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從省軍區調入中央，剛開始主持全軍的政治工作，到任后政工組卻被撤銷，他為何想回去？
1966年初冬，一份加急電報飛抵西寧：“首長，進城吧，總部有令！”收件人劉賢權，時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青海省軍區司令員，電話另一端的緊迫語氣，正預示著西北高原即將到來的狂風驟雨。
在許多人眼里，劉賢權的履歷本身就像一部軍隊干部成長史。解放戰爭末期，他是師政治委員，也是前沿指揮員；新中國成立后，又在沈陽、蘭州兩大軍區輾轉，既抓政治，也帶部隊。那會兒，部隊正從游擊型向正規化轉型，不少政工干才被推到指揮崗位，他便是其中代表。有人私下感嘆：“他談政治滴水不漏，拿起指揮刀也不含糊。”一句話，道盡了當時對這位遼東漢子的評價。
1962年春，他調任蘭州軍區，兼管青海省軍區。青藏高原條件艱苦，駐地氣壓低到讓人胸悶耳鳴，可劉賢權認定“要在高原站住腳，先得腳下有根”。他跑遍河湟谷地、柴達木戈壁，看連隊、訪牧區，摸清底數。當年初冬的那封電報，正是對這番積累的考驗。
“青海事件”爆發，造反派對立，秩序幾近失控。劉賢權復出后，第一件事是拉著幾名軍管干部進城見群眾。他沒帶警衛也沒擺架子，只說一句：“咱先把路鋪平，再談立場。”短短數月，交通疏通，工礦復工，農牧業春耕如期，西寧街頭的槍聲也止息了。中央很快注意到這個“能打會談”的少將。
1967年底，華北草原也告急，內蒙古出現大規模沖突。調令把劉賢權的名字擺在“候選司令”之列，但列車尚未開動，新的指示又把他叫到北京。原總政治部因運動停擺，取而代之的是軍委辦事組下設的政工組。這是一個臨時機構，需要一位既懂政治又敢擔當的軍人撐場。
1968年3月，他抵京報到。當天傍晚，形勢巨變：政工組被宣布撤銷，組長楊成武停止工作。會場短暫沉默，劉賢權只說了六個字：“聽令，服從調遣。”據在場者回憶，他隨即請示能否回青海繼續收尾，卻被告知“留京待命”。
等待沒有持續太久。鐵路、油田、水電工程遍布全國，指揮、后勤、政工一手抓的干部成了稀缺資源。于是，同年冬天，劉賢權走馬上任鐵道兵，先任政委，旋即兼司令員。鐵路線從黃土高坡伸向天山，從成昆峽谷蜿蜒入云，建設現場塵土飛揚，他常穿一件舊棉襖，端著搪瓷缸跟戰士一起蹲在枕木上吃飯。有人問他為何不回青海，他笑笑：“修好路，也是穩邊疆。”
鐵道兵七年，他推動隧道機械化，強調“先勘測、后爆破”，既搶工期，也保安全。青藏、湘黔、襄渝等線路的高原隧道，多留有他批注的勘測意見。1973年，他被借調至國務院文化組，協助整頓電影制片行業，用部隊管理經驗理順流程，不久任務完成即返部隊。
1975年，軍內職務再調整，劉賢權調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兼顧問，級別雖降，卻依舊勤于巡察各兵種訓練場。有戰士回憶，那位眉宇剛勁的老兵蹲在壕溝邊，拿木棍比劃陣地火力配置，依舊習慣用粗河北音一句句強調：“打仗，沒有預案不行。”
一個將軍的行程，折射的是時代的光影。青海的清冷、京城的驟變、工地的號子、華北的黃塵，都曾映在他的軍帽檐下。機構可以更迭，職務可以起落，卻難改他身上那股“哪里需要就去哪”的兵味。這種跨越政治、作戰與建設多重舞臺的履歷，為理解那段風雷激蕩的年代提供了生動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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