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七個年度的持續主動發掘,位于青島市黃島區南部、三面臨海的瑯琊臺遺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成功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瑯琊臺遺址由位于主峰的“大臺”、東部瀕海的“小臺”、山南的“窯溝”“臺西頭”以及東南的戰國建筑基址等組成。據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瑯琊臺遺址發掘項目負責人呂凱介紹,七個年度的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驗證了秦始皇“徙黔首三萬戶”修筑“瑯邪臺”的文獻記載。山頂夯土基址面積達45000平方米,體量極為龐大。在基址中心偏西部分,考古隊發現了秦代修建的一座高臺建筑,其東西兩側分布著房間、回廊、院落門址等建筑遺跡,其中還有非常科學的排水設施。綜合這些發現,考古人員基本厘清了秦始皇所修建的瑯琊臺的建筑形制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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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琊臺遺址出土了夔紋大瓦當和龍紋踏步磚等高等級建筑遺物。呂凱介紹,夔紋瓦當目前在秦始皇陵、櫟陽城以及姜女石秦行宮等與秦代皇帝直接相關的建筑中有類似的發現,直徑一般在50厘米左右,而瑯琊臺發現的最大一件直徑達到80厘米。“夔紋瓦當是秦代最高級別建筑的標準器,出現在瑯琊臺,說明這座建筑是秦始皇的國家工程。”呂凱表示,龍紋踏步空心磚同樣印證了建筑的等級。
在瑯琊臺山下部分,考古隊同時發掘了一處秦代窯址,這是專門為山上建筑燒造建筑材料所建。此外,還發現了和山上高臺建筑配合使用的山下院落,兩者之間有道路相通。這表明瑯琊臺的營建不僅是一座山頂高臺,而是一個山上山下相互配套、氣魄宏大的建筑群。
呂凱指出,秦朝存在時間較短,山東地區又是秦最后征服的區域,齊國主動投降未經歷激烈戰爭,因此真正從關中地區來的秦人數量較少,秦文化對山東地區的影響相對不明顯。瑯琊臺的發現證實了這是一處秦帝國國家工程,而山下窯址區出土了時代明確、具有秦統治中心風格的遺存。“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瑯琊臺是首次在山東比較大規模地發現時代明確的秦代遺存的一項考古發現。”呂凱說。
在遺址東部,考古人員還發現了早于秦始皇東巡的遺跡,與齊國對瑯琊的管理有關。這意味著整個遺址內存在著戰國、秦和西漢的建筑遺存,共同構成了一處長時間延續的高等級建筑群落。“這對于我們認識早期封建王朝的統一歷程、文化融合以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過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呂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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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多次為秦代的建筑智慧所震撼。山頂建筑擁有非常完備的排水設施,包括石砌地漏、地下陶管排水管道等。陶管一頭粗一頭細,一節一節套接而成,管道周圍包裹了一層質地堅硬的紅色黏土,起到防滲和加固作用。雨水通過天井內的入水口進入地下管道,最終排入明溝。呂凱感嘆:“整個排水設施設計得非常完美,該想到的當時人都想到了。”
瑯琊臺的夯土也引起了考古人員的注意。呂凱介紹,這里的夯土每層厚度約八厘米,均勻平整,質地堅硬。“揭露出來之后夯面跟現在的水泥地面幾乎一樣堅硬平整”。呂凱表示,這說明秦代修建工程不惜人力成本,且具有非常高的管理要求和工藝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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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琊臺遺址的發現,對研究秦漢歷史、建筑、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首先,考古發掘確認瑯琊臺建筑群是目前我國東部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的秦帝國國家工程,實證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修筑“瑯邪臺”的文獻記載。其次,考古成果填補了秦漢時期關中地區以外高臺建筑考古的空白,大量時代明確、具有標準器意義的建筑材料的發現,為秦漢建筑及相關遺址分期與研究提供了精確的參考。
此外,瑯琊臺遺址是秦皇漢武“東撫東土”的“紀念碑”,是秦漢王朝宣示國家統一的重要標志。呂凱表示,遺址承載著文化融合,來自關中地區的典型秦文化因素與本地齊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同時體現了人群融合以及信仰體系層面的融合。“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統一精神的載體,反映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和包容性,這是它的重要意義。”
目前,瑯琊臺遺址出土的重要文物,如夔紋瓦當、陶鏤孔磚、陶管道等,已在西海岸新區博物館展出,初步面向社會公眾開放。隨著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這處見證了兩千多年前帝國氣象的宏偉遺址,正逐步走進公眾視野,為地方文旅融合發展注入新的文化動力。
(中國日報山東記者站 記者:趙瑞雪 實習生:孫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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