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骨灰盒比我想象的輕。
紅木的，燙金的字，兩只手捧著，走過停車場的時候，風把紙錢的灰吹到我臉上，我沒有躲。
她走在我左后方三步的位置。
我沒有回頭，但我知道她在看手機。
01
2014年11月，父親確診的那個星期四，我是在開會的時候接到電話的。
主任正在講四季度的數據，我看了一眼來電顯示——父親手機號——按掉了。
開完會走出會議室，再撥回去，接電話的是護士，說家屬現在方便來一趟嗎，醫生有些情況要跟家屬說。
我站在樓道里聽完，掛了電話，又站了大概兩分鐘。
窗外是十一月的天，灰的。
我當天下午就趕去了醫院，父親坐在病床上，穿著他那件洗了很多年的灰色秋衣，手背上貼著針頭的膠布。他看到我進來，第一句話是：
"你吃飯了沒有？"
我說吃了。
沒吃。
醫生把CT片子夾在燈箱上，指著一塊陰影，說了很多專業名詞，最后說，目前建議保守治療，積極配合的話，時間或許能再爭取一爭取。
父親問：爭取多久？
醫生頓了一下，說：因人而異。
父親沒有再問。他把手放在膝蓋上，點了點頭，像是在接受一個他早就預料到的答案。
我那天晚上才回的家。蘇晴還沒睡，坐在沙發上，面前放著一杯已經涼了的茶，手機屏幕亮著。
我把外套掛上，說：
"我爸確診了，肺癌，三期。"
她抬起頭。
"嚴重嗎？"
"醫生說爭取一下。"
她"嗯"了一聲，把手機放到茶幾上，說：
"那你這段時間可能要多跑醫院了。"
我沒有說話。
她接著說："要不要跟公司請個假？"
"先看看。"
她點點頭，又拿起了手機。
我去廚房倒了杯水，靠著櫥柜站著喝完。
廚房的日光燈有一管快壞了，閃了兩下，穩住了。
我和蘇晴結婚六年，那六年里我們吵過架，冷戰過，也有過很好的時候。
但那個晚上，我第一次有一種感覺——不是憤怒，不是委屈，是一種類似于認清的東西。
像是霧里的路，燈亮了一下，你把前面看了個清楚，燈又滅了，但那條路的樣子已經記住了。
接下來那幾個月，我基本上每周要去醫院兩到三次。
父親化療，掉頭發，吃不下東西，體重從138斤掉到了112斤。
我買了一個保溫桶，每次去之前，先去他樓下那條街的面館，讓老板把湯單獨打包，再打一份他以前愛吃的炸醬面，用兩個袋子提著，走二十分鐘到醫院。
面到了那里通常已經坨了。
父親說好吃。
我看著他吃，他吃得很慢，每次只吃幾口，碗里還剩大半，就放下筷子，說夠了。
夠了是多少。
我沒問。
蘇晴去過醫院兩次。第一次是剛確診后的那個周末，我們一起去的，她給父親帶了一箱牛奶和一袋橙子，父親說謝謝，她說不客氣，然后坐在病房椅子上，拿出手機，說你們父子倆說話，我不打擾。
她坐在那里，但她不在那里。
第二次是三個月后的春節，我們去病房陪父親過了除夕，她幫忙把醫院食堂買回來的餃子在微波爐里熱了一下，盛好，放在父親的小餐桌上。父親說謝謝兒媳，她笑了笑，說應該的。
那頓飯，父親吃了六個餃子，我吃了十幾個，苴晴幾乎沒怎么吃，說她午飯吃多了，一直在看手機。
父親問她：
"最近工作忙？"
她說：
"還好，就是有個項目趕得急。"
父親點點頭，不再說話了。
我給父親夾了一個餃子，他擺擺手，說不用，我說多吃一點，他說真的吃不下。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嗶嗶叭叭的，斷斷續續，持續了很久。
父親靠著枕頭，眼睛看著窗戶，沒有說話。
我記得那個夜晚的病房是黃色的燈，走廊里有護士推著小車經過，輪子在地板上發出一種均勻的聲響。
父親的手放在被子上，我坐在床邊，離他大概有半米，覺得那半米有一點遠，但沒有動。
蘇晴低著頭，手機屏幕的光打在她臉上。
2015年6月17日，父親去世，凌晨三點二十二分。
我是在醫院陪著他走的。
苴晴在家，第二天早上六點多我打電話給她，她接了，聽完，說：
"我馬上過來。"
"不用了，我處理完就回去。"
電話里沉默了幾秒。
"那你……照顧好自己。"
我"嗯"了一聲，掛了電話。
護士推來了一輛平車。
父親就蓋在白色的床單下面，我看著他被推走，推過那個轉角，消失了。走廊的燈是冷白的，比病房亮，亮得有點刺眼。
02
葬禮定在6月21日，星期天。
從6月17日到6月21日，這四天我幾乎沒有睡覺。
聯系殯儀館，聯系父親的舊同事、舊鄰居，訂花圈，寫訃告，挑遺像——父親留下來的照片不多，我翻了兩個舊相冊，找到一張他五十八歲生日那天照的，穿一件藍色的襯衫，對著鏡頭笑。
我把那張照片交給沖印店的時候，店員問：
"要邊框嗎？"
我說：
"隨便，素一點的。"
那四天蘇晴在家，做了兩頓飯，我有一頓吃了，有一頓忘了。
她問我要不要幫忙，我說不用。
她沒有堅持。
葬禮那天早上七點半，我們打車去殯儀館。車上，她把頭靠在車窗上，手機拿在手里，沒有說話。我坐在她旁邊，看著窗外的路。那條路我以前走過很多次，有一段在修，用藍色的鐵皮擋著，地上是碎石子。
殯儀館的前廳很涼，空調開得很足。
父親的遺體已經停放好了。他穿著我給他挑的那套深灰色的中山裝，是我和母親當年給他買的，平時他舍不得穿，壓箱底的，這次穿上了，合身，但領口有一點緊，我伸手給他理了一下。
我在跟父親舊日的同事打招呼，一個接一個，握手，說謝謝您來，麻煩您了，他生前總提起您。
說了很多遍，后來說到嘴皮子有點麻木。
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回頭找蘇晴。
她站在后排靠墻的位置。
低著頭。
我以為她在擦淚，走近了，看清楚了——她在看手機。
屏幕亮著，她的手指在滑動。
我站了兩秒。
沒有走過去。
那是上午十點十七分。我記得那個時間，是因為我當時下意識地看了一眼手表，那是父親留給我的表，黑色表盤，上面的指針指在十和十二之間，十時十七分。
儀式開始了。
主持人說了一些話，我站在遺像旁邊，看著父親照片里的笑，聽著擴音器里的聲音，感覺自己有點飄，像是站在水面上，腳踩不到底。
父親的舊同事李叔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沒說，拍了兩下，走開了。
那兩下讓我緩過來一點。
我沒有哭，我不知道為什么沒有哭。
儀式結束之后，是告別環節，大家依次走過去，在父親遺體旁站一會兒。
我走過去，站在他旁邊，低頭看他。
他的臉上有一層薄薄的妝，讓他看起來比生病之前好了一點，但那不是他。他生病之前的臉是有顏色的，說話的時候眼角會有細紋，笑的時候嘴角往上，很自然。現在那張臉很安靜，安靜得不像他。
我低頭站了大概四十秒。
轉身，找蘇晴。
她還在那個位置，但她已經把手機舉起來了，對著前面，像是在拍什么。
我走過去，沒有說話，把手伸過去，直接把她手里的手機拿走，用手腕的力量摔在地上。
地板是大理石的，手機摔下去發出一聲很清脆的聲響，屏幕朝下。
她低頭看了一眼，又看向我。
"你做什么——"
"出去等我。"
我的聲音很平，平得連我自己都有點陌生。
她看了我一秒，沒有再說話，彎腰把手機撿起來，走向門口。
周圍有幾個人往這邊看了一眼，又轉回去了。
遺像旁邊的香燃著，白煙細細地往上走，到半空中彎一個弧度，散掉。
后來裝骨灰的時候，工作人員把骨灰盒遞給我，兩只手，很鄭重地遞過來。
我接住了。
骨灰盒比我想象的輕。
紅木的，燙金的字，兩只手捧著，走過停車場的時候，風把紙錢的灰吹到我臉上，我沒有躲。
她走在我左后方三步的位置。
我沒有回頭。
車里，骨灰盒放在我腿上，我兩只手扶著，她坐在副駕，手機屏幕亮著——那塊屏幕摔壞了一角，有一道裂縫從左上角斜著延伸下來，她依然在看。
我看著前擋風玻璃外面，那條路，那段修路的地方，藍色的鐵皮，碎石子。
車走過那段，出了市區，進了高架。
我說：
"到了之后，我先把骨灰送回去。"
"好。"
"你回你媽那邊，或者回家，都行。"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她沒有再說話。
我也沒有再說話。
骨灰盒放在我腿上，裝著我父親的所有重量。
03
那年的離婚手續是在8月辦的，6月到8月，這兩個月里，我們又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五十四天。
不是冷戰。冷戰還需要能量，還要消耗雙方的力氣去維持那個溫度。
我們只是平靜。
我買菜，有時候她也買，兩個人在廚房里錯開，不擋對方的路。她晚上回來晚，我已經吃過了，她就自己對付一口，或者點外賣。我們說話，說的是賬單、水電費、她公司的報銷單壓在茶幾上要我簽字。
我簽了。
離婚那天，民政局要我們各帶一張一寸照片，我在家找，翻出來一張三年前照的，那時候臉圓一點，頭發留得比現在長。
我把那張照片夾在身份證后面，她在門口等我，穿一件白色的襯衫，頭發扎起來，看著手機。
窗口的工作人員說，確認一下，雙方自愿，無爭議？
我說，是。
蘇晴說，是。
工作人員在表格上蓋了章，把證書遞過來，兩張，分給我們各一張。
她接過那張證書，折疊了一下，放進包里。
"那我先走了。"
"好。"
她走了。
我在民政局門口站了一會兒，那天是8月7日，早上九點四十分，太陽已經曬得很烈了，地上有樹蔭，我往樹蔭里移了一步。
然后我去了父親住過的那個城北的舊小區。
父親的骨灰放在舊居的一個柜子里，旁邊放著他的遺像和一束干花，那束干花是葬禮上有人帶來的，我隨手放在那里，后來就一直放著。
我在那個房間里坐了很久，沒開燈，夏天的午后光線從窗簾縫隙里漏進來，照出一條斜的光柱，里面有灰塵在轉。
父親養過一盆綠蘿，掛在窗邊，那棵綠蘿我沒來得及帶走，枯了，藤蔓耷拉下來，葉子干縮，但形狀還在。
那天之后，我用了很長的時間，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不是有意重建，是必須繼續。
2015年底，我從原來那家公司辭職，去了一家規模小一些的工廠做技術，離家近，騎車十五分鐘。
工廠里的同事大部分是中年男人，話不多，中午一起在食堂吃飯，有時候下棋，有時候只是坐著。
我在那里待了三年。
三年里，我學會了一件事——怎么在一個地方待著，不去想時間。
2016年秋天，我遇到一個女人，叫周嘉，在工廠附近的超市工作，管收銀臺那塊。我有一段時間每周去那家超市買東西，她每次都會多給我打一張積分，我后來問她為什么，她說：
"你看起來經常自己做飯。"
我們后來在一起，在一起了一年半。她是個踏實的人，不太說漂亮話，說話直，有時候說得很難聽，但難聽的里面是實話。
我們最后沒有走到婚姻那一步，不是誰的問題，是各自的地方不同，路走著走著叉開了。
分開那天，她說：
"你是個好人，但你心里有個地方空著，我填不進去。"
我沒有反駁。
因為她說的是真的。
2017年到2019年，我一個人住。
父親那個舊居我接手了，每周末會去打掃一次，那棵綠蘿我帶回來，重新種了，活了，發出了新芽，后來長得很旺。
我把父親的骨灰放在那個舊居里，沒有選墓地，就放著。
有時候我去打掃，會對著骨灰盒說幾句話，說最近工作怎么了，說昨天下雨，說樓下那家面館換了老板，新老板的湯沒有以前那個味道。
父親不回答。
但我說完，感覺會好一點。
2019年我換了工作，去了一家機械零件的公司做采購，收入好了一些，出差多了，全國各地跑，見了很多地方，也見了很多人。
我在那段時間逐漸變得和以前不太一樣——不是性格變了，是一些東西變輕了，像是一直壓著的什么，慢慢地不那么壓了。
說不清楚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也許是某次出差，在一個陌生的城市的小館子里吃了一碗熱干面，窗外下著雨，館子里只有我和另外兩個人，我把那碗面吃完，添了一碗湯，坐在那里聽雨聲，覺得那一刻還不錯。
也許是更早，也許是更晚。
時間這東西，它自己在走。
你在里面待著，不知不覺就走過去了。
2023年，我已經三十九歲。
離那個葬禮的早上，過去了整整八年。
蘇晴的消息，我偶爾會在朋友圈看到，她換了工作，頭發剪短了，發過幾張旅游的照片，有一張是在云南，背后是山，對著鏡頭笑，笑得很自然。
她過得還行，看起來。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叫劉磊，偶爾會提起她，說她最近怎么怎么了，我聽著，不問，也不接話。
劉磊有一次喝酒喝到后半程，說：
"你倆當時散了，可惜。"
我喝了口酒，沒說話。
可惜什么，我不知道。
那段婚姻結束那一天，我把它放下來，放在一個地方，然后走了。
但有些東西不隨著放下而消失。
它只是在那里。
04
2024年3月14日，星期四，下午兩點零七分。
我的手機震動了一下，是劉磊的消息。
"蘇晴她爸住院了，心梗，昨晚的事，情況不太好。"
我看著這條消息，看了幾秒。
放下手機，繼續看手頭上的合同，那份合同是關于一批鋁合金零件的，供貨方改了三次條款，我需要在今天下班前給出回復。
我看了十多分鐘，又拿起手機，給劉磊回了一條：
"哪個醫院？"
劉磊說了醫院的名字，是市里最大的那家，距離我公司騎車大約二十五分鐘。
我把那份合同處理完，發出去，收拾了一下，下樓，騎車過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去。
那九年里，我沒有跟蘇晴有過任何直接的聯系，沒有打過電話，沒有發過消息，見過兩次面，都是在劉磊的聚會上，點頭，客氣地說一句，然后各自散開。
她父親住院，跟我沒有關系。
但我騎車過去了。
醫院的停車場滿了，我把車停在路邊，走進去，上了三樓，在心內科重癥監護室外面的走廊里站著。
走廊里有幾個人，有家屬，有護工，有人站著，有人坐在椅子上，大家都是那種守著的狀態，安靜的，沉的，把情緒壓在身體里。
我在那里站了一會兒，沒看到蘇晴。
然后監護室的門推開了，她走出來。
她比九年前瘦了，頭發比以前短，穿一件淺灰色的外套，臉色很差，眼睛紅著，手里拿著一個皺巴巴的紙巾，像是剛哭過，又止住了。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你怎么來了？"
"劉磊說了。"
她點了點頭，沒再說話，眼睛往旁邊移了一下，又移回來。
走廊里有另一個家屬從旁邊走過去，推開了旁邊一間房間的門，帶進來一股消毒水的氣味。
我們站在走廊里，相隔大概一米半。
她眼眶又紅了，拿著那張紙巾，手攥得很緊，沒有用。
我看著她，開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