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園57歲勇敢參加長征,奉獻革命一生,晚年因特殊原因沒有選擇加入共產黨
1895年初夏,貴州畢節書院的青磚黛瓦掩不住外頭的燥熱,年輕的周培藝正把康有為的《時務報》偷偷夾在《左傳》里研讀。科舉余暉尚在,西學新潮已涌,他心里第一次生出“舊路似盡,新路未明”的茫然。隨后八年,他在普安、貴陽兩所師范授課,拿著微薄薪俸,卻用力向學生灌輸“天下興亡,匹夫有責”。1904年那封痛斥日籍教習侮辱華人的長信,讓這位書生在省城露了頭角,也埋下他與舊秩序分手的伏筆。
辛亥風雷卷土,1911年8月19日,貴陽城頭槍聲突起。各團練、學生與新軍一擁而上,黔督被迫下臺,臨時軍政府倉促建立。眾人推舉周培藝出任行政總理,他改號“素園”,為的是擺脫封建貢生的舊名。可喜悅很短,軍閥混戰旋即到來,舊部四散,他只得輾轉上海再回鄉。到1925年,年過四十的周素園躲進畢節深山,把全部心思交給了馬列譯本與《資本論》批注,村民笑他“書呆子”,他卻說:“路在書里,也在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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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紅二、六軍團翻越烏蒙雪嶺時,畢節城已被炮火震得窗紙亂飛。地下黨把一份名單遞給賀龍,頭一位便是周素園。老先生的清名與組織抗日的呼聲讓紅軍動了懇請之念。那晚,賀龍帶著幾名干部踱進他的小院,請他出山。周素園沉吟片刻,說自己五十七歲雙腿病廢,只怕拖累大軍。“老周,你若愿同行,我們自當護送。”賀龍一句話,打消顧慮。第二天,一副簡陋竹轎現身,戰士們輪流抬著,他隨隊北上。
崎嶇山道、風雪高原,滑竿在槍聲與號角里晃悠。有人私下嘀咕:“帶著位老先生,行軍會慢。”然而事實很快駁斥了擔憂。每當行至村落,周素園總被鄉紳簇擁,糧秣、藥材、情報紛紛送到,大大緩解了部隊的困境。12月2日,隊伍抵保安,毛澤東同他長談。領袖關注的不是年齡,而是“如何把西南的朋友團結進統一戰線”。周素園答:“眾心歸一,何懼道遠。”當晚他被任命為八路軍高級參議。
西安事變爆發后,延安里紙墨飛舞。周素園用黔中舊識脈絡,一口氣致函何應欽、王伯群等十余人,勸其把握“逼蔣抗日”的契機。雖難言決定成敗,但這些書信為和平解決提供了民意與士紳壓力。七七事變后,他請纓南下。不久,穿越秦嶺,到達重慶、成都、昆明,頻頻面見西南軍政要員,進言抗日。不止一次,他被冷眼,被拖延,被請去“喝茶”。女婿甚至遭短暫羈押,可他依舊辯詞犀利,屢次在《華西日報》撰文呼吁“兵戈指外,莫自相殘”。
1945年,重慶國民參政會上,已花甲的他穿著洗得發白的長衫,面對唇槍舌劍淡然發聲:“吾輩無黨籍,但有天下義。”會后回黔途中,數度躲避特務追蹤,只攜一箱書稿。抗戰勝利未久,內戰驟起。周素園行走黔滇,暗助進步青年掩護地下交通線,卻從不居功。他說,讀書人最大的本事,是在關鍵抬一把歷史的車輪。
1949年11月27日清晨,大霧吞沒了烏江兩岸。解放軍進入畢節,城門洞開,紳民互不驚慌,周素園的名字起了穩盤之效。他即刻拍電報給北平:“黔西北今日歸隊,請中央放心。”兩天后,毛澤東回電致謝,并請他北上共商建政。到了北京,老人卻婉拒“貴州省政府副主席”一職,只留下“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的名冊。他更關心資源開發,連夜繪圖,指出川黔鐵路走向,建議開采烏蒙煤田。毛澤東提醒他保重身體,送上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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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深秋,他再入中南海,那天北京的風挾著落葉。毛澤東聽他匯報貴州鄉情后,相約來年春天再談。可歲月不等人,1958年2月,周素園因肺病在貴陽逝世,享年79歲。噩耗傳至北京,中共中央電唁,貴州省委用一副挽聯概括他的軌跡:舊學根底,革新精神,半生奔走為國;峻嶺作伴,紅旗為鄰,一脈相承于黨。沒有黨證,卻有人心;沒有爵位,卻有分量。人們這才發現,那副陪他走完草地和雪山的竹轎,早已悄悄進入了歷史的陳列館,而周素園留給后人的,是傳統與革命之間那座踏實可靠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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