明，建立在宗族性紐帶之上的國家，終將死于宗族性本身；而由槍支統治的祖國，則會一直懸掛在恐懼的扳機與驚駭的版圖之間。
這是一場轉型之戰：要從酋長集團、烏合之眾的頭目、賽義德、將軍以及那些依靠武力統治的“烏合之眾”，轉向“法律這位酋長”的統治，而且這位酋長必須立于我們所有人之上。
到了那時，我們就可以對世界說：也門那個能夠提供保障的國家歷程，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到那時，也門人會明白，最大的勝利不僅是推倒那些偶像，更是把恐懼從人心深處驅逐出去。“烏合之眾”是一個語言學術語，指下等人、暴民、沒有秩序、沒有原則、沒有定性的人，或那些沒有理性、沒有主見的普通人混雜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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