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關于犯罪嫌疑人李某不構成犯罪的法律意見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專注經濟犯罪辯護）

包頭市公安局東河分局：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委托，指派張萬軍、牛春雁律師擔任其涉嫌盜竊案偵查階段的辯護人。辯護人接受委托后，充分聽取李某的陳述與辯解，結合本案事實及刑法基本原理、相關法律規定，從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要件理論出發，出具本法律意見書，供貴局參考。

一、本案基本事實

2020年，為解決東河區某小區業主入住難問題，在東河區政府、區住建局及某街道辦事處牽頭組織下，李某被小區業主推選為業主代表，主要職責是協調推進小區入住及房屋辦證相關事宜。2021年，該小區實施管網改造施工期間，施工人員提出部分廢舊鐵管影響施工，需予以拆除。李某當即向某街道辦事處電話請示，相關負責人告知其可與另一業主代表協商處置。后李某與另一代表何某協商一致，對該部分廢舊鐵管予以拆除，變賣所得價款1000元，全部用于支付其此前為維護小區全體業主合法權益、推進整改工作所產生的欠付交通費用。

刑法理論及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明確規定，盜竊罪的核心構成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行為。該罪的認定必須嚴格遵循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既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實施秘密竊取行為，同時需具備犯罪主體適格、客體被侵害的完整構成要件，缺一不可。結合本案事實，李某的行為不符合盜竊罪及其他任何犯罪的構成要件，具體分析如下：

二、法理之辯：民法上合法行為不可能構成犯罪

處理刑事案件，必須堅守法秩序統一性原理的核心內涵，其中最關鍵的一點的是：民法上認定為合法的行為，不可能構成刑法上的犯罪。刑法作為保障法，其處罰范圍應當小于前置法，若某一行為在民事層面具有合法性、正當性，則必然不應被納入刑事處罰范疇，這是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謙抑性原則的共同要求。就本案而言，李某處置案涉廢舊鐵管的行為，在民法層面屬于合法的業主自治管理行為，無需事前征得全體業主同意，自然不可能構成盜竊罪，具體結合業主自治實踐、民事法律規定及公序良俗分析如下：

其一，從法律規定來看，《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條明確了業主共同決定的事項范圍，其中需業主共同決定的系“改變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從事經營活動”等重大事項，而案涉廢舊鐵管系已廢棄、無使用價值的破損設施，其拆除與變賣并非“改變共有部分用途”，亦非“從事經營活動”，不屬于法律規定的需業主共同決定的事項，無需履行全體業主同意的表決程序。李某作為業主代表，處置該廢舊鐵管的行為，符合《民法典》關于業主共有財產管理的規定，在民事層面具有明確的合法性。

其二，從業主自治實踐來看，小區業主人數眾多，若要求業主代表處理每一項瑣碎的公共事務（尤其是處置無價值廢棄物這類小事）都事前征得全體業主同意，既不具備現實可操作性，也違背業主推選代表的核心初衷——業主推選代表，本質上就是委托其代為處理小區日常公共事務、推進整改工作，若事事需全體業主表決，不僅會導致效率低下，甚至會因表決門檻過高而陷入決策困局，無法實現業主自治的目的。李某在請示街道辦事處并與另一業主代表協商一致后處置廢舊鐵管，完全符合業主自治的實踐慣例，屬于合理履職行為。

其三，從共有財產管理的法理來看，案涉廢舊鐵管屬于全體業主共有財產，依照《物權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共有人沒有約定管理方式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李某作為業主代表，其處置無價值廢棄物的行為，屬于對共有財產的合理管理，無需事前取得全體共有人（全體業主）的同意，其行為未損害任何業主的合法權益，亦未違背業主的共同意志。

其四，從情理與公序良俗來看，李某作為無償履職的業主代表，其核心目的是推動小區整改、維護全體業主利益，變賣廢舊鐵管所得款項全部用于抵扣履職產生的交通費用，未謀取任何個人利益，其行為完全出于公益，而非私利。結合當時小區自救委員會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整改工作迫在眉睫的現實，李某已盡到合理的履職審慎義務，若苛求其事前征得全體業主同意，既不符合客觀實際，也不利于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業主自治、主動維護公共利益，有違公平合理的情理原則，亦與公序良俗相悖。

綜上，無論是從法律規定、業主自治實踐，還是從情理與公序良俗來看，李某處置廢舊鐵管的行為均無需事前征得全體業主同意，該行為在民法層面屬于合法的履職行為。依據“民法上合法行為不可能構成犯罪”的法理，結合法秩序統一性原理，李某的行為顯然不具有刑事違法性，更不可能構成盜竊罪。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

二、事實之辯：李某的行為不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

盜竊罪的認定需嚴格恪守罪刑法定原則，其構成要件具有明確的法定性和排他性。結合本案事實及刑法理論，李某的行為在主體、主觀、客觀、客體四個方面均不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亦不具備其他犯罪的成立條件，具體論證如下：

（一）主體：李某具有合法的業主代表身份，其處置行為系履職行為，區別于普通自然人的個人行為

從刑法犯罪主體理論來看，盜竊罪的主體雖為一般主體（年滿十六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本案的核心在于，李某的行為并非普通自然人的個人行為，而是基于合法授權的職務行為，其主體身份具有特殊性，該特殊性直接否定了其行為的犯罪屬性。

本案中，某小區因不具備入住條件，在東河區住建局、某街道辦事處等行政機關牽頭組織下，成立小區自救委員會，李某系在行政機關監督、指導下，由小區業主合法推選產生的業主代表，其核心職責是推動小區整改、維護全體業主的合法權益。

東河區某街道辦事處于2020年7月15日出具的《授權委托書》，明確載明“委托李某為合法代理人，處理小區內的一切事務，解決入住難，早日達到入住條件等，委托人在其權限范圍內依法所作的一切行為，接受問詢的行為及簽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認”。該授權具有明確的行政指導背景和業主自治基礎，其授權范圍涵蓋小區整改相關的全部事務，拆除施工中影響作業的廢舊設施、處置廢舊設施殘值，均屬于“處理小區內一切事務”的合理范疇，系李某履行業主代表職責的附隨行為。

因此，李某的行為系基于合法授權的公益履職行為，其行為后果歸屬于全體業主，而非其個人，與盜竊罪中“個人私自侵占、竊取財物”的主體行為模式存在本質區別，其履職行為的正當性的公益性，排除了犯罪行為的成立前提。

（二）主觀：李某無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盜竊罪的主觀構成要件

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盜竊罪成立的核心要件，也是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關鍵。刑法理論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侵犯他人對財物的所有權或占有權，仍意圖將該財物非法據為己有，用于個人揮霍、私分或其他個人用途，具有永久性侵占的主觀故意。若行為人主觀上無非法占有目的，即便客觀上實施了處置他人財物的行為，也不能認定為盜竊犯罪。

本案中，李某的主觀意圖完全不符合上述非法占有目的的法理要求：其一，其行為的出發點是維護小區全體業主的公共利益，推動小區管網改造順利進行，確保業主早日實現入住，其動機具有純粹的公益性，無任何私利傾向；其二，其變賣廢舊鐵管的行為，本質上是“廢物利用”，主觀認知中，該廢舊鐵管系小區全體業主共有的廢棄設施，無實際使用價值，僅具有廢品殘值，其將該殘值變賣所得款項，用于抵扣其無償為全體業主辦事所產生的交通費用，系對履職成本的合理補償，而非將財物據為己有；其三，即便李某在款項處置后未及時履行公示程序，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該瑕疵僅屬于小區業主自治過程中的管理疏漏，系民事管理范疇，與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故意”具有本質區別——后者要求行為人具有主動隱匿、私吞財物的主觀惡意，而李某既無隱匿款項的行為，也無將款項用于個人消費、私分的意圖，其主觀上始終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履職行為，不具有任何犯罪故意。

依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缺乏非法占有目的，即喪失了盜竊罪成立的主觀基礎，即便客觀上存在處置財物的行為，也不能認定為犯罪。

（三）客觀：李某的行為系公開履職行為

本案中，李某的行為系公開的履職行為：其一，案涉管網改造、廢舊鐵管拆除系小區公共整改事項，施工過程在小區公共區域公開進行，施工人員、部分業主均知曉施工及拆除廢舊鐵管的事實，不存在隱蔽性；其二，拆除及變賣行為均在公開場合進行，另一業主代表何某全程參與協商并同意處置，部分業主參與或知曉該行為，不存在“秘密”處置的情形，亦未采取任何隱瞞、規避權利人的手段。

此外，從財物性質來看，案涉廢舊鐵管系已廢棄、無使用價值的破損設施，并非小區正在正常使用的合法完好財物，其價值僅為廢品殘值，李某的處置行為系對無使用價值廢棄物的合理處理，而非對有效財物的竊取，與盜竊罪“轉移他人有效財物占有”的客觀行為模式完全不符。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以法理賦能經濟犯罪辯護）

（四）李某的行為未侵犯盜竊罪所保護的法益

盜竊罪的犯罪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或占有權，即行為人通過秘密竊取行為，侵犯他人對財物的合法控制與支配權，造成財物權利人的財產損失。若行為未侵犯他人的財產所有權或占有權，未造成實際財產損失，則不構成盜竊罪。

本案中，案涉廢舊鐵管系某小區全體業主共有財產，李某作為業主代表，其處置行為系基于業主授權，屬于對共有財產的合理管理行為，并未侵犯全體業主的財產所有權——變賣所得款項全部用于支付履職產生的交通費用，未被李某個人留存、私吞或用于與小區整改無關的事項，全體業主未遭受任何財產損失；同時，該廢舊鐵管已無使用價值，若不予以拆除，還會影響小區管網改造施工進度，損害全體業主的公共利益，李某的處置行為不僅未造成危害后果，反而有利于推進小區整改，維護全體業主的合法權益，不符合盜竊罪“侵犯他人財產權、造成財產損失”的客體要求。

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若行為未對社會秩序、他人合法權益造成嚴重損害，則不具備犯罪的成立基礎。本案中，李某的行為不僅未造成危害，反而有利于維護業主利益、推進小區治理，顯然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應以刑事犯罪論處。

三、情理之辯：將李某的公益行為入刑，嚴重損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從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來看，刑法是社會治理的最后手段，僅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需要通過刑事處罰予以規制的行為進行調整，對于民事糾紛、行政爭議或業主自治中的管理瑕疵，應優先通過民事、行政途徑解決，不得隨意動用刑事手段，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延伸要求。

李某無償為小區業主履職，一心維護全體業主利益，未謀取任何個人私利，其行為不僅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反而有利于小區治理，若對其動用刑事手段，既違背刑法謙抑性原則，也會寒了熱心公益、主動履職者的心，造成不良社會導向，甚至引發輿情，與法律維護公平正義、鼓勵公益行為的立法初衷相悖。更為重要的是，若對李某予以定罪追責，將嚴重不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立與踐行。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靈魂，法治建設應引導社會樹立正確價值取向，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李某無償履職、一心為公，主動承擔小區整改重任，其行為契合“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是“公正、法治”理念在基層治理中的具體體現。司法裁判具有鮮明的價值導向作用，若將這種出于公益、未謀私利的履職行為認定為犯罪，不僅會否定李某的善舉，更會向社會傳遞“熱心公益者必受追責”的錯誤信號，挫傷公民參與基層治理、主動維護公共利益的積極性，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價值理念背道而馳。類似案例中，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的裁判思路也充分表明，錯誤定罪則會破壞法治的價值引領作用，阻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全社會的深入人心。

綜上所述，本案的發生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當時小區自救委員會剛成立，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建立完善的支出審批、賬目公示流程，李某行為性質當時屬于民事合法范疇，而非刑事犯罪。懇請貴局充分考量本案事實、歷史背景，依法撤銷對李某的刑事立案，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彰顯刑法的謙抑性與公正性。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

辯護人：張萬軍

2026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