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電話是早上八點打來的。
我正在刷牙，看見屏幕上那串陌生又熟悉的號碼，手停在半空。
是大伯。
十五年了。
我接起來。
"喂，春丫啊。"
他的聲音沒變，還是那種慢悠悠的、帶著幾分自得的腔調。好像這十五年什么都沒發生過。好像我爸沒有在那個冬天倒在地板上。好像那張遺囑從來不存在。
"是我，大伯。"
"叔知道你在城里混得不錯。"他頓了一下，"你堂弟志遠，今年要結婚了。"
我把牙刷放下，站在洗手臺前，對著鏡子里那張臉。
"哦。"
"房子的事你也知道，現在行情不好……"他的聲音開始繞彎子，"你這個當侄女的，總不能眼睜睜看著吧。湊個首付，意思意思——"
我在鏡子里看見自己笑了。
那個笑容，連我自己都覺得陌生。
"大伯，"我說，"你還記得爺爺的那套老宅，當年賣了多少錢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三秒。
"那都是老黃歷了——"
"我記得。"我打斷他，"我記得清清楚楚。"
01
爺爺的名字叫林守業。
這個名字是他父親給取的，取"守住家業"之意。
他這一輩子，也真的活在這四個字里——守，守，守，把什么都往里攬，把什么都往懷里摟，生怕一松手，那點薄薄的家底就散了。
我小時候常去爺爺家住。那是一套縣城邊上的老式院子，青磚灰瓦，院子里種著兩棵柿子樹。
秋天柿子紅了，爺爺會搬一把竹椅坐在樹下，瞇著眼睛曬太陽，偶爾抬頭看看樹梢，嘴里說一句"今年收成還行"。
他說這話的時候從不看人，像是在跟空氣說，又像是在跟那兩棵樹說。
爺爺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林建國，就是我大伯。
小兒子林建民，是我爸。
兄弟倆差了四歲。
大伯生在糧食緊張的年月，從小養成了一種藏東西的習慣。
吃飯藏一口，睡覺藏棉被角，后來長大了，藏心眼，藏算盤，藏那些笑面虎的彎彎繞繞。
我爸生得晚，趕上了日子稍微好過一點的時候，性子養得直，說話直，做事直，有什么念頭全寫在臉上。
兩兄弟打小就不對付。
大伯在學校成績不好，初中沒念完就跟著村里人去縣城擺攤。
我爸讀書用功，考上了鎮上的高中，后來又考了個專科，分去了縣里的糧食局當了個小辦事員。
這件事在爺爺那里是一塊心病——大兒子沒出息，小兒子有出息，但偏偏爺爺疼大兒子疼得更厲害。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伯沒上學之后就留在縣城，離爺爺家近。
爺爺年紀大了，身邊需要人。
買米扛煤氣罐、水管漏了叫人修、過年貼春聯，都是大伯在張羅。
我爸在鎮上上班，離家遠，逢年過節才回來，平時寄些錢，寫幾封信，但人不在。
爺爺是個認"在場"的人。誰在身邊，他就親誰。
這一點，我爸心里明白，但從來不說。
他每次回來，進門先給爺爺倒茶，扶爺爺去曬太陽，陪爺爺打牌，把一切都做得周周到到。
爺爺高興了，拍拍他肩膀說一句"建民還是懂事的"，我爸就笑，那種發自肺腑的、帶著一點委屈的笑。
我媽說，你爸這人，心軟。
軟在哪里？軟在他從來不計較。
大伯那邊不一樣。大伯在縣城擺攤，后來盤了個小雜貨鋪，生意馬馬虎虎，日子過得不寬裕。
但他有一種本事——把自己的難處說給爺爺聽，說得鼻酸眼紅，說得爺爺心疼，然后爺爺就開柜子，翻出攢下的那點錢，塞給他。
一次兩次，次次如此。
我爸知道這些事，是我媽告訴他的。
我媽當年跟著我爸住在鎮上，偶爾回來幫爺爺收拾屋子，收拾出來過大伯借錢的借條，一張一張，壓在爺爺床頭柜的最底層。
我媽把那一疊借條拿給我爸看。
我爸掃了一眼，把借條放回去，原樣壓好。
"爸的錢，爸做主。"
我媽急了。"你就這么算了？那是家里的積蓄，他一張嘴就借走了，還沒有利息——"
"媽，"我爸打斷她，用了他們那個年代對母親的稱呼，"你別管這事。"
就這一句，把這件事壓死了。
但有些東西，壓下去，不代表消失。
爺爺七十歲那年，身體開始走下坡路。
先是腿腳不便，后來眼睛也花了，再后來就是心臟——老毛病，一犯就喘，要吃藥，要掛水，要人守著。
大伯住得近，守的時間多。
我爸每逢周末往返，來了就守，走了就擔心，那幾年頭發白了一半。
爺爺七十五歲那年春天，把兩個兒子叫到床前。
那天我也在，坐在門口，沒人注意我，我就沒動。
爺爺的聲音很低，帶著長年抽旱煙留下的沙啞。
"我走了以后，這院子和存款，你們兩個平分。"
大伯點頭。"爸，你說的對。"
我爸點頭。"爸，你保重身體，這些事以后再說。"
爺爺搖搖頭，不依。他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信封，讓我爸收著。
"建民，你讀過書，辦事穩。這個你保管。"
信封是封口的。我爸接過來，沒打開，放進了上衣口袋。
大伯的眼睛跟著那個信封走了一路，直到它消失在我爸的口袋里。
我當時年紀小，不懂那道目光里有什么。現在想來，那是一種很復雜的東西——羨慕，嫉妒，還有一種被遺漏的憤恨。
爺爺在那年秋天撐過去了，又撐過了兩個冬天。但第三年的冬天，他沒撐住。
那個冬天極冷，大雪下了三天三夜。
爺爺走的時候，兩個兒子都在。我也在。
靈堂設在老院子里，柿子樹光禿禿的，樹上積了厚厚的雪，偶爾一陣風過來，撲簌簌地往下落。
我記得爺爺躺在那里的樣子——面容很平靜，皺紋都舒展了，像是睡著了。我爸在靈堂前跪了很久，起來的時候腿是麻的，扶著門框站了一會兒，才穩住。
大伯在里屋。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在里屋找那個信封。
02
爺爺的喪事辦完是臘月里。
親戚陸續散去，院子里只剩下兩兄弟和各自的家人。
該說的時候到了，該說的，是那個信封。
我爸把信封拿出來，放在飯桌上。
一家人圍桌而坐。大伯，大伯娘周秀珍，我爸，我媽，還有我。
堂弟志遠那年才十歲，被打發去外面玩，沒讓他在場。
我十三歲，沒人打發我，我就坐在角落里，縮成一團，看著那個信封。
我爸把信封撕開，抽出里面的紙，展開，看了一遍，沒說話，把紙推到桌子中央。
大伯拿起來看。
我媽也湊過去看了一眼，然后把目光移開，盯著桌面。
那張紙是爺爺手寫的，字跡歪歪扭扭，但清楚。意思是：老院子和存款，由兩個兒子平分，各得一半。
存款兩萬八千元，老院子折價由大兒子優先處置，但所得收益須平分。
很公平。每一個字都公平。
大伯把紙放下了。
"爸的意思我明白。"他說。
我爸松了口氣。"那就按爸說的辦。"
"但是——"大伯頓了一下，"這兩萬八，得先把我這些年墊的錢扣掉。"
我爸看著他。"什么錢？"
"爸這幾年看病，掛水，買藥，逢年過節的禮，都是我張羅的。你在外面，你不知道花了多少。"
"那些錢，爸不是都報銷了你嗎？"
"報不了那么多。我這里還有一本賬。"
大伯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本子，往桌上一推。
我爸沒去翻那個本子，就那么看著大伯。
"建國，爸說了平分。"
"我知道爸說平分，但這不公平。"大伯的聲音開始高了，
"你知道這幾年我花了多少心血？你每次回來待幾天就走，那些難熬的日子，是我守著爸。我一次都沒說什么，但這錢不能不算。"
我媽的手指在桌下捏緊了。
我爸深吸一口氣。"你說要扣多少？"
"至少一萬二。"
"一萬二。"我爸重復了一遍，聲音平靜，像在確認一件事實，"建國，你去年借走了爸三千塊，前年借走了兩千，大前年——"
"那是借的，我會還的！"
"什么時候還？"
"我手頭緊，你又不是不知道——"
"爸的床頭柜里有你的借條。"我爸的聲音沒有變，但眼神變了，
"加起來，是九千五百塊。你要扣一萬二，咱們先把這九千五百塊的賬算清楚。"
大伯啞了一下。
大伯娘周秀珍開口了。"建民，那是你爸借給我們的，是你爸自己愿意的——"
"對，爸愿意的，所以我一個字都沒提過。"我爸打斷她，"但現在建國要算賬，那我們就把賬算清楚。"
桌上沉默了一會兒。
大伯的臉色變了幾次，從硬撐著的篤定，到有點難看的慌亂，最后沉下來，變成一種說不清楚的表情。
"建民，咱們都是一家人。"他換了個語氣，變得柔軟，"爸走了，就剩我們兩兄弟。你這樣算，傷感情。"
"是誰先算賬的？"
"……"
"建國，"我爸把手放在桌上，很平，"我按爸說的，平分，一分不多拿，一分不少要。你呢？"
大伯沒有立刻回答。
他拿起那個小本子，揣回了口袋。
"行，那就平分吧。"
我以為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我是太年輕，太不了解我大伯這個人。
喪事過后第三天，爺爺的老院子和那本存折，正式要處置了。
存折在大伯手里——爺爺病重的最后幾個月，是大伯在跑醫院，取錢付賬，存折就留在了大伯那邊。
我爸沒有要求把存折拿過來，他信他哥。
這一信，信錯了。
事情是我媽發現的。她在親戚家走動，聽親戚說漏了嘴。
大伯去銀行取了錢，把存折里的兩萬八千元全取出來了，就在爺爺去世后的第五天。
我媽當天下午就告訴了我爸。
我爸臉色白了一下，沒說話。
去找大伯的時候是傍晚，我也跟著去了。
院子里的燈昏黃，大伯坐在屋里看電視，見我們進來，遙控器放下了，但沒站起來。
"錢的事。"我爸站在門口。
"什么事？"
"存折里的兩萬八，你取了。"
大伯沉默。
"建國。"
"取了怎么了。"大伯終于開口，聲音是硬的，"爸的錢，給我們兩個的，我先取出來保管，難道不行？"
"保管。"我爸重復這個詞，像在品它的味道，"那我那份，什么時候給我？"
大伯沒說話。
大伯娘從里屋出來，站在大伯身邊。"建民，爸生病那幾年，花了多少你知道嗎？光藥費就——"
"周秀珍。"我媽開口了，聲音比平時高了一個度，"你們要算這個賬，我也算得清楚。"
"你一個外來的，懂什么——"
"我懂。"我媽站直了，"我懂你們這筆賬怎么算。從我嫁進來，每年過年給爸的孝敬錢，一分沒少。建民貼補爸的藥錢，我這里有記錄。就算你說的那些花銷都算數，最后扣來扣去，你們還欠著建民的。"
屋子里的氣氛一下子凝固了。
大伯站起來，指著我爸。"建民，你是要錢不要情分？"
"是你先動的錢。"我爸的聲音壓下去，很低，但清楚，"建國，你把那一萬四給我，這事我就當沒發生過。"
"沒有。"
"……"
"那錢有爸的恩情在里面，不是白給你的——"
"爸在遺囑里說了平分。"
"遺囑？"大伯冷笑，"那張紙算什么遺囑，沒有公證，沒有律師，就是一張廢紙！"
我爸站在那里，沒有動，沒有再說話。
我記得那一刻我爸的臉——那張臉上有什么東西，一點點地暗下去，像一盞燈的火焰被慢慢地掐滅，最后只剩下灰燼。
那不是憤怒，是一種比憤怒更沉的東西。
是失望。是一種把人從心底里掏空的失望。
后來我們走出院子，走在冬天的夜路上。
我走在我爸旁邊，他一句話都沒說。
路燈把我們的影子拉得老長，踩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
我媽小聲說："要不去派出所？"
"沒用。"
"那律師——"
"建國說得對，那張紙沒有公證，打官司贏不了。"
"那就這么算了？"我媽的聲音里有哭腔。
我爸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他在那條夜路上走了很久，走得慢，走得沉。最后說了一句話，只有一句：
"爸選錯人保管那個信封了。"
這句話，是說給空氣的，也是說給自己的，說完就再也沒提過。
但這件事，沒有真的過去。
那一萬四千塊錢，對當時的我們家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爸在鎮上的單位工資不高，我媽在學校食堂幫工，我正要讀初中，往后還有高中、大學。那筆錢，是爺爺攢了一輩子的，是本該屬于我爸的那一份，就這樣被吞掉了。
院子的事更徹底。
大伯最后把老院子賣給了鄰村的一戶人家，賣了八萬塊。這筆錢，我爸一分沒見到。大伯的說法是，那八萬塊扣掉他這些年對爺爺的付出，剩下的"沒多少了"，而且院子是他在打理，他說賣就賣了，錢就進了他的口袋。
我爸去交涉了一次，被堵回來了——大伯說，你要告就去告，告嬴了是你的，告不嬴別來煩我。
我爸最終沒有去告。
從那以后，這兩家人就算是徹底撕破了臉。
03
兩家撕破臉之后，日子還是要過。
我爸從來不在我面前說大伯的壞話，這是他的規矩。
但我媽會，在廚房里，在我做作業的時候，我媽偶爾會嘟囔一句，被我爸聽見了，就說"行了"，也就不說了。
家里的日子緊了些，但還過得下去。
我爸那幾年拼命工作，單位里評了一次先進，工資也漲了一點。我媽除了食堂的活，還接了一些縫紉的零活，在家里踩縫紉機，踩到深夜。
我讀書很努力。不是因為有多大的志向，是因為我知道，家里就這么點底，我必須自己爭氣。
那幾年我和堂弟志遠基本沒有來往。偶爾在親戚家的飯桌上碰見，大家都裝作正常，說幾句場面話，飯一吃完就各散各的。
大伯和我爸坐在一起，也能說話，但那種說話，是一種薄薄的、隨時會破的表面。
我爸的身體，是從我讀高二那年開始出問題的。
那年他四十九歲，單位體檢，查出來血壓高，醫生說要吃藥控制，要少鹽少油，不能熬夜，不能生氣。
我爸把藥拿回來，按時吃，其他的囑咐，沒有太當回事。
他那一代人，對自己的身體有一種漫不經心的放任，覺得撐著就過去了。
我媽催他復查，他說忙，說等等再說。
我高三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學，是我們鎮上那一屆的第一個本科生。
消息出來的時候，鄰居都來道賀，我媽哭了，我爸坐在院子里，對著柿子樹發了很久的呆，然后進來，摸了摸我的頭。
他沒說什么，但我知道他高興。
那種高興是藏在心底最深處的那種，說不出來，只能用一個動作表達。
他去找出一張舊相片，是爺爺和他的合影，擦干凈了，重新放進鏡框，掛在了堂屋的墻上。
我去省城讀書，家里只剩我爸媽兩個人。
我每個月給家里打電話，我媽接的多。偶爾我爸接了，說話也簡短——"挺好的"，"你照顧好自己"，"錢夠不夠用"，三句話，掛電話。
大二那年暑假，我回家，發現我爸瘦了一圈。
"沒事，最近睡得不好。"
我媽在廚房里沒說話，但眼神對我使了個勁。
我后來單獨問我媽。
"你爸最近愁呢。"
"愁什么？"
"單位要改制，不知道他那個崗位能不能留住。他不說，但晚上睡不著，我聽見他翻來覆去的。"
我心里沉了一下。
那年我爸五十二歲，在單位干了近三十年的老員工，但改制的浪潮過來，論學歷論關系，他都不占優勢，最后的結果是內退——工資縮了一大截，人還沒到退休年齡，就已經半閑置了。
這件事，他沒有對我說過一個字。
但從那以后，他的頭發白得更快了。
我大學畢業那年，在省城找到了工作，沒有回去。我爸說得挺好，"年輕人出去闖，不用惦記家里"。
我媽說"你爸嘴硬，其實舍不得"。我知道都是真的，但我還是留在了省城，因為那里有更多的可能，而老家，太窄了。
我在省城工作了兩年，攢了一點錢，給家里寄了一些，剩下的用來租房。
日子過得算穩，談了個男友，是同一個單位的，老家是北方的，叫陳志遠。
我后來跟我媽說這個名字，我媽沉默了一下，說"和你堂弟一個名字"，然后笑了，那笑里有點說不清楚的意味。
那個冬天來得很早，十一月就下了雪。
我媽打電話給我，說你爸昨天覺得頭疼，去診所量了血壓，醫生說偏高，讓多休息。
我說要不要去大醫院查一查。
我媽說他不肯，說浪費錢。
我說你們去，錢我出。
就這么說定了，說好這個周末我爸去醫院查。
那個周末沒等到。
是周四的早上，我媽去買菜回來，推開門，看見我爸倒在地板上，臉朝下，手里還攥著一截舊報紙。
我媽叫了救護車，救護車把我爸送進了醫院，醫生說是腦溢血，右側，出血量不小。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單位開會，手機一振動，看見我媽的號碼，接起來，聽到那幾個字，腦子里白了一片，什么都沒有了。
我坐了當天最晚的一班火車回去，在火車上坐了五個小時，沒睡，沒哭，就那么看著窗外的黑暗，什么都沒想，腦子是空的。
到醫院的時候，是半夜兩點多。
我爸躺在重癥室，我媽坐在走廊上，兩眼通紅，見我來了，站起來，張嘴，沒說出來什么，就哭了。
我把她摟住，站在那條白晃晃的走廊上，站了很久。
我爸在重癥室里撐了十一天。
醫生說，腦溢血的位置不好，就算救過來，大概率會有偏癱，語言障礙，需要長期護理。
第十二天的早上六點，我爸走了。
我媽是最先知道的，我在旁邊的椅子上剛打了個盹，被她的聲音驚醒。
我爸臉上是平靜的，比爺爺走的時候看上去還要平靜，像是一個人終于放下了什么，睡了一個真正安穩的覺。
我站在病床邊，看著他，心里有什么東西開始往下墜，墜，墜，墜到一個我不知道有多深的地方，然后就沒有聲音了。
大伯來了醫院。
他站在走廊上，說了一些"節哀順變"之類的話，表情是合適的哀戚。我站在那里聽他說話，看著他的臉，想起那個冬夜，想起那個信封，想起那筆被吞掉的遺產。
我沒說什么。
他走的時候，我送了他出去，在醫院門口，冬天的寒風里，我說了一句話。
"大伯，我爸的事，您節哀。"
就這一句。
他點了頭，走了。
我站在醫院門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處，心想，這輩子，我大概再也不想見到這個人了。
我爸走后，我媽搬來和我一起住。省城租的那套兩居室，一間我睡，一間她睡。
那段時間我媽每天早上起來給我做飯，然后自己去小區里遛彎，傍晚回來，再做晚飯，日子過得很規律，但我知道她心里是空的。
我們把我爸的后事都辦了，賣掉了老家的房子，那筆錢連同我攢的，我媽跟我說，這是你以后買房的底。
我說，媽，你的。
她說，我要那么多錢干什么，你以后還要結婚生孩子。
這件事就這么定了。
此后整整十五年，大伯這邊沒有任何音訊。
十五年，一個字都沒有。
直到那個早上，電話來了。
04
那個早上，洗手間里的燈管發出輕微的嗡嗡聲。
我看著鏡子里自己的臉，三十八歲，眼角有了紋，但眼神比二十三歲的時候穩。
電話那頭的聲音依舊不慌不忙，像一個完全不了解自己處境的人。
"志遠這孩子，你也知道，從小就老實，現在找了個好姑娘，準備今年結婚。"
"哦。"
"城里買房嘛，你也清楚，貴。他們小兩口工作才幾年，手里沒多少存款。"大伯的聲音里有一種伸手要錢時特有的那種繞彎子，軟塌塌的，
"叔想著，你在外面這些年，混得不錯，志遠是你堂弟，你這個當侄女的……"
"大伯。"
"嗯？"
"您說多少？"
大伯頓了一下，大概沒料到我這么直接。
"也不多，就是個意思，二十來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