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把中國的耐心當成軟弱可欺，就別怪中國放開手腳反擊

就在中美借著特朗普訪華之行，給雙方貿易磋商帶來全新進展的這段時間，中歐之間的“火藥味”卻是越來越濃了。

不久前，中國司法部發布第5號公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認定歐盟依據《外國補貼條例》（FSR）對同方威視等中國實體開展的跨境調查構成“不當域外管轄措施”，并明令禁止任何組織和個人執行或協助執行該措施。

這一時間點絕非偶然。它標志著中國對歐政策正在發生重要調整，從過去以戰略隱忍爭取空間，轉向以法律武器主動劃定底線。

理解這一轉變，需要穿透歐盟近期對華政策工具箱的表層，看清其背后的權力結構與戰略焦慮。

此次被中方直接點名的《外國補貼條例》，其運作邏輯與傳統WTO框架下的反補貼調查存在本質區別。

在傳統機制中，指控方需承擔舉證責任，通過國際規則下的辯論程序認定補貼事實。但FSR采用的是“有罪推定”模式。

這種調查方式已超出正常商業監管范疇，實質上構成了對企業商業秘密乃至國家相關信息的強制索取。中方將其定性為“不當域外管轄”，在法律層面確立了對抗性立場。

進入2026年，歐盟對華限制性立法進一步升級。一是《網絡安全法》修訂草案（CSA2），創設“存在網絡關切的第三國”與“高風險供應商”概念，將限制范圍從5G通信擴展至能源、交通、金融、半導體、自動駕駛、云服務等18個關鍵行業，并設定36個月的“存量拆除期”。

據歐盟中國商會與畢馬威聯合評估，若該法案通過，未來五年歐盟自身經濟損失可能高達3678億歐元。

二是3月正式出臺的《工業加速法案》（IAA）。面對制造業占GDP比重從2000年的17.4%下滑至14.3%的現實，歐盟并未選擇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競爭力，而是設置了極具保護主義色彩的門檻。

新能源產業參與歐洲公共采購或獲取補貼，須滿足60%至70%零部件為歐洲制造；對單一非歐盟國家依賴度超過40%的關鍵零部件，在招標中直接扣分。

此外，赴歐投資的中企被要求必須合資、設立研發中心并與本土企業共享技術，高管和技術骨干須雇傭足夠比例的歐洲人。

這些措施的共同特征在于，以“規則”之名行壁壘之實，將市場準入與技術轉讓強制掛鉤，本質上是以行政手段實現產業保護。

觀察歐洲對華政策，常給人一種“精神分裂”的印象。各國領導人訪華時強調“戰略自主”與“反對脫鉤”，回國后歐盟委員會卻加速推進限制性法案。

這種分裂源于歐洲獨特的雙重權力結構。

一方面，朔爾茨、馬克龍等成員國領導人代表的是“主權”層面的現實利益。俄烏沖突后，歐洲失去俄羅斯廉價能源供應，重工業面臨去工業化壓力。德國車企、化工巨頭若要維持生存，離不開中國消費市場和新能源供應鏈。他們的務實態度背后，是真實的經濟焦慮。

另一方面，馮德萊恩及歐盟委員會代表的是“盟權”層面的官僚體系。這一體系在過去幾年中與美國民主黨及建制派深度綁定，意識形態色彩濃厚。

更關鍵的是，如果主權國家均與中國開展正常經貿合作，歐盟作為超國家機構的協調與管制權力將被架空。因此，歐盟官僚體系有強烈的動機通過制造“外部威脅”來強化自身權威，將各成員國經濟主權集中于布魯塞爾。

這解釋了為何歐洲企業界反對聲浪越高，某些反華法案推進速度反而越快，其本質并非單純的對華遏制，而是歐盟內部權力集權的工具。

歐盟近期對華政策的激進轉向，還有更深層的地緣政治考量。過去數年，歐洲之所以能在中美博弈中獲得顯著的“統戰價值”，恰恰建立在雙方持續對抗的前提之上。

美國需要歐洲在技術和地緣層面配合其戰略，中國則需要歐洲作為打破美國封鎖的突破口。歐洲左右逢源，獲取了大量外交紅利與戰略溢價。

但特朗普的訪華改變了這一格局。特朗普作為極端實用主義者，其外交邏輯摒棄了意識形態包袱，聚焦于直接利益交換。

中美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設立貿易理事會與投資理事會，意味著雙方在非敏感領域進入階段性穩定期。

這種“停戰協議”對中美各有利弊，但對歐洲卻構成了結構性沖擊。一旦中美在關鍵領域實現某種程度的協調，歐洲不僅將失去統戰價值，甚至可能面臨被“端上餐桌”的風險。

特朗普對進步主義價值觀的厭惡，與歐盟作為該價值觀大本營的定位形成鮮明反差。在中美關系階段性緩和后，特朗普政府完全可能將注意力轉向歐洲，要求其承擔更多防務開支、接受更多美國商品，甚至在產業層面遭受更直接的擠壓。

美國債臺高筑，急需外部資源輸血，在無法從中國獲得足額讓步的情況下，歐洲成為最顯眼的選項。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理解歐盟為何明知保護主義法案將造成巨額經濟損失，仍要強推到底。

其核心邏輯在于，通過主動制造中歐緊張局勢，向美國國內的反華鷹派、軍工復合體及建制派傳遞信號，“歐洲正在與中國對抗，已斬斷后路，美國不應在此時與中國緩和”。

這是一種典型的“弱者綁架強者”策略，試圖以自傷方式迫使美國維持對華強硬路線，從而保全歐洲自身的戰略地位。

面對歐盟持續升級的限制性措施，中國此前的應對以談判與克制為主，核心考量在于集中資源應對美國壓力，同時維護中歐經貿基本盤。但事實證明，歐洲的某些勢力將中國的戰略耐心誤讀為軟弱可欺，認為中國不敢兩線作戰，因而得寸進尺。

特朗普訪華后中美關系的階段性穩定，在戰略層面為中國解開了手腳。當主要外部壓力獲得一定緩解，中國自然有必要對歐盟的越界行為作出清晰回應。

司法部第5號公告的意義，首先在于國家以法律形式為企業兜底。過去中企在海外面對調查時，往往只能單獨應對；如今國家明確禁止配合歐盟的不當域外管轄，實質上建立了對等反制的法律基礎。

這一舉措徹底打破了歐盟“既要市場準入、又要技術轉讓”的幻想。沒有中國完整的供應鏈與核心技術支撐，歐洲本土新能源產業連融資都成問題。法國光伏初創公司Carbon近期放棄17億歐元建廠計劃，正是這一現實的注腳。

更深層的信號在于，中國正在重塑中歐關系的底層邏輯，合作的大門始終敞開，但地緣政治綁架與規則勒索絕無可能奏效。

當歐盟試圖以19世紀的殖民思維處理21世紀的經貿關系時，必須明白一個基本事實，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歐洲既未誕生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互聯網巨頭，也未在新能源與人工智能領域占據引領地位。以規則制定權彌補產業競爭力的不足，終究難以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