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血案：澳門黑人士兵擊殺明朝軍官

公元1638年，幾個來自澳門的黑人士兵，駕哨船闖入明朝的香山汛地。他們擊殺哨官何若龍，最終全部被明廷處以絞刑。

雖然該事件被記錄為“誤殺”，實則早期全球化進程中，殖民武裝與帝國邊疆秩序碰撞的微觀縮影。

大航海時代的里斯本街頭已經有許多黑人

早在16世紀，葡萄牙勢力東來之際，因本土人口稀少，不得不大量利用黑人支撐跨洋帝國的軍事與商業需求。除首都里斯本外，那些遍布非洲沿海、霍爾木茲、印度和馬六甲的前沿據點，幾乎都存在著海量深色皮膚人口。

不過，該群體非單純字面意義上的黑奴，而是來源甚多、種族復雜能殖民主義工具。他們既是不錯的水手與護衛，也是為雇主看家護院的持械奴隸，乃至逐漸學會華語、掌握粵語的兼職翻譯。

1622年 進攻澳門的荷蘭艦隊

在軍事領域，黑人士兵的作用尤為突出。公元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大舉進攻澳門，他們與葡萄牙人并肩作戰，其勇猛程度甚至令耶穌會士魯日滿贊嘆：在戰斗里，這些士兵中表現最勇敢的是咖呋哩人。

此役，荷蘭艦隊原本占盡優勢，卻只能徹底放棄占領澳門企圖。以至于戰斗剛剛結束，葡人就當場宣布歸還參戰黑奴自由，連明朝海道官員亦饋贈數百擔大米以示嘉獎。

明朝中后期葡澳已是能夠獲得的最優質外援

公元1622-30年，澳門當局曾兩次北上勤王，向北京派遣銃師、組織過360人的雇傭軍部隊。其中有1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占整體數量的1/3。

后來，鄭芝龍為南明小朝廷效力，招募過至少兩支皮膚棕褐色的基督徒火槍連隊。其中一支被兒子鄭成功收編，成為縱橫海峽兩岸的超級精銳。另一支留在廣州則短暫為清軍效力，給新朝宗主的擴張付出過苦力。乃至少數貼身近衛，在主人落難時自殺殉葬。

每艘葡萄牙帆船靠岸都會帶來大批黑人

這些案例無不證明，黑人士兵堪稱葡萄牙東方殖民網絡的中流砥柱。在明朝觀察家眼中，常常“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而且忠誠到對主人以外對象都不聞不問。這種被王士性稱為“生死惟主人所命”的絕對依附性，使葡萄牙得以用極低成本維系一支忠誠的兇悍武裝。

然而，正是這批王牌死士，鬧出明朝和葡澳之間的最嚴重流血沖突。據載，這場沖突的起因居然是明朝哨兵盜奸夷婦。于是，一隊澳門黑夷水手駕哨船、持大銃駛入香山汛地，對可疑對象發起榮譽處決，結果“誤殺”哨官何若龍。

大量黑人給亞洲觀察者留下深刻印象

以上記載都來自中方文獻，也體現出大明朝廷對該事件的謹慎定性。如果結合具體情境，無疑像是一場由黑人執行、帶有報復性質的跨境軍事攻擊。所謂“哨兵盜奸夷婦”，本質上是基層官兵與葡人社區之間的邊疆沖突爆發。

另一方面，這群黑人士兵的反擊沒有明確官方授權，卻折射出澳門殖民當局對明朝司法管轄的輕蔑和試探。而且駕駛的哨船非商業用途，手持“大銃”亦非尋常兵器。徑直攻入明朝設立的軍事哨所，行為已遠超乎人刑事犯罪范疇，可被視為殖民武裝對帝國邊疆的試探挑戰。

6名黑人士兵 讓明朝官兵措手不及

不過，明朝對此事的處理結果，體現出晚期帝國在權力宣示和羈縻控制間的微妙平衡。他們沒有將矛頭直接指向葡澳當局，而是迅速鎖定6名兇犯，快速宣判后全部處以絞刑。

這番處置包含三層政治邏輯：

其一，司法主權的絕對宣示。無論黑人背后是否有葡人指使，只要其踏入明朝汛地、擊殺明朝命官，便必須接受制裁。所以，公開絞刑就是對王法空間效力的重申。

其二，針對殖民武裝的精準震懾。廣東地方官清楚黑人是對方軍事力量的白手套，僅處決首犯可既避免產生外交破裂，又剪其爪牙警告不得再縱容屬下越界。

其三，華夷秩序的再確認。在傳統天下觀中，澳門葡人本質上屬于借地輸誠的化外之民。至于被他們役使的“黑鬼”，更是種賤仆隸的絕對底層。只絞殺黑人而放過白人，就是在重申一種等級化的邊疆治理倫理。

明朝官方的抓大放小本質上是有求于對方

當然，如此抓小放大的局限性同樣顯著。地方朝廷僅處決黑人兇手，卻不太情愿追究葡澳當局的連帶責任，主要是因為有求于對方。由于關內外軍事壓力，明朝非常需要葡萄牙人帶來的火炮技術。同時，又渴望通過海外貿易稅收，填補日益空虛的國庫儲備。而且缺乏足夠的水上力量，不得不依賴對方的艦船限制海盜。

于是，黑人作為殖民體系消耗品，既在戰場上充當炮灰，也在沖突爆發時被推出來承擔全部罪責。這場香山血案過后，他們工具人角色沒有受到削弱。至于絞架上的6具尸體，不過是兩大帝國博弈的微不足道籌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