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胡適不值得洗白，他的所作所為讓昔日好友魯迅也漸漸疏遠，同樣開始厭煩他的行為了嗎？
1915年初冬，北京城依舊籠在北洋軍閥的槍炮陰影下，《新青年》編輯室卻燈火通明。幾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圍著煤油爐，討論著“普通人也能寫、人人都可讀”的新文字，這其中就有剛從美國歸來的胡適和仍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彼時二人惺惺相惜——胡適遞上剛完稿的《文學改良芻議》，魯迅把還帶著油墨味的《狂人日記》手稿遞了過去；幾天后，雜志一出，北平學生擠滿郵局，白話文就這樣沖出了象牙塔。
蔡元培的支撐是重要伏筆。作為“開明校長”，他為北大裝上電燈、開放圖書館，招來一批帶電氣味的講席教授。胡適在“歷史學及國文研究法”課堂上講實證主義和“大膽的假設”，學生聽得驚呼連連；魯迅則在來往于教育部與課堂之間的閑暇里，暗暗記錄草民的幽暗與吶喊。語言改革、破舊立新，讓他們站在同一個浪頭，互為聲援。
日子卻并非總是和煦。1918年至1921年間，《新青年》面對保守派的反擊，人人都在“戰(zhàn)壕”里寫文章。胡適與魯迅一度并肩作戰(zhàn)——前者用考據(jù)清理舊學，后者揮筆斬斷陳腐禮教。面對學衡派攻擊時，魯迅發(fā)表《估學衡》，胡適也在《努力周報》回敬，文氣之烈，連看客都覺痛快。兩人偶爾小聚，周作人回憶過那股熱烈：“魯迅揮一揮手，桌上煙灰飛起來，胡博士笑說‘且讓它自由落體吧’。”雖是輕語，卻顯出那一代學人的氣韻。
有意思的是，真正讓兩人心生間隙的，卻是一通電話。1922年春，年僅17歲的末代皇帝溥儀在紫禁城裝了新式電話，新奇勁兒上頭，一連撥出幾通號碼，其中一位接聽者就是胡適。傳言里，聽筒里冒出一句“我是宣統(tǒng)”，胡適略愕然，仍禮貌寒暄，并于五月底應召入宮一敘。短暫的會面，本不足以掀起波瀾，可當《晨報》將“胡先生赴宮”的小豆腐塊消息放到要聞欄時，輿論瞬間滾燙。批評者說他“與帝鬼唱和”，贊成者卻稱這正是“君民對話”的新景象。魯迅讀報時據(jù)說抬頭只嘀咕一句：“何必去呢？”情緒從此埋下。
1924年秋，北國風聲驟緊。直奉大戰(zhàn)余波未平，馮玉祥率兵入京，一紙命令將溥儀逐出紫禁城。全國叫好聲浪中，胡適卻給北洋政府寫信：“驅逐可，不可毀約；失信于人，將失國家于天下。”這封信被媒體全文刊登，街頭巷議頓起：有人贊其守法，也有人斥其迂闊。魯迅的回擊更為犀利，他在《華蓋集》里冷言：“茍無骨氣，遁詞何益？”這話如刀，割裂了昔日同盟。
契約與抗爭的抉擇在隨后數(shù)年里愈加涇渭分明。舊都煙塵未散，東三省又陷入炮火。1931年秋夜，柳條湖的爆炸宣告九一八事變。胡適在報端提出“東三省先行不駐重兵，以利國際調停”，希望借國聯(lián)輿論爭取轉圜。有學者覺得此舉是務實的“保存實力”，可在許多青年眼里，卻像一紙“綏靖倡議”。魯迅當即撰寫《友邦驚詫論》，質問：“為什么每逢民族危亡，總有人替侵略者找臺階？”兩位昔日同道，正式分道揚鑣。
值得一提的是，分歧背后是兩套世界觀的碰撞。胡適信奉“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推崇循序改良；魯迅偏好“直指人心”的猛藥，相信文字能擊碎舊世界。置于風雨飄搖的民國，這兩條道路都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一條指向制度縫補，一條傾向情緒動員。無法說誰絕對正確，只能說各有代價。
多年以后，坊間常以“胡適成名于講壇，魯迅不朽于筆端”一分高下，似乎忘了他們曾共同掀起過語言的革新，也忘了那場革新如何影響后來的每一個讀書人。假如沒有那段并肩而立的歲月，白話文未必能如此迅速地走進課堂、報章乃至尋常巷陌；但如果缺了后來激烈的論戰(zhàn)，新文化或許也難以完成對舊秩序的徹底沖擊。兩種路徑的交錯，最終構成了民國知識分子最真實的剪影——合作、爭辯、分道、卻又在歷史長卷里并列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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