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權力快速更迭已成為美國政治的新常態，原因何在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支持率的持續下滑，正加大2026年中期選舉延續21世紀美國政治最強大趨勢之一的可能性。

總統人氣的穩步下降，增加了民主黨今年11月重奪眾議院、甚至可能連參議院也一并拿下的幾率。

如果民主黨奪回任何一院，將延續自2000年以來13次選舉中，眾議院、參議院或白宮的控制權在兩大政黨間易手11次的高度波動性。相比之下，20世紀最后13次選舉中，國會兩院或白宮的控制權僅易手5次；若將時間范圍拉長至1960年以來的20次選舉，這一數字也僅為7次。

每當選民對執政黨表現出反感時，政治分析人士通常聚焦于總統及其所在國會政黨所做的即時選擇。但這種快速逆轉的模式已變得根深蒂固，其驅動力似乎更多來自經濟、社會和選民群體中的深層力量，而非戰術決策，且這些力量未見減弱跡象。

曾擔任比爾·克林頓白宮政治顧問、并對這一趨勢進行追蹤的道格·索斯尼克表示：“五六年之后，如果我們還在討論同樣的話題，那可能16次選舉中有14次選民會選擇變革。”

這種波動性的部分原因在于，無論哪個政黨贏得權力，通常都只能勉強獲得微弱的多數席位。這種微弱的多數席位數，使得它們在面對總統所在政黨歷來都會遭遇的中期選舉損失時，幾乎沒有緩沖余地。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保守派智庫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布蘭迪斯·凱恩-弗羅恩指出：“中期選舉失利現象在21世紀并非新鮮事，但過去執政黨常常能吸收損失”并保住多數地位。而現在，她說，“多數席位如此微弱”，以至于即便是小幅逆轉也能導致控制權易手。

白宮的“旋轉門”現象也體現了類似的動態。每個政黨都牢牢鎖定了選舉人團票中的大部分席位，導致現在僅需少數幾個搖擺州的微小變化就能決定選舉結果。

但是，雖然國會和選舉人團的微弱優勢可以解釋權力的頻繁更迭，但這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是什么導致了如此微弱的優勢？

更少的搖擺選民，更大的收入不平等

“在我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里，政治爭論聚焦于新政議題——政府的規模與角色，”瓦弗雷克說。“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不再主要為稅率爭吵了。2016年，特朗普提出了這些身份認同問題，現在……我們爭論的是誰才有資格成為美國人。”

瓦弗雷克和她的同事認為，建立在如此沖突的國家身份認同愿景之上的政治秩序，使得大多數選民更難想象將自己的支持從一個政黨轉向另一個政黨。她說，當“90年代初兩黨之間的分歧”集中在政府角色上時，那些傾向于某個政黨的選民，更容易想象生活在另一個政黨治理的國家，“并且不會憎恨它”。

“這不關乎作為美國人意味著什么，那不是一場個人化且分裂的存在危機。所以，既然現在變成了這樣，選民就更難做出跨黨選擇，”瓦弗雷克說。

共和黨民調專家、參與為CNBC進行經濟態度調查的兩黨團隊成員的米卡·羅伯茨表示，不強烈認同任何一黨的選民“一直持悲觀態度”。

“自2017年以來，就沒有過獨立派選民對當前經濟狀況感到滿意的時候，”羅伯茨說。

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多年來工資增長放緩令工薪家庭感到沮喪，并加劇了21世紀普遍存在的政治不穩定。但新冠疫情后通脹的急劇飆升，將這些擔憂推至危機水平。許多家庭感覺不僅未能勉強維生，反而正在沉沒。羅伯茨說，盡管失業率和股市等其他經濟指標表現積極，但如今“普通美國人唯一關注的經濟報告，是加油站廣告牌上的價格，或超市購物小票底部的總價。”

這些挫敗感在2024年民主黨執政時助推了特朗普的勝選，但如今這種未減的焦慮正成為共和黨在2026年面臨的最大威脅。

“21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兩大政黨都沒有搞明白如何在這個新賽場上滿足選民的基本需求，”瓦弗雷克說。“這可能將是我余生中，我們都將面臨的局面。”

總統過度擴張如何助長這一模式

總統策略的轉變也加劇了持續的不穩定。自2000年以來，除了偶爾的例外，總統的立法議程主要圍繞大規模黨派法案（從巴拉克·奧巴馬的《平價醫療法案》到特朗普的《一項大而美的法案》），他們通常通過特殊的“和解程序”來通過這些法案，幾乎沒有得到另一黨的支持。

前共和黨眾議員、現阿斯彭研究所國會項目執行主任查理·登特表示：“現在，兩黨在完全控制政府時，都會利用和解程序在黨派基礎上強行推進自己的議程。他們似乎幾乎放棄了通過兩黨廣泛支持的大法案的嘗試。”

無論這些高度黨派化的法案在政策上有何優點，其政治影響是引發了另一黨的強烈反對。近幾任共和黨或民主黨總統，都未遵循一種更漸進的策略，即在任期之初通過有限的、兩黨合作的立法計劃來擴大支持。即使總統尋求兩黨妥協方案——如拜登在其大規模基礎設施和半導體制造法案上所做的那樣——他們也發現，其黨派行為掩蓋了這種跨黨派努力。

凱恩-弗羅恩指出了新總統如今立即引發反彈的另一個原因：他們普遍輕視立法，轉而通過激進的行政行動推進議程。她說：“當總統更傾向于單邊行動時，非常容易過度擴張。”

一個沒有明顯出路的循環

在美國政治中，如此持續不穩定的循環實屬罕見。在1860年內戰前的20年間（1840-1860年），11次選舉中有10次出現了控制權轉換。許多政治分析人士甚至發現，這與1876年至1896年這一時期有更多相似之處，當時11次選舉中有8次是“變革選舉”。

和今天一樣，19世紀末期的那段時期也以痛苦的變革為特征——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勞資之間的激烈斗爭、快速的城市化，所有這些都被一波巨大的移民潮所加劇。當時和現在一樣，許多選民認為兩大政黨無法在動蕩中帶來經濟和社會穩定。

凱恩-弗羅恩則更為樂觀，她認為，一位專注于通過溫和議程逐步建立支持，以安撫并逐漸鞏固搖擺選民的總統，可以構建更持久的優勢。如果一位新總統“沒有過度擴張，那么我們就會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她說。“問題在于，一旦你上任，能否自我約束。”

專門研究19世紀美國政治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肖恩·威倫茨則指出了另一種可能的結局。他指出，一個政黨建立對另一政黨的持久優勢的穩定時代，幾乎總是在一場危機之后出現，這場危機使對方信譽掃地，并允許一位新總統擴大和鞏固其聯盟。

1860年之前的動蕩時期，以亞伯拉罕·林肯和共和黨在內戰中領導聯邦取得勝利而告終；19世紀末的劇變，在1893年恐慌削弱了當時控制華盛頓的民主黨后，讓位于共和黨的持續主導地位。同樣，富蘭克林·D·羅斯福對經濟大蕭條的積極應對，推動了民主黨在華盛頓長達36年的優勢地位。“危機或多或少都會成就總統，”威倫茨說。

威倫茨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同樣為民主黨提供了一個重組政治秩序的機會。但他認為，小布什和奧巴馬都未能讓華爾街和富人充分承擔責任，這一做法“搞砸了兩大政黨”，并點燃了針對“精英”和“被操縱的系統”的自由流動的民粹主義反彈，這股浪潮抬升了茶黨、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并動搖了雙方的聯盟。

現在，威倫茨說，政治體制可能將保持不穩定，直到另一場危機出現，為未來的總統提供另一次建立更持久聯盟的機會。“也許這就是我們正在等待的——一個那樣的沖擊，”威倫茨說。“如果讓我押注未來10年，我不會押注它不會發生。”

最穩妥的賭注是，選民將繼續在兩黨之間搖擺不定，尋找雙方似乎都無法提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