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1943年，貴陽，某處壯丁收容所。
蔣夢麟走進去的時候，里面坐著一批廣東來的壯丁。
他走過去，問其中一個：你們從哪里出發的，出發時多少人？
那個人抬起頭，臉是浮腫的，眼睛是空的。他說：我們從曲江出發，出發時七百人。
蔣夢麟問：現在呢？
那個人說：現在只剩十七個了。
七百，到十七。不是打仗打沒的。
就是走沒的。
【一】七百人出發，十七人到了
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校長，抗戰時期兼任國民政府紅十字會會長，滿中國各省跑，看的東西比任何人都多。
那七百變十七的數字，他沒有評價，就在回憶錄《西潮》里原原本本放著。
但那不是貴陽一處，不是廣東一批。
從廣東到貴陽，那些壯丁是被繩子串起來走的。一根粗麻繩，從這個人的脖子穿到下一個人的脖子，十幾個人一串。押送的士兵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就像押解犯人一樣押在前后左右。晚上睡覺，門窗緊閉，身上帶的現金和便衣全被收走了。
為什么要這樣？因為怕他們逃跑。
逃跑本來就是難上加難，但跑掉的代價太大，所以寧可把人當牲口關著。這樣一來，走著走著，就死了。死了，就扔在路邊，沒有人管，就那么放著。
蔣夢麟說，他親眼看到那些收容所里，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地里，大小便都沒有行動自由，動一下就挨打。吃的東西"少而粗劣，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他自己估算，最終合格入伍的壯丁，"只四分之一"——有的地方，恐怕"不及百分之十"。
也就是說，大多數壯丁，連戰場都沒到，就已經死了。
而這，只是貴陽一處收容所看到的一個批次。
抗戰八年，全國一共征了多少壯丁？國民政府官方的說法是1392萬，有研究者認為真實數字接近2000萬。蔣夢麟把這個情況擺在他熟悉的國軍高級將領面前，說依他估算，八年全面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不少于一千四百萬人。
那些將軍們聽了，怎么說？
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只會多，不會少。
先記住這句話，后面還要回來。
【二】這些話，都是他們自己說的
這件事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放到今天來看，仍然讓人脊背發涼。
不是對手在揭發，不是后世學者在翻舊賬，是他們自己人說的，留在了他們自己的檔案和日記里。
軍令部有一封電文，摘錄了某位國軍團長的話。團長說，他們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是營養不良，那胖子呢——團長說，那胖子也不是真胖，是浮腫。整個團，每天都在死人，最多的時候一天死二十多個，死的都還沒上戰場。
這是軍令部自己的檔案。
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在日記里記過，1942年，福建省的一個師管區給他發函，說閩省征兵極為困難，已經收進營的壯丁，逃亡的差不多占到總額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根本抓不回來。
白崇禧，國民政府的軍事副總長，1942年在一次內部講話里估算過，當時國軍各師，每個月逃兵最少三百個，多的五百個，一個師一年就要跑掉三四千戰斗兵。
第26軍軍長丁治磐，1943年在日記里寫：民國三十一年，全國征壯丁一百萬，逃跑的占六成，病死的占三成，其余的才算真正到位。他還在另一處寫，抗戰以來總共征了七百萬人，連年逃亡達到半數。
也就是說，在這些人自己的內部記錄里，征來的壯丁，走的走，病的病，死的死，最后真正上了戰場的，始終只是一小部分。
然后是程澤潤的案子。
程澤潤是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役署署長，1944年7月，因役政腐敗、壯丁大量死亡，蔣介石將其槍決。這事有明確記載，不是外界傳言。蔣介石親赴收押營地，當場撞見稅警團軍官虐待壯丁，壯丁骨瘦如柴的慘狀讓他震怒，當場痛打程澤潤，隨后下令槍決，以儆效尤。
按理說，署長被槍決了，役政總該有所改變。
然而兵役署視察室有統計，僅1942年2月到1944年2月這兩年，全國的兵役違法事件就超過兩千件——還注明"實際上還不止此數"。
程澤潤死了，兵役違法案件還在以每年超過一千件的速度發生。
這說明什么？
說明問題不在程澤潤這一個人。那套東西，是從上到下一起在轉的。
【三】一個壯丁，值多少錢
要搞清楚壯丁為什么死這么多，得先搞清楚一件事：一個壯丁，被抓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是一堆可以被分食的利益，而不只是一個活人。
征一個壯丁，朝廷原定給兩塊銀元的征集費，用來付路上的伙食。
兩塊銀元在當時不多，但按照物價，餓不死人還是夠的。
結果到了壯丁手上，只有三毛。
剩下的一塊七，在從鄉里到縣里到師管區這一路上，被層層吃掉了。
鄉保長那一關，就先扒一層皮。征兵本來應該抽簽，"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獨子免征"，實際上規則形同虛設。
有錢的人家找鄉保長打點，名字根本不進征兵名冊。沒錢的，就算是獨子，一樣抽。各縣湊兵額的主要方式，是鄉鎮保長賄買替人，換句話說，就是把窮人的兒子賣給部隊，換錢。有人因為這個發了財。
四川敘瀘師管區的司令周建陶，任內一年多，靠這個賺了十萬多銀元。另一個叫趙璣的，僅買賣壯丁名額不到半年，就撈了七千多塊。
過了鄉保長這一關，進了縣里的押送隊伍，又是一關。
那些押送壯丁的軍官，把壯丁當貨用。從四川運到云南，途中要扛東西。敘瀘師管區有兩個補充團團長，利用到云南交兵的機會，走私兩萬斤川鹽，全部讓壯丁肩挑背馱，一路馱到交接地點。
壯丁的棉衣，是另一條財路。制作棉衣的布料，你扣幾尺，我扯幾斤棉，到發下來的時候，衣服又短又薄。
到了訓練營，開始吃空額。部隊里歷來有喝兵血的傳統，把應該發給士兵的糧餉吞掉一部分，報給上面的名冊和實際在營的人數不符。空額，是營中各級長官的固定收入。
所以你看，一個壯丁被抓的那一天，圍繞他就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利益鏈。從鄉保長到押送官到訓練營長官，每個人都從他身上提取了一份。
他活著的時候，他的口糧就已經被人扣了。
他要是死了，死亡就不需要入賬，空額反而多了一個名額，繼續賺。
死了，反而方便。
這才是壯丁大批死亡背后真正的邏輯——不是管理失當，不是條件艱苦，而是這套系統的每一個參與者，都有理由讓壯丁少吃一點、多死幾個。
一個活人，從被抓那一刻起，就是豬。
而且是一頭從頭到尾都有人在刮油水的豬。
【四】那條繩子的兩端
1944年，是抗戰最難熬的一年。
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就是中國人習慣說的豫湘桂大會戰。
51萬日軍，從河南一路打下湖南、廣西，歷時八個月，打穿了半個中國。國軍損兵50余萬，丟失了146座城市，4個省會，36座機場，6000多萬百姓淪于日軍鐵蹄之下。日軍一度打到貴州獨山，距離重慶直線距離不足500公里，國民政府已經在準備二次遷都入藏的方案了。
就是這一年，前線的窟窿需要人來補。
問題是，人從哪里來？
四川的配額，1944年從每年兩千壯丁漲到了四千五百，1945年又漲到六千。各省層層加碼，一邊是前線的大潰敗要補充，一邊是各級官員從中截留的早已是半數以上。
加倍征，再加倍死。
而就在這一年，在被日軍和克扣雙重消耗的國軍中，某一段公路上，某一個押送隊里，又有一批壯丁被一根繩子穿在一起，朝著他們不知道在哪里的目的地走。
四川某縣的壯丁隊里，有人開始數：一排的隊伍，出發時多少人，走了多少天，現在還剩多少。
用不著等到戰場，在路上就已經開始減少了。
病死的，打死的，累死的，跌進山谷的，喝了泥水爛了腸子的。
每少一個人，押送軍官那里就少了一份要上交的口糧，卻又多了一個可以繼續填報的空額名字。
而就在那些壯丁死在貴州山道上的同一年，在昆明城里，有一個人坐在書房里，把一個數字寫進了他的回憶錄。
他是國民政府紅十字會會長，走遍了全國的收容所和中轉站，看過了最多的壯丁，也收容了最多的尸體。
他把那個數字寫下來，然后把這個數字說給了國軍的將軍們聽。
將軍們的反應，比那個數字本身，更讓人窒息。
而當他把這一切寫進書稿的那一刻，他大概已經清楚：這本書，將會在很長很長的時間里，不被人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