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被罵蛐蛐皇帝冤不冤？他玩蛐蛐勞民傷財的程度，超后人想象

你聽說過嗎？明朝有位政績不錯的皇帝，開創了有名的仁宣之治，結果卻因為一只小蟲子被罵了幾百年，還落了個“蛐蛐皇帝”的外號。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景德鎮挖到一堆碎瓷片，再翻出宮里留下的老詔書，這樁幾百年的舊案才慢慢捋清楚細節。今天咱們就說說，這罵名到底冤不冤？

1993年，考古隊在景德鎮明代御窯廠的舊址挖垃圾坑，翻出來一堆宣德年間的青花碎瓷。普通的杯碗盤碟都不稀奇，偏偏幾塊罐子殘片讓大家起了疑心。這些殘片畫著皇帝專用的五爪龍，器形小口短頸肚子大，底部特意加厚，擺在那不容易歪，這不就是文獻里說的專門養蛐蛐的促織罐嘛。

這些碎瓷都是燒造不合格的次品，當時就被打碎埋在了御窯廠附近，說明這不是皇帝一時興起做的一兩個，而是御窯廠批量生產專供皇帝玩的。可見朱瞻基玩蛐蛐真不是野史瞎編，人家是玩到專門造專屬器具的程度，絕對不是偶爾解悶的小愛好。

朱瞻基在宮里玩蛐蛐，怎么就鬧得江南民間家破人亡了呢？翻宣德九年的朝廷檔案，還真有明明白白的記錄。當時朱瞻基嫌內官采辦回來的蛐蛐數量少，個頭還小，根本沒法玩，直接下了詔書點名蘇州知府況鐘，要他再湊一千只健壯、鳴聲清亮的蛐蛐送京城。

蘇州本來就是江南水鄉，草多蟲多，從古時候開始就盛產好蛐蛐，民間玩蟲的風氣也盛，要找好蛐蛐自然第一個想到蘇州。放到現在，找一千只蛐蛐真不是事兒，可放在明朝，這是實打實的皇差，不是花錢就能解決的。

明朝宮廷要各種東西，大多走的是攤派采辦的路子，不是正常市場買賣。詔書到了蘇州，知府分給縣里，縣里攤給鄉里，最后落到一個個小吏百姓頭上，完不成任務就是抗旨，誰都擔不起這個罪過。有人說不就是一千只小蟲至于嗎？還真至于，攤派一來蟲價直接飛漲，一只好蛐蛐能賣到十幾金，普通人家根本掏不起。

當時蘇州楓橋就有這么一個管收糧的小糧長，攤上了找蛐蛐的任務，為了交差，愣是拿自己一匹好馬換了一只上等蛐蛐。這哪里是喜歡蛐蛐，分明是拿自己的飯碗甚至小命在賭，完不成差事，丟官都是輕的，搞不好還要蹲大牢掉腦袋。

他把這只蛐蛐當命根子一樣供在家里，結果他的一個妾室好奇，偷偷掀開罐蓋想看一眼皇上要用的蛐蛐，誰知道蛐蛐一下蹦出來跑沒影了。好好一件事就這么黃了，糧長又急又悔，最后竟然和妻子一起投井自盡，好好一個家就因為一只蛐蛐沒了。

這個故事出自明清筆記，細節不一定百分百準，但背后的事兒全是真的，宣德年間確實下詔征過蛐蛐，江南蟲價確實被炒得虛高，攤派的皇差確實把底層小吏逼得走投無路。這個悲劇不是偶然，就是皇帝的愛好經過官僚體系放大后，落到普通人頭上的結果。

找蟲難，把蟲活著運到北京更難。那時候從江南到北京，水陸交替要走小半個月到一個月，蛐蛐嬌弱，經不起顛簸，每一只都要單獨放，一路還要小心伺候溫度雨水。要湊夠一千只合格能斗的，算上路上損耗和中途淘汰，地方至少要準備兩三千只才行。

每多一只蛐蛐，就得多一個農人熬夜去田里捕，得多占一個驛站的位置，得多花一份人力物力。那時候明朝的驛站本來就常年超負荷運轉，天天公務都忙不過來，平白多出這么一批特殊“貨物”，額外的開銷最后全都是分攤到底層百姓頭上。

朱瞻基深處宮里，哪能看得見底層這些糟心事兒。他只需要看內官送上來的蛐蛐好不好，合不合心意，頂多覺得這就是自己閑了玩的小愛好，算不上什么大錯。可這套封建官僚機器轉起來，皇帝哪怕一丁點喜好，都得整個體系跟著動，最后所有成本全讓最底層的人買單。

朱瞻基38歲就病逝了，新帝剛即位，皇太后張氏馬上下令，把宮里所有不急用的玩好物件全都清理毀掉。那些宮里的蛐蛐罐，自然第一批就被處理了。這倒不是張太后多痛恨蛐蛐，主要是新朝要立規矩，給天下看一個簡樸端正的態度，把舊帝的私人愛好清掉，給新帝鋪路。

這一道命令下來，御窯廠不用再燒蛐蛐罐，地方也不用再攤派找蛐蛐，圍繞蟋蟀的這一整套折騰才算停下來。那些被砸碎的蛐蛐罐埋在地下，幾百年后挖出來，反倒成了這件事最實的證據。

那繞回最初的問題，朱瞻基背了幾百年“蛐蛐皇帝”的罵名，到底冤不冤？說冤真的挺冤，人家在位十年，治國做得相當不錯，對外邊境安穩，對內與民休息，開創的仁宣之治一直被史家稱贊，絕對不是啥都不干的昏君。

要說不冤，也真不冤。他這個愛好真的實打實勞民傷財，批量燒皇帝專用的蛐蛐罐，下詔讓地方攤派征蛐蛐，還鬧出了人命，哪一件都是板上釘釘的事。說白了，封建時代皇帝的私人愛好從來不是私事，整個制度都會給它背書，再小的愛好，到了底層都是天大的負擔。

朱瞻基總體算得上一個稱職的皇帝，可就是這么一個小愛好，給底層百姓添了這么大的麻煩，落下這么個罵名，其實一點都不虧。這段歷史也挺有意思，不是非黑即白的，好皇帝也會辦糊涂事，罵名背后也不全是瞎編。

參考資料：央視網 “蛐蛐皇帝”朱瞻基的真實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