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第一批女囚抵達澳洲：兩千多年新大陸開荒的“另類母親們”

聲明：本文創作嚴格依托歷史事實展開，對部分細節與對話進行了文學性加工處理。但情節與人物對話均為藝術演繹，并在秉持對史實高度尊重的原則下，致力于精準還原特定時代背景下人物的命運走向與整體時代氛圍。

這座大陸與世隔絕了兩千多年，直到一群穿著鐐銬的女囚走下了船。沒有歡迎的禮炮，沒有鮮花和掌聲，只有南半球灼熱的陽光，照在她們瘦削的臉上。她們中間，有人已經在漫長的航程中生下了孩子，有人肚子里還揣著新的生命。這支艦隊，后人叫它“第一艦隊”。

這是十八世紀末期，英國監獄里人滿為患的歲月。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后，北美那塊曾經最大的犯人流放地，對英國關上了大門。于是，英國把目光投向了地球另一邊，那個后來被叫做“澳大利亞”的大陸。這片陌生的土地，將要迎來一批批特殊的移民。

這些事情都算起來，還要從頭說起。

01.海上漂泊的女囚

英國工業革命那會兒，很多工廠用上了機器，原本靠手藝吃飯的工人紛紛丟了飯碗，失業的人多了，犯罪也跟著多了起來。當時有個名叫伊麗莎白弗萊的女慈善家，后來參觀過倫敦的紐蓋特監獄，看到的情形讓她觸目驚心：女囚和男囚混在一起關押，里面穢物遍地，臭氣熏天，連站腳的地方都不夠。英國政府也是頭疼，監獄實在撐不下去了。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英國人丟掉了北美那最后一片可以倒騰犯人的殖民地。英國政府急眼了，這犯人往哪兒送？沒辦法，先把那些破舊的運兵船改造成了“監獄船”，鎖在泰晤士河上，幾百上千人被塞進那些暗無天日的船艙中。這充其量是權宜之計，監獄船上疾病流行，每天都有犯人死去，新的犯人又源源不斷送來。民間怨聲載道，暴動此起彼伏。

這時候，有人想起了遙遠南太平洋的那片土地。早在1770年，庫克船長就已經抵達了澳大利亞東海岸，將這個名為“新南威爾士”的地區宣布為英國領土。那邊土地廣闊，距離英國本土萬里之遙，正適合關門打狗——不對，正適合安頓那些不被社會接受的犯人。英國議會經過幾番辯論，決定把天高皇帝遠的澳大利亞作為新的犯人流放地。就這樣，一個龐大的流放計劃出臺了。

誰來負責這件事？英國政府抽調了一批現役的海軍軍官，其中被任命為艦隊總指揮的就是亞瑟菲利普船長。這個男人年近五十，之前在英國海軍服役多年，也在葡萄牙海軍效力過，什么風浪沒見過。政府給他的指令非常簡單：把船隊開到澳大利亞，建立起殖民地，管好那些犯人。

菲利普接到的命令細節很具體。他不僅要負責運輸，還要在抵達之后擔任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第一任總督。政府給他配備了一艘“天狼星”號皇家海軍旗艦和幾艘補給船，再加上六艘犯人運輸船。這支船隊后來被人叫做“第一艦隊”，共十一艘船。艦隊里除去犯人，還有海軍官兵、政府官員、隨軍家屬、醫生和牧師。這支隊伍浩浩蕩蕩，算是當時英國派往南半球規模最大的遠征隊之一。

出發前，英國政府很精明地耍了個心眼，把運送犯人的活兒“外包”給了私人船主。政府官員琢磨的是，這樣能省下皇家海軍大量的人力物力，合同一簽，船主自負盈虧，出了事兒政府也不用直接負責。政府按照上船時犯人的數目支付運費，至于路上嘛，船主愛怎么折騰就怎么折騰。

這些私人船主大多是倫敦的商人，他們手頭多是一些破舊的貨船，干脆拿來改裝成囚室。鐵鏈、鐵鐐、鐐銬都是現成的，船艙底下用木板隔成一個個隔間，犯人像貨物一樣被塞進去。有的船主為了多撈錢，拼命往船艙里塞人，鐵床疊了三層，每層只有不到半米高的空隙，人躺進去連翻身都困難。船艙沒有窗，不通風，只有一個小艙蓋用來扔食物進去。

這些女囚的來歷真是五花八門。

“想想看，”事后有一位名叫范妮的女囚回憶說，“當時我不過是個鄉下丫頭，因為偷了主人家一塊面包，就判了七年流放。我家那口子也在船上，是另一個犯人。出發之前我們偷偷成了親，婚禮上沒有鮮花，沒有酒，連個見證人都沒有。”

女囚們多數是二十出頭的姑娘。根據后來的統計，這些女囚包括百分之十五是盜竊犯，百分之十一是流浪者，百分之九的姑娘因為偷了衣服被判刑。還有一個十七歲的農婦瑪麗韋德，因為偷了一只羊羔就判了終身流放。可見當年的量刑之嚴，處罰之重。

出發那天，天還沒亮，倫敦碼頭就一片鬧哄哄。女囚們被從紐蓋特監獄的鐵籠里拖出來，脖子上吊著鐵鐐，串成一長串，被人押上了小船，渡過泰晤士河，折騰了半天才送到深水泊位。有些女囚那時候已經懷孕了，上船前在監獄里就已經被男囚侵犯，也有些是上船后和獄卒、士兵發生了關系。這一點，后來成了第一艦隊女囚中一個公開的秘密。

艦隊組成一共十一艘船，兩只皇家海軍艦船是一只旗艦“天狼星”號和一艘名叫“供應”的快艇，外加三艘補給船和六艘犯人運輸船。這十一艘船總共載著一千五百人左右。其中男犯五百六十八人，女犯一百九十一人，外加大約十三名兒童。女囚中有不少是孩子還小，跟著一起飄洋過海。

艦隊起航前，英國首相威廉皮特的政府還特意制定了一批嚴格的計劃。政府下令給這些犯人每人配備兩年的衣服和毛毯，每船配給一艘捕鯨船，以及足夠的繩索和工具。犯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面包七兩，牛肉二兩，黃油和奶酪各半兩，外加若干豌豆和米飯。當然，這些紙面上的數字，最后落到犯人嘴里還能剩下多少，就只有船主知道了。

話說1787年5月13日，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太陽剛剛露出頭，十一艘船只排成一列，迎著大西洋的晨風，扯起了滿帆。港口擠滿了送行的人，有人哭喊，有人揮手，有人咒罵，有人絕望。女囚們在船艙里聽見外面喧鬧的人聲，心里百感交集。這可能是她們最后一次看到英國的土地了。

負責押運的軍官約翰懷特年紀不大，卻是個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站在“夏洛特”號的甲板上，他望著這些女囚，暗自嘆息。總督菲利普給他的任務是，在漫長的航程中盡可能保證囚犯們的健康，減少死亡。這個任務說起來簡單，做起來才知道有多難。

行船的路上從來不是風平浪靜的。艦隊先從倫敦趕到樸茨茅斯，在那里裝滿了補給和彈藥，然后順著英吉利海峽一路南行。還沒出發多久，有人就說，這船上女囚們的肚子已經大了。當時有個叫瑪麗蒂爾曼的三十歲女囚，在船上就開始大肚子。船上的酒保兼外科助手詹姆斯斯科特在日記里寫道：“四月三十日，婦女們被帶上船，不少都挺著大肚子，有的生下了死嬰，有的把孩子生在路上。”這些孩子有不少剛生下來就夭折了。

事情還有更邪乎的。一些士兵和水手打起了女囚的主意，半夜三更偷偷溜到底艙，用煙酒和食物引誘那些餓得頭暈眼花的女人。

有一個叫瑪麗布萊恩特的女囚，是康沃爾郡一個漁民的妻子。她因為偷了一件絲綢衣服被判七年流放，被送上了“夏洛特”號。在那個鐵腥味的船艙里，她遇見了她的丈夫威廉布萊恩特。威廉是個漁民，也是因為偷竊被判流放。兩人在船上成了親，不久就有了孩子。

“那孩子是在女人艙里生的，”時年二十歲的女囚伊麗莎白德瓦蘭在回憶錄里寫道，“一聲哭喊之后，艙里一片漆黑，大家手忙腳亂。一個老家伙伸手把孩子接過來，割斷了臍帶。孩子就這么活下來了。”這個孩子被取名叫夏洛特斯賓塞，用的是船的名字。可憐的小夏洛特才活了一年多，后來在一場逃亡中死去了。

這種在海上出生就夭折的事實在太多了。一個叫伊麗莎白科德利的女囚生下了一個死嬰，被扔進了大海。更糟心的是一個叫伊麗莎白戴爾的女囚，她懷了孕，卻不知道是誰的孩子，自己在旅途上死去了。

一路上，艦隊在特內里費島、里約熱內盧和好望角做了幾次停靠。每次上岸，總督菲利普都會安排補給和檢查船況。但這些停靠的時間很短暫，大多數女囚甚至沒有機會踏出船艙看看外面的世界。

船隊穿越熱帶海域的時候，天氣悶熱，船艙里密不透風，到處是惡臭。用來照明的油脂燈發出熏人的黑煙，混合著嘔吐物、糞便和血腥味。女人們被關在狹小的空間里，一個挨著一個，鐵鏈在她們腳脖子上磨出了血泡。天熱時，海水從船板裂縫滲進來，那些發霉的草墊散發出令人窒息的氣味。

有人回憶道：“船艙里的氣溫高達近四十度，鐵做的舷梯燙得不敢摸。女人們光著膀子，汗水直流，有的中暑抽搐，有的倒地昏迷。屎尿橫流，沒人清理。艙壁上、地板上到處爬滿了臭蟲、虱子和老鼠。在這種地方，人能活著就是萬幸了。”

當時沒有醫生愿意跟船，政府就配了幾個犯了事的外科大夫，這些人也是犯人，醫術參差不齊。船上藥物匱乏，只有鴉片酊和奎寧，對付瘧疾、斑疹傷寒、痢疾根本沒用。病號越來越多，死亡的數字與日俱增。

船上死了一個人，犯人們會自發組織起來，把遺體用劣質的帆布裹好，抬上甲板。牧師草草地念幾句禱詞，然后遺體就被推入茫茫的大海。船上不允許有正式的葬禮，怕影響士氣，也怕耽誤航程。很多女囚看著自己的親友被海水卷走，只能忍著眼淚，死死咬住嘴唇，不讓自己哭出聲。

就這樣，船隊在海上飄了漫長的幾乎九個月。1788年1月18日，船隊抵達澳大利亞植物學灣。菲利普總督帶人上岸查看，發現庫克船長當年描述的那個理想錨地，實際情況遠非如此。那片海灣太潮，土壤貧瘠，根本不適宜耕種。唯一可取的水源也只是淺淺的淡水溪流，不足以供應上千人。

菲利普當即下令，繼續往北走。四天之后，船隊在杰克遜港靠岸，這就是后來的悉尼。菲利普給悉尼點選了一片高地，下令砍樹造屋。隨后，在艦隊的旗幟下，他鄭重宣讀了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委任狀，宣布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這一天是1788年1月26日，后來被定為澳大利亞的國慶日。

直到2月6日，菲利普總督才允許女囚們上岸。此刻，總計差不多三百多人，除去軍官和士兵的妻子，剩下的一百九十二名女囚，還帶著途中生下的十幾個嬰兒。這些女人們，在海上被困了九個月，終于踏上了堅實的土地。

但好日子還遠沒到來。

02.流放地的艱難歲月

1788年2月6日這天傍晚，殘陽如血，將悉尼灣的海面染成一片橘紅色。女囚們被分批次從運輸船上轉移到小艇，緩慢地劃上了岸。阿瑟菲利普總督站在岸邊，面無表情地注視著這些衣衫襤褸的女人。他在日記里寫道：“女囚的行為，在等待上岸時非常可恥，其放蕩和無恥的程度，可以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老總督生氣的原因很簡單，這些女囚剛上岸就翻墻倒屋，尋釁滋事，喝酒耍瘋，有的甚至脫光了衣服，撲向岸邊的男囚和士兵。據當時隨船的牧師理查德約翰遜記錄，那天夜里殖民地一片混亂，男人的喊叫聲，女人的咒罵聲響徹夜空。菲利普總督氣得七竅生煙，第二天就把所有女囚趕到營地外圍，派重兵嚴加看守。

實際上，這些女囚的瘋狂舉動，很大程度上是被壓抑太久的反彈。在被流放的那些年里，女囚們被當作二等公民，甚至更差的待遇。根據后來英國議會的流放法案，女囚在服刑期間，必須無條件地從事體力勞動，如紡織、洗衣、開墾荒地、種植莊稼。她們的勞動沒有報酬，只有最基本的食物和衣物。

菲利普總督是一個務實的人，他不喜歡倫敦那套老舊的規矩，認為那是官僚主義。他主張殖民地應該自給自足，不能總指望從英國運來糧食。他下令建立農場，種植小麥，飼養牲畜。女囚們被分配到農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悉尼灣附近多為頁巖和沙土，缺乏養分，連最基本的莊稼都長不好，種下去的小麥總是顆粒無收。

收成不好，糧食短缺就成了大問題。菲利普不得不下令縮減犯人的口糧，每人每天的口糧改成只有幾兩粗面包加一塊咸肉。女囚們餓得面黃肌瘦，不少人患上了壞血病和傷寒。菲利普在自己的清單里寫道：“非人的口糧已經降到半飽以下。想完全養活所有人，完全不可能，除非從更遠的地方購買貨物。”

直到1790年6月，第二艦隊抵達悉尼，才送來了急需的糧食。但這支艦隊帶來的不只是糧食。第二艦隊的死亡率比第一艦隊更可怕，六艘船總計帶著九百名男女囚犯，中途死亡近兩百七十六人，死亡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死亡的原因是船主克扣口糧，船上沒有醫生，犯人得了痢疾、壞血病，沒人治，就那么活活等死。

菲利普總督聽到這個消息，憤怒地寫信給倫敦的內政大臣：“這些犯人所受的虐待，簡直難以用語言形容。我們收到的，根本就是一群奄奄一息的幽靈。”

但事已至此，他別無選擇。接收人員后，他下令將這些女囚分配到各個勞動崗位。有的去了悉尼附近的海灣，幫忙建造碼頭和倉庫；有的被送到諾福克島，那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是殖民地第二個流放地。諾福克島上環境較為潮濕，土壤也肥沃，適合耕種，但交通不便，靠近不了主要的殖民地。

殖民地初期的生活相當嚴苛。根據現存的監獄記錄，女囚們每天清晨五點半就被鎖鏈敲響的聲音叫醒。簡單的早餐后，開始一天的苦役。開荒、種地、洗衣、縫紉，有的還去幫軍官和自由民做家務。這些女囚的手上全是水泡和老繭，指甲里永遠嵌著泥巴。累了渴了，喝水休息片刻，還得忍受看守的呵斥和鞭打。

晚上七點，一天的勞動才結束。女囚們被押回所謂的“棚屋”，實際上只是簡易的木棚，上面蓋著茅草，四面透風。棚屋里沒有床鋪，在地上鋪一層稻草，裹著發霉的毛毯睡覺。人擠人，連翻個身的空間都沒有。有時夜里下大雨，雨水從棚頂漏下來，整個地板成了泥沼，女人們一夜泡在水里。

很多女囚就在這種環境下康復不了，拖著病體一天天熬著。

精神上的壓抑更為致命。女囚們被剝奪了社交、娛樂和通信的自由。她們不能離開營地，不能和男囚接觸，更不能隨意和士兵說話。觸犯規定，輕則被關禁閉，重則被鞭打。鞭子落下，后背的皮膚立刻裂開，鮮血直流，許多女囚因此留下了終身無法消除的疤痕。

日子久了，一些女囚找到了逃避苦役的“捷徑”——嫁給那些自由移民或已結束刑期的男囚。殖民地初期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男人多女人少，女囚成了稀缺資源。菲利普總督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他鼓勵女囚結婚。在他看來，家庭是社會穩定的基本單位，結了婚的女人會安分守己，不再惹是生非。

于是，他就出臺了新的法規：獲釋的男囚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可以申請娶一名女囚為妻。條件是該女囚必須處于服刑期，且愿意結婚。這項規定看似簡單，實際操作起來卻引發了不少爭議。一方面，這確實是女囚們改善生活的難得機會，不用再做苦役，還有丈夫的照料；另一方面，這種婚姻充滿了赤裸裸的利用關系，很多男囚只是為了得到免費的勞動力，根本不是出于愛情。

于是就有這樣的情景：一個剛被釋放的男囚向當局提出申請，然后去女囚營地“相親”。女囚們被叫出來，排成一排，供這個男人挑選。這完全就是挑牛馬的架勢。看中了哪個，就過去看看她的五官，捏捏她的胳膊，問她幾句話，然后拍板定案。沒多久，婚禮就草草舉行，牧師念幾句詞，兩個人就算夫妻了。

有些女囚欣然接受，畢竟比蹲監獄強。有些女囚則死活不從，寧愿繼續受苦役。但屈從者還是占了多數。這種婚姻，后來被戲稱為“殖民地婚姻”。

當然，也有人在困境中找到了真愛。約翰尼科爾是一個男囚，服刑期間被分配到農莊干活。他在那里認識了一個叫凱瑟琳的女囚，兩個人相互扶持，一起開荒種地，一起吃糠咽菜。刑滿后，他們結了婚，生下了一群孩子。多年以后，他們的孫子在澳大利亞經營牧場，富甲一方。約翰晚年回憶說：“我們什么都沒有，只有彼此。那也許就是最大的財富。”

但是在殖民地早期，這種幸福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女囚依然在貧病交加中度日，看不到希望，也不知明天會怎樣。菲利普總督在任的幾年間，不斷向上級反映殖民地物資短缺的問題，但英國政府反應遲鈍，遲遲不見行動。到了1792年，心力交瘁的菲利普返回英國養病，把殖民地交給了臨時管理者。

新任命的幾位總督，在管理水平上參差不齊。有的剛愎自用，有的貪污腐敗，殖民地發展緩慢。直到1800年以后，情況才慢慢好轉。

出現轉機的原因，一是羊毛業的興起。十九世紀初，歐洲戰爭頻繁，羊毛需求量激增。澳大利亞的牧場主發現，這里的氣候非常適合養羊，產出的羊毛質地優良，價格昂貴。于是大批自由移民來到澳大利亞，從事牧羊業。他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女囚們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這時女囚們的工作地點從農場轉移到了牧場和毛紡廠。工作依然辛苦，但待遇有所改善。還出現了一批自由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層。這些人和囚犯的后代一起，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但在這之前，還有一個更為要緊的事情悄悄發生了，那就是運送犯人的制度變化。英國政府發現，承包給私人船主的運送方式存在著致命的缺陷，于是他們改弦更張，將對船主費用的支付改成了“按到岸人數計算”。這樣一來，船主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主動改善了犯人的伙食和醫療條件，犯人的在途死亡率直線下降。

這種制度，即著名的“犯人船”理論，后來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經典案例。

再說回女囚們，她們的命運也逐漸分化。有的苦盡甘來，發了家致了富，成為了當地的名門望族；有的死后連個墓碑都沒有，被埋在亂葬崗里，無人知曉。

03.囚徒建國記

一百多年前，這些被銬著手銬腳鐐的女人，被認為是英國社會的渣滓，是根本不配呼吸空氣的恥辱。誰能想到，正是這些被咒罵、被遺忘的人，造就了一個新的國家。

十九世紀初期，新南威爾士殖民地已初具規模。悉尼從一個簡陋的棚戶區，逐漸變成了一座擁有街道、教堂、商店和行政機構的城鎮。自由移民越來越多，他們帶來了資金、技術和市場經驗。羊毛業、捕鯨業、種植業都蓬勃發展，貿易往來不斷增加。

英國政府在1800年以后，逐漸開始向殖民地派駐文職官員，管理司法、財政、海關等事務。殖民地的行政體系日益完善，各項法規也應運而生。此時的澳大利亞，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被遺忘的角落，而是一個蒸蒸日上的海外領地。

但轉變的過程絕非一帆風順。新殖民地的社會結構依然充滿矛盾，自由移民看不起囚犯及其后代，把他們視為不潔的階層，拒絕與他們往來。獲釋犯被稱為“解放主義者”，這個稱呼本身就帶有歧視。他們即使有錢有產，也無法進入上流社會，不能擔任公職，不能在法庭上作證，甚至不能與自由移民通婚。

早年的一位女囚的后代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祖母是個扒手，被判處七年流放。她在船上生下了我的父親。我父親一輩子吃苦耐勞，養了兩千只羊，蓋起了莊園，家財萬貫。但本地那些所謂的‘名門望族’從不接受他。他們說他是‘囚犯的兒子’，是斷了根的草。我父親不服氣，拼命讀書、附庸風雅，想讓自己變得體面。可人家不看你有沒有錢，就看你祖輩發的根。”

這種階層歧視，延續了幾十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慢慢淡化。在此期間，英國政府輸送了大約十六萬名男女囚犯到澳大利亞各殖民地，新南威爾士、范迪門地、西澳大利亞、昆士蘭都成了囚犯的安置點。到了1868年，英國才完全停止向澳大利亞流放囚犯。此時的澳大利亞已經在準備走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850年代是澳大利亞命運轉折的關鍵十年。那年在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州發現了金礦，這在澳洲大陸引起了軒然大波。消息傳到歐洲、美洲和亞洲，成千上萬的淘金者蜂擁而至，都想一夜暴富。短短十年間，澳大利亞的人口從四十萬暴增至一百一十萬，城市迅速擴張，經濟突飛猛進。悉尼、墨爾本等城市在這一時期拔地而起，街道上車輛川流不息，碼頭邊商船云集，整個社會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

金礦讓澳大利亞擺脫了農業經濟的束縛，走向工業化。銀行、鐵路、電報、報紙這些現代文明的代表，先后出現在各地。原本偏居一隅的澳大利亞，逐漸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女囚們的后代，有很多投身這場浪潮，迅速積累財富，獲得了社會的認可。

瑪麗是其中很典型的代表。她的祖母雅各布特勒是一個來自倫敦的扒手，被流放到了新南威爾士。瑪麗這一代，已經是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人了。她嫁給了在金礦發家致富的商人，生兒育女，當上了體面的太太。她從不向人提起祖母的過去，仿佛那段歷史根本就不存在。

像瑪麗這樣掩飾出身的人還有很多。但掩飾不了的是，就是這些女囚流下了汗水，開墾了土地，生兒育女，把根扎進了澳大利亞的泥土里。她們的后代忘不掉自己的來歷，也不應該忘掉。

逐步的，澳大利亞的六個殖民地——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昆士蘭、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陸續獲得了英帝國的自治權。各殖民地擁有自己的議會、政府、法院和行政系統，不再受倫敦的直接管轄。

1890年代，各殖民地的領導人開始商討建立聯邦的事情，這是一個漫長的博弈過程。有人擔心建立聯邦后，小殖民地會被大殖民地吞并；有人認為，只有建立統一的聯邦，才能實現經濟騰飛和國防安全。經過多輪艱難談判，各方終于各讓一步，達成了一致。

1901年1月1日，這是一個人類文明跨入新世紀的日子。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悉尼世紀公園，見證澳大利亞聯邦的成立。藍天白云之下，一面嶄新的澳大利亞國旗，在英國國旗旁邊徐徐升起。時任總理埃德蒙巴頓宣讀了聯邦憲法的要點。全場的歡呼聲，傳遍了整個大陸。

那個昔日的流放地，終于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隨后的一百多年里，澳大利亞一步步走向富強。二十世紀初，它成為英帝國中最繁榮的自治領之一。二戰以后，大量移民從歐洲、亞洲、中東來到澳大利亞，帶來了多元的文化和技術，經濟更加繁榮。如今的澳大利亞，穩居世界發達國家之列，人民生活殷實，社會福利完善。

而那些年邁的囚犯們，在地下沉睡了一個多世紀。誰還記得她們？誰還記得那些被鐵鏈束縛的手，那些在黑暗中啜泣的眼睛，那些為了一口面包而出賣靈魂的人們？

有人把她們稱作“另類的母親”。其實她們并不另類，她們不過是一群活不下去的窮人，一群被社會拋棄的人，一群渴望得到一絲溫暖的女人。她們只是在苦難的夾縫中求生，在命運的泥淖里掙扎。她們沒有選擇，因為命運本來就沒有給過她們選擇。

澳大利亞的歷史，從這些人的故事開始，寫滿了一百多年的血與淚，苦與痛，屈辱與掙扎。最終，苦難孕育了新的生命，新的生命開創了新的世界。

套用一句俗套的話，這是囚犯創造的國家，但又不完全是。這是一個被流放者的后代創造的嶄新世界，是一個自由、公正、平等的民主國度。

夕陽西下，暮色四合。當你站在悉尼海港大橋上遠眺，當微風吹過你的臉頰，你可曾想過，兩百年前，有一群衣衫襤褸的女人，也曾站在這里，望著同樣的大海，流著淚。她們的眼淚匯入太平洋，化作永恒的浪花。

歷史記得一些事，忘記另一些事。但不應該有任何事被遺忘。

參考資料

（一）史實數據部分來源于：“第一艦隊”詞條，該詞條援引史料顯示，第一艦隊共搭載男犯五百六十八人、女犯一百九十一人（含十三名兒童），艦隊于1787年5月13日從普利茅斯港啟航，1788年1月26日抵達悉尼港。 （二）航運承包制度及犯人途中高死亡率數據來源于：英國歷史學者查理巴特森所著《犯人船》一書相關歷史案例如載，書中引用十八世紀英國政府檔案，犯人運輸途中平均死亡率達百分之十二，其中有一艘商船運送四百二十四名犯人，途中死亡一百五十八人，死亡率達百分之三十七。付費方式改為“按到岸人數付費”后死亡率降至百分之一左右，相關案例研究發表于《法制日報》，2017年7月11日。 （三）航行過程中女囚妊娠及分娩史實來源于：澳大利亞助產史網站“Australian Midwifery History”收錄第一艦隊航程記錄，內容涉及瑪麗蒂爾曼、伊麗莎白科德利等女囚在途中分娩情況，以及菲比諾頓等助產人員救助產婦的記錄。 （四）澳大利亞從殖民地到成為聯邦國家的歷史時間線來源于：新京報2019年1月28日文章《“國慶日”還是“入侵日”？澳大利亞日有點分裂》，文章明確標注1788年1月26日英國艦隊建立第一個殖民區，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亞聯邦成立，1931年澳大利亞獲得內政外交獨立自主權成為英聯邦獨立國家。 （五）殖民地時期土地分配制度及相關土地政策來源于：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官方網站“Lachlan Macquarie’s land grants”頁面資料，獲釋犯單身者可獲三十英畝土地，已婚者可獲五十英畝，初生嬰兒再加十英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