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自認為高貴的日本人，為何在西方人眼中是非人的野獸？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本民族的宗教意識認為，他們是所謂“天孫民族”，即古代日本神話中諸神繁衍成為日本人。這種用于凝聚民族意識的方法，幾乎適用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只不過有的純粹是將其作為神話，不是在每一件政治、外交乃至軍事事件發生時都要拿出來標榜自身正確或優秀的“萬能道具”。

日本人當真可以隨時將這套“神之國度”“天孫民族”的招牌抬出來，并把自己感動得淚流滿面。而二戰前這已經成為一種“絕癥”。

1、吹出來的“高貴”

日本“大政翼贊會”1942年2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作者就是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大政翼贊會”研究局負責人藤澤親雄。日本人特地向外國提供了這本小冊子的英文版，叫作《偉大的神道教凈靈儀式和日本的神圣使命》。藤澤親雄首先宣稱日本天皇體現了一種旺盛的“宇宙生命力”，然后氣定神閑地稱日本這個太平洋上的島國是人類古代文明“真正的搖籃”。

他認為有很多語言學和考古學證據可以證明，曾經存在各國史書都沒有記錄的史前“全球家庭體系”，而日本在這個體系中就是高貴的“始初之地”，其他被公認古代文明源頭的地方，包括巴比倫、埃及和中國，是所謂“日本文明之分支”。

通過其他一些偷換概念的手法，藤澤親雄還提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蘇美爾文明也來源于“御上”，日本天皇創造了這個距離日本萬里之遙的古文明。如果讀者有足夠的耐心看下去，還能看到“想象力豐富”的作者將日本以及整個宇宙“精神”都歸結于天皇一年兩次舉行的盛大“凈靈儀式”，而目前這場戰爭相當于一次驅除世界上所有道德污穢的“凈靈儀式”。

藤澤親雄以及“大政翼贊會”中的狂熱幻想家們，認為世界秩序就應該是一種“從根本上垂直的秩序”，符合“完全一致與和諧”的家長制模式。“國與國一律平等”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才是離經叛道。自然，日本和天皇被敬奉為這個“全球家庭體系”的一家之長，而其他國家就只能充當“子女”，臣服于日本的統治。藤澤親雄還大肆鼓吹在戰爭“勝利結束”之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文化最終必定會感激日本，因為日本在世界上建立了“正義秩序”。

藤澤親雄以一種自我感動的腔調高喊日本正在進行的戰爭是反對以英、美為首的西方的“圣戰”，其他國家和民族應該“感激”日本付出血汗來進行這場戰爭。藤澤親雄認為“中國人、印度人和猶太人的古代儀式都來源于日本帝國的凈靈儀式，因為日本毫無疑問是人類所有種族的神圣發祥地”。

藤澤親雄這樣的“理論家”通常把“大東亞戰爭”描述為一場恢復臆想中的“古代美德”的戰斗，而他在京都帝國大學的“京都學派”同事，則認為日本正在進行一場“超越現代，面向未來”的戰爭，目的是建立全新的、未來型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說，目的不是將世界推回到曾經完美的過去，而是推進到一個完美的未來。

從日美開戰前不久，一直持續到1943年，這個“京都學派”的諸多學者通過一系列論文和研討會到處宣揚他們的觀點。他們的論證看上去至少不像藤澤親雄的宣揚那么情緒激動、語無倫次。這些學者極少提過宗教儀式和古代日本的什么傳統，相反，執著于念叨一些空泛而模糊的名詞，如“持久的全面戰爭”“生存空間”“建立新秩序的永久任務”。但“京都學派”也明確表示將會推動日本上升為指導全球的“世界歷史種族”。

所以，和所有日本民族主義者一樣，“大東亞戰爭”對這些看似保有基本現實主義邏輯的學者而言，仍是一場必須由日本獲勝的“圣戰”，是為實現“大和民族神圣目標”而進行的終極大戰。這些學者其實知道，天皇在日本歷史上曾經是虛弱的傀儡，在日本武家社會的大部分時間中，天皇乃至整個皇室被認為無足輕重。日本是在進入近代才將天皇打造為“人間之神”，但真相是日本依照其悠久的傳統，存在著一群“神靈”。日本的“神靈”包括天皇本人，也包括陸軍和海軍的將軍，包括財閥巨頭，甚至連看上去頭銜并不那么大的“昭和參謀”群體，都掌握著猶如“作惡之神”般肆意妄為的權力。而作為一個整體，日本民族則將自身看作“大東亞之神”，是天賦使命必要統治整個亞洲、“凈靈”整個世界的優秀民族。

明治時代日本的指導者立刻從祖先信仰、祖先神話及一村一家延伸的觀念出發，制造天皇制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以天皇國家的神圣性和“種族相依”的團結來宣示日本民族的獨特，在現實中則通過大規模對外戰爭的勝利，刺激民族自信心提升。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天皇崇拜在日本取得中日甲午戰爭勝利之前，其實沒有能夠在民眾的“心靈中扎根”。

但在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接連獲勝后，日本形成對亞洲周邊國家的優越感，從而彌補日本人面對西方的劣等感。從建設一個“不被西方蔑視的強大國家”出發，鼓吹“脫亞入歐”，以日本得以躋身列強行列，來滿足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這種方式更多將民族自身的價值寄托于一種臆想的來源，即天皇及其國家的神話和種族血統的一致。

2、偽造的“神話”

為了宣揚日本“指導亞洲”的使命感，日本政府絞盡腦汁，使用最新技術，不惜工本。很有代表性的是寫真雜志FRONT，其制作之精良、照片拍攝水準之高，至今傳為攝影界的一個“神話”。日本在戰時就已經是攝像機制造先進國家，到戰后出現數碼相機“一統天下”，都離不開當年這本FRONT寫真雜志的“先鋒”功勞。

其照片拍攝者都是日本頂尖的攝像師，而且每一頁的版面都是精心設計的。拍攝的對象主要是進軍海外的日本陸海軍士兵，還有他們駕駛的戰斗機、軍艦等，拍得威武雄壯，充滿“天降正義之師”的意味。FRONT雜志出版方是“東方社”，規模并不大，背后的主導者就是陸軍參謀本部。過去有陸軍參謀本部的武官在其他國家——主要是在納粹德國——見到了軍方進行海外宣傳所用的寫真雜志，受到刺激，為了“向海外弘揚日本國威”，動起了搞雜志的念頭。

陸軍參謀本部于是聯手內閣情報部，找來“白手套”搞了這個“東方社”，提供極為豐厚的資金，并且在戰時條件下做到物資調配有求必應。進入太平洋戰爭之后，日本政府要求民眾必須節約，一張紙也要反復使用，但是“東方社”的所用奢侈物資全部被歸類為“軍事需求”，印刷用紙和油墨全部都是最高檔的。而FRONT寫真雜志主要是提供給海外市場，特別是歐美國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仍然在一些中立國家銷售。它就是為了向日本的友好國家、被日本占領的國家以及正在與日本作戰的國家進行夸耀而制作的，當然必須不惜工本。FRONT的創刊號是“海軍號”，高質量A3紙印刷后裝訂，為了海外發行需要，有15種語言。日本國內出版界人士看到這本FRONT，無不驚愕：“到這個時候了，居然還能做出這樣的雜志?”

到了戰爭后期，篡改技術也開始用上了。例如雜志上一架零式戰斗機的照片說是在“南洋”上空飛行，但實際上就是對著沖繩島上空先拍了照片，然后將零式戰斗機的身姿嵌入畫面中。這么做的原因當然是前線戰局已經不允許攝影師去拍照了。

FRONT中的每一頁，都在向世人彰顯戰時日本想向全世界傳達日本人是怎樣看待自己的，日本的野心有多大。FRONT一共制作發行過10期，直至1945年火燒東京之役，令其無法再進行制作。

3、病態的獸行

進入1945年，開始在天上散布“死亡火雨”的是美國轟炸機隊，因此整個日本都在罵“英美鬼畜”。但問題在于，戰局一步步向前推進，自認屬于“指導種族”的日本人面對軍事上的失敗，身為“人間神”的天皇將要對一個粗鄙的美國將軍點頭哈腰，天皇帳下林林總總也頗有“神之傲慢”的將軍、參謀、政客都有被送上斷頭臺的可能。

怎樣才能讓一個深陷種族主義的民族承認戰敗的事實，承認他們自明治維新以來都生活在彌天大謊之中?

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席卷世界的經濟大危機和日本政界頻繁的刀光劍影之下，以“國體明征運動”為先導，一批日本右翼知識分子開始大力宣揚所謂“國體之本義”，著手重建“皇道”意識下的“日本學”。以從事日本哲學宗教研究的西田幾多郎、高山巖男等為中心形成的“京都學派”，從理論上將“日本神國論”推向極致。

在鼓吹并向國民灌輸日本民族優越論的同時，配合軍部統治集團“純化”日本文化，以排斥英美為國策，極端強化國民對天皇國家絕對服從和效忠的意識形態，將全部價值觀導向從屬于以天皇名義發動的“大東亞圣戰”。

就算不談“國體明征運動”，僅從東條英機在1944年不流血而卸任就認為日本是“戰時民主國家”，實在是貽笑大方。實際上，高度專制的政治體制本身將日本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主義推向了極端，最終與世界性法西斯主義浪潮合流，給亞洲許多國家和人民都帶去了巨大的災難。

作為一個整體的日本民族在1945年接受投降戰敗的事實，令人不可思議，因為在戰爭期間，絕大多數日本兵在面臨必死狀況時不愿投降，絕對效忠天皇的觀念使他們根本無法接受投降。日本人對于整個世界表現出的仇恨，在戰爭期間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至于當東京被燒毀時，美國國內幾乎聽不到抗議的聲音。

私下里，一些美國人承認美國對日本的作戰戰略存在道義上的“模糊”，有可能使美國在戰后成為被指責的對象。例如在1945年6月中旬的一份機密備忘錄中，麥克阿瑟將軍的主要副官之一，陸軍準將邦納·費勒斯，將美軍對日本的大規模空襲描述為“歷史上針對非武裝人員最殘酷、最野蠻的殺戮之一”。但類似的想法很少在公開場合表露。

1946年，盟軍檢察官們在早已變成一片廢墟的日本首都東京組織國際法庭，指控日本領導人發動了這場對“男人、女人和兒童”的大屠殺戰爭，他們并沒有感覺到有什么諷刺的意味。

毫無疑問，以“神靈”自居的日本人，在它的敵人甚至在它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前盟友中播下了死亡和強烈憎恨的種子。對中國軍民的大規模屠殺和對中國城市的無差別轟炸只是對這種仇恨的第一次大規模播種。

在隨后幾年中，日本人似乎常常有意實施扭曲的病態暴行，并以一種讓人毛骨悚然的方式進行炫耀。例如，一些日本報紙在1937年底繪聲繪色地報道了兩名日本軍官在南京進行“百人斬友誼比賽”，看誰先用手中的軍刀砍下100個中國人的頭顱。

日軍在香港街頭強奸和殺害尼姑，或在馬來半島將受虐至死的英國人尸體掛在樹上，或對在朝鮮和日本的老傳教士施加水刑，然后遣返他們，讓他們回去講述自己的經歷。對于中國人而言，日本人的殘暴不需要進入全面抗戰以后進行再認識，1937年之前的“旅順大屠殺”“五卅慘案”“濟南慘案”早已將日本人的形象固化。但是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后，西方國家對于日軍駭人聽聞的暴行第一次進行了“濃墨重彩”的宣傳，而過去西方人傾向于對于這個東方帝國的暴行視而不見。

4、西方的觀感

此時西方強調，日本人完全是一個具有兇殘本性的民族，媒體指出日軍的暴行分為幾大類:大規模屠殺平民、虐待和殺害戰俘、習以為常的酷刑、強迫勞動與用致命醫學實驗形式進行有組織的“人體試驗”謀殺。最后一類犯罪行為，在日本本土發生得不多，主要是1945年在九州帝國大學，但在中國東北的規模相當大，相關人員組成了臭名昭著的“731”惡魔部隊。戰爭結束一段時間后，這一戰爭罪行才得到曝光。相比之下，其他種類的暴行早已廣為人知。

日本人的暴行在1945年達到頂峰。1945年初，美軍登陸菲律賓呂宋島，日本陸軍絕大多數退往北部山區打算固守，日本海軍陸戰隊拒絕投降和交出這座城市，于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城遭受可怕的屠殺。全城共有近10萬人喪生。最殘酷的一樁暴行發生在日軍設置最后防線的舊城區，日軍對關押在天主教堂內的近千名菲律賓人質大肆殺戮，僅僅是為了在自己死前多殺幾個人。1942年從巴丹半島逃出來，后來和麥克阿瑟一起返回菲律賓的著名編輯羅慕洛，描述了在返回時，驚恐地發現馬尼拉已變成“黑暗、搶劫一空和散發著臭氣”的人間地獄。

他用顫抖的筆描繪見到的場景：

“死尸和受盡酷刑者的一座城市......我看到昔日的鄰居和朋友，他們遭受酷刑的尸體被堆在馬尼拉街道上的尸堆上。他們的手被綁在背后，身上到處是刺刀劃過的印痕。一名曾經和我兒子在同一所學校上學的女孩一言不發地抬頭看著我，她年輕的身體上布滿了刺刀縱橫劃開的傷痕。我看到了神父、婦女和兒童的尸體，還有被日本人挑在刺刀上玩弄至死的嬰兒。幸存者告訴我們，這些都是失敗后瘋狂殺戮的日軍所為。”

全世界再次面對日本帝國的刺刀留下的恐怖痕跡，這一次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資料。

在亞洲各國的血泊之中，西方認清了日本極端民族主義或者說“大和種族主義”的真面目。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的士兵很快形成了一種觀念，他們碰到的日本軍人極度危險，必須毫不留情地殲滅。美國陸軍194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以上的美國士兵堅信為了和平可以殺光所有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少。太平洋戰場上的美國士兵常常認為，他們殺日軍就像“消滅頑固不化的害蟲”。在戰后回憶錄中，戰地記者經常提到美國大兵對打死日本人沒有愧疚感。

同盟國士兵將在面對面廝殺的戰場上的所見所聞傳達回祖國，首先是在東南亞與日軍死斗的澳大利亞士兵。澳大利亞報紙常常使用惡劣的詞匯描繪日本人。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領導人的臉最常出現在政治漫畫中，以此來表示戰爭是為了反抗敵國的獨裁統治者，而不是人民。然而，描繪日本侵略者的海報上偶爾會出現東條英機或天皇，大多數情況下出現的“日本人”，有著公式化“亞洲賤民”特征，身材矮小，有框眼鏡，面部表情虛偽、狂妄。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日本人經常被描繪成非人的野獸。美國《時代》雜志的某期封面就有一幅漫畫，里面的日本士兵就是戴著頭盔、扛著槍的黑猩猩，用尾巴掛在樹上，打算在美軍士兵背后下“黑手”。到了戰爭結束階段，美國報紙告訴公眾大規模轟炸日本城市，乃至投放原子彈，是征服這個遠東“兇殘敵人”的最有效且合法、合適的方式。美國公眾強烈要求對可憎的日本人施加最嚴厲的懲罰。大規模燃燒彈轟炸已經對日本造成了大規模殺傷的效果，但顯然只有“蘑菇云”才讓美國民眾滿意。

對于日本和美國來說，電影都是鼓動國內民心士氣的最佳工具。日本拍攝“戰意昂揚映畫”的同時，美國通過電影對日本發出控訴。

1944年，《紫心勛章》公映，這是第一部明確描述日本人虐待美軍戰俘的美國電影。1942年6月，杜立特轟炸機隊空襲東京，不少美軍飛行員被俘，10月，日本對被俘美軍飛行員實施“懲罰”，日本政府聲稱杜立特空襲造成了近50位平民的死亡，其中包括一座很容易辨識紅十字標識的醫院中的病人，以及用機槍故意掃射學校學生。日本政府對這些美軍飛行員“冷酷與非人道行為”進行譴責，日本新聞媒體將“獸性”“邪惡”“瘋狂”“非人道”“喪失所有人性”等詞甩在美國飛行員身上。

《紫心勛章》的最后，一位被判處死刑的美軍飛行員發表了一段令人難忘的預言：

“美國人的確不太了解你們日本人，從來都沒有了解過，但現在我意識到，你們對我們的了解更少。你們可以殺死我們--殺死所有人，或者一部分人。但是，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做就可以把對上帝的恐懼強加給美國，使美國人不再派飛行員來轟炸你們，你們就錯了--大錯特錯!美國人將使你們的天空變成黑色，將你們的城市夷為平地，讓你們雙膝跪地請求憐憫。這是你們的戰爭——你們想要的戰爭——你們索取的戰爭。現在你們將會得到它——直至你們這個骯臟的彈丸之國從地球上抹去，這場戰爭才會結束!”

因此，到了1945年這個最終對決年份開啟的時候，日本面對的不僅僅是一支無比強大的，將從空中、海上發動毀滅性進攻的盟國大軍，這支軍隊后面還有數億敵對的民眾，他們推動華盛頓的政客下令采取一切毀滅性手段進攻日本。因此，當白熱化的戰斗在塞班島、沖繩等地展開，當地民眾就算是自殺，也不能當俘虜，因為美軍會用最殘酷的手段對待他們。

在經常被援引的1944年12月美國進行的民意調查中，有一個調查問題是“你認為戰后我們應當如何將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對待”，有13%的回復者希望“殺死所有日本人”，33%的人支持日本不再作為一個合法政體而存在。同一項調查還針對德國問了同樣的問題，但刪去了殺死所有德國人的選項，結果是34%的美國答題者希望德國不再作為一個國家存在。

正如經歷1945年那些殘酷戰斗的美國士兵承認，他們的目標已變為殺死日本人，而不只是簡單地獲勝。戰爭結束后，仍然有數量驚人的美國人對日本在投擲原子彈后迅速投降表示遺憾。1945年底，在美國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22.7%的受訪者希望美國在“日本投降之前還能有機會使用更多原子彈”。

對于那些有歷史知識的西方人來說，公元前146年被古羅馬軍隊攻陷并夷為平地的迦太基城，可以作為即將到來的“日本終結”的參照模板。羅斯福總統的參謀長威廉·萊希海軍上將，1942年9月在記者面前公開將日本稱為“我們的迦太基”，他的意思是美國“應該繼續作戰，直到徹底摧毀日本”。

威廉·萊希海軍上將不會站在第一線殺向日本，但“蠻牛哈爾西”就是負責做這件事的。威廉·萊希透露自己是海軍上將哈爾西的名言“殺日本鬼子，殺日本鬼子，殺更多的日本鬼子”的信徒。他呼吁“差不多徹底消滅日本人這個種族”，他的理由是“這是關于哪個種族將生存下去的問題，白人文明正處在危急關頭”。

羅斯福總統的兒子艾略特·羅斯福在1945年也曾對記者說，美國應當毫不留情地繼續轟炸日本，“直到我們將日本大約一半的平民人口消滅”。

美國向廣島投擲原子彈的幾天前，媒體引用海軍中將阿瑟·雷德福的話：

“日本佬一直在招惹我們的進攻，他們很快就會得到報應。日本將最終成為一個沒有城市的國家——日本人將成為一個流浪民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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