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天下午，我正在單位趕一個報表，手機突然炸響，是老家鄰居張嬸打來的，聲音急得發顫，說我媽在家摔了，躺地上起不來，叫也叫不應，已經打了120，讓我趕緊往縣醫院趕。
我手里的鼠標“啪”地掉在桌上，腦子瞬間一片空白。我媽今年七十二，身子一直不算硬朗，有高血壓、糖尿病，常年吃藥，但平時能自己買菜做飯，甚至還能幫鄰居看個孩子，我總覺得她還能再陪我們幾年，從沒往“突然出事”這方面想過。
我一邊往樓下跑，一邊給二姐打電話。二姐在鄰市打工，做家政，平時忙得腳不沾地，接電話的時候還在雇主家擦玻璃，聽見我說我媽出事了，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接著就是急促的腳步聲和道歉聲，說馬上請假趕過來。
我又給大姐打，大姐嫁得遠，在市里開了個小雜貨店，平時家里大小事都是她操心，那天電話打了三遍才接通，她語氣帶著疲憊，說剛送完貨，正要吃飯。我把事情一說，她那邊立馬沒了聲音，只說“我馬上走，你們先去醫院，我隨后就到”，掛了電話我才聽見，她那邊已經在收拾東西的窸窣聲。
我開車往縣醫院趕，高速上的車很多，我握著方向盤的手一直發抖，腦子里全是我媽的樣子。小時候家里窮，我爸走得早，我媽一個人拉扯我們三個姐妹長大，省吃儉用，把最好的都留給我們。
我記得冬天我腳凍得開裂，她連夜給我做棉鞋，自己卻穿著露腳趾的舊鞋；二姐初中輟學打工，她偷偷抹了好幾天眼淚，卻還是硬著頭皮送二姐出門，怕耽誤二姐掙錢補貼家用；大姐最懂事，高中沒畢業就出去擺攤，供我和二姐讀書，我媽總說，大姐是家里的頂梁柱，委屈了她。
可越長大，我們和我媽的矛盾好像越多。我結婚后，因為婆家離得近，經常回去，可每次回去，她總愛嘮叨，說我不會過日子，說我婆家對我不好，說我沒本事，久而久之，我就不愛回去了，有時候打電話，也只是匆匆說幾句就掛。
二姐常年在外，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每次打電話都跟我媽吵，要么是因為我媽催她結婚，要么是因為我媽說她不顧家。大姐雖然孝順，可也常被我媽念叨，說她開店太辛苦，說她不該嫁那么遠，說她沒照顧好我們兩個妹妹。
趕到縣醫院的時候，120剛把我媽送進急診室，護士讓我去辦手續，我站在繳費窗口，手都握不住筆，連我媽的身份證號都想了半天。沒過多久，二姐也趕來了，她頭發凌亂，臉上還沾著灰塵，一看就是一路急趕過來的，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媽怎么樣了”，聲音都帶著哭腔。
我們倆坐在急診室門口的塑料椅子上，誰也沒說話，只有急診室的紅燈亮著，刺得人眼睛疼。我看著來往的醫護人員，心里慌得厲害，既盼著醫生出來，又怕醫生出來說不好的消息。二姐悄悄抹了抹眼淚，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自己的眼淚也忍不住掉了下來。
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急診室的門開了，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走了出來，摘下口罩，臉色凝重地看著我們。“你們是患者的家屬吧？”醫生的聲音很沉，我們倆立馬站起來，連連點頭。“患者是急性大面積腦梗，情況很危急，現在需要立即手術，但是手術風險很大，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我和二姐都愣住了，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醫生頓了頓，又接著說：“就算手術成功，也大概率會留下后遺癥，比如半身不遂、失語，以后可能需要專人長期照顧，而且手術費用不低，初步估計要十幾萬，后續的康復治療費用也很高，你們家屬好好商量一下，盡快決定，救還是不救。”
醫生的話像一塊石頭，狠狠砸在我心上。十幾萬，對我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我剛買了房，每個月要還房貸，孩子還在上小學，開支本來就大，手里根本沒多少積蓄。二姐更不用說，做家政收入不穩定，沒攢下什么錢，還要養一個年邁的婆婆，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姐，怎么辦？”二姐拉著我的手，聲音發抖，“手術風險這么大，就算成功了，媽也不能自理。”
我低著頭，眼淚掉在地上，心里像被刀割一樣難受。我不是不想救我媽，那是生我養我的人啊，可現實擺在眼前，我真的無能為力。我想起我媽平時的樣子，她總說，以后老了，不想拖累我們，不想變成我們的負擔，她說要是真有一天不行了，就安安靜靜地走，別花那些冤枉錢。
“要不……別救了吧。”我猶豫了很久，終于說出這句話，聲音輕得像蚊子叫，說完，我就忍不住捂住臉，放聲大哭。二姐也哭了，她點了點頭，才哽咽著說：“我也不想讓媽再遭罪了。”
我們倆抱著哭了很久，急診室門口的人來來往往，有人看我們的眼神帶著同情，有人匆匆走過，沒人知道我們心里的掙扎。我知道，說“不救”這兩個字，有多殘忍，可我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一邊是生養我的母親，一邊是壓得我喘不過氣的現實，我只能選擇妥協。
就在我們擦干眼淚，準備去找醫生說“不救”的時候，大姐急匆匆地趕來了。她頭發花白了幾縷，衣服上全是褶皺，手里還提著沒來得及放下的包，一看就是一路狂奔過來的。“媽呢？醫生怎么說？”大姐抓住我的手，語氣急切，眼神里滿是慌張。
我看著大姐，喉嚨發緊，說不出話來，二姐把醫生的話重復了一遍，說完，又補充了一句：“姐，我們倆商量好了，不救了，我們沒錢，也沒人照顧，救過來媽也遭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