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個國家的安全，并不只是因為它能打擊目標、保護基地，或把兵力迅速投送到大洋彼岸。只有當這個國家的人民看得到一個值得捍衛的未來，它才是真正安全的。華盛頓通常從外部衡量美國的衰落：新興大國崛起、俄羅斯的修正主義、盟友關系緊張，以及中東的軍事危機。但最清晰的警訊之一，其實正來自美國內部。
2025年，15歲至34歲的美國人中，只有43%認為自己所在地區現在是找工作的好時機，比55歲及以上美國人低21個百分點。在所有受調查國家中，沒有哪個國家的代際差距像美國這樣大。這一發現，足以讓一個仍在用“霸權”語言談論自身地位的國家感到不安。美國年輕人之所以變得悲觀，并不是因為他們忘了如何保持樂觀，而是因為他們正在直面眼前的經濟現實。
4月，青年失業率為9.5%。2024年，租房成本負擔沉重的家庭達到創紀錄的2270萬戶。首次購房者占比降至創紀錄的21%，而首次購房者的年齡中位數升至40歲。對一個從小被告知只要接受教育、嚴于律己、努力工作，就能換來穩定生活的一代人來說，這筆“交換”看上去已經失效了。
這不僅是一個國內問題，也是一次外交政策的失敗，因為預算最能說明政府究竟把什么當作緊迫事務。美國國防部2026財年的預算申請總額為9610億美元，按通脹調整后看，屬于過去半個世紀規模最大的預算申請之一。
在額外軍事相關撥款推動下，“國家防務”支出已經超過10000億美元。問題不在于，花在五角大樓的每一美元都能機械地換算成一個工作崗位、一套公寓或一筆住房貸款。問題在于，華盛頓依然知道如何進行大規模動員——只是最穩定的受益者，往往是武器項目、承包商和常設軍事基礎設施。
與伊朗的戰爭，讓這種失衡更難被忽視。到5月，美國這場軍事行動的花費估計已達290億美元，其中包括作戰開支以及裝備維修或更換費用。這場沖突還擾亂了全球最重要通道之一的能源流動，增加了一個風險：那些本已被房租、債務、保險和食品成本壓得喘不過氣的家庭，將承受更大壓力。對年輕勞動者來說，當外交政策最終體現為更高的物價、更低的信心，以及又一次推遲離開父母家，“外交政策”就不再是抽象概念。
如果華盛頓繼續把維護帝國看得比保障下一代前途更重要，那么這種傷害就不會只停留在民調數據里。華盛頓常把這些代價視為領導地位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更準確地說，這些代價暴露的是一種過時的安全觀。一個國家的安全，并不只是因為它能打擊目標、保護基地，或把兵力迅速投送到大洋彼岸。只有當這個國家的人民看得到一個值得捍衛的未來，它才是真正安全的。
一個能夠比解決住房、債務減免或公共投資更快為局勢升級籌措資金的國家，實際上是在給年輕公民上一堂冷酷的課：他們的不安全感可以被容忍，但帝國信譽卻是必須立刻應對的緊急事務。嚴肅的外交政策，應當從這一認識出發。它應當尋求與伊朗開展外交，而不是把每一次危機都變成一場支配力測試。它應當恢復國會在戰爭與和平決策中的作用。
它應當讓軍事開支接受與社會項目同等的道德和財政審視。它還應當把國內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而不是等到下一輪國防追加撥款法案之后才順帶討論的附屬議題。這并不是主張退出世界，而是呼吁美國放棄把軍事化誤當作責任感的慣性。美國完全可以通過合作、調停、貿易、提供人道援助和支持氣候韌性來發揮作用，而不必把武裝升級當作證明自身“認真負責”的默認方式。
事實上，一種以克制為核心的外交政策，在國內更站得住腳，也正因此會在國際上更有說服力。來自美國年輕人的警告，不只是就業市場讓人感到疲弱，更在于未來本身似乎正在被限量分配。如果華盛頓繼續把維護帝國看得比保障下一代前途更重要，那么這種傷害就不會只停留在民調數據里。
它會出現在政治、制度，以及這個國家不斷下降的說服能力之中——包括它越來越難說服本國公民相信，美國力量仍然服務于公共目的。衡量衰落的真正尺度，不只是對手對美國做了什么，更在于美國一次次選擇如何對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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