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對美國體系日益質疑，拒絕對FIFA予取予求”

【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

此前，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期間，國際足聯（FIFA）主席因凡蒂諾首次拋出這樣一種說法：“自1904年以來，FIFA一直是人類的官方幸福提供者。”

隨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日益臨近，近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29屆米爾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全球峰會上，因凡蒂諾當著一眾全球資本配置者的面，再次兜售這類將體育商業化包裝為“情緒價值產品”的表述，延續了FIFA近年來一貫的營銷敘事。

只不過，《紐約時報》旗下專業體育新聞媒體The Athletic（TA）當地時間5月10日發文指出，但在因凡蒂諾看似輕松的表演背后，圍繞世界杯媒體版權的現實問題正浮出水面。路透社也已披露，由于與中國、印度等關鍵市場的轉播權談判陷入僵局，數以億計的球迷可能無法通過正規渠道觀看世界杯賽事。

盡管FIFA宣稱已在175個以上的國家和地區達成協議，但多個重要人口大國仍未覆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覆蓋缺口”不僅限于中印，還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泰國、緬甸等多個亞洲國家，以及部分加勒比地區國家。

如今，距離美加墨世界杯開幕僅剩下一個月時間，而FIFA面臨的任務是，要設法搞定剩下33億人（全球總人口40%）的觀賽問題。

TA還援引體育經濟學者認為，此輪世界杯版權的博弈，已不僅僅是商業談判問題，而是全球體育商業體系在新媒體環境與地緣政治變化下的一次集中折射。足球作為“全球第一運動”的商業敘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現實壓力。

在多極化國際格局與中美關系變化背景下，專家提醒，亞洲對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和機構的質疑日益加劇，中印是否正悄悄抵制這種估值模式？“如今，中國和印度或許正在用行動表明，他們對足球有著不同的價值認知，并拒絕僅僅因為FIFA自詡為‘體育宇宙的中心’，就對其提出的任何索價照單全收。”

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 IC Photo

TA的文章指出，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全球最重要的潛在市場中，FIFA目前面臨到的問題最為復雜。

以印度為例，由于與板球賽程及商業生態高度綁定，足球世界杯的商業價值被明顯壓縮。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期間，印度傳媒巨頭“Viacom18”以6000萬美元拿下版權并通過“JioCinema”這一平臺免費直播，雖然用戶暴漲，但廣告收入僅約3000萬美元，最終整體虧損。這一結果，直接影響了后續世界杯版權的報價預期。

FIFA原本希望以2026年與2030年兩屆世界杯打包的形式，在印度市場拿到約1億美元版權費，但迪士尼與信實集團（Reliance）新成立的合資企業“JioStar”僅開出約2000萬美元報價，索尼（Sony）則幾乎未參與競價。

與此同時，印度市場還需為印度板球超級聯賽（IPL）等核心體育版權儲備資金，而這就進一步壓縮了足球賽事的議價空間。

而要論市場規模，中國市場自然更加不可忽視。TA表示，在中國市場，情況同樣不樂觀。

眾所周知，作為國家級廣播電視機構，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長期承擔世界杯轉播。在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中，中國貢獻了全球線性電視（傳統電視）收視的約17.7%。而在數字和社交媒體平臺上，賽事的觀看時長數據甚至更為驚人，其中中國市場的貢獻占據了近半壁江山。

TA稱，鑒于中國擁有超過14億的總人口，以及至少2億的忠實球迷群體，當提出超過2.5億美元的版權競標底價時，FIFA還自認為這一要價“合情合理”，這一數字約為美國電視機構購得轉播權的一半。

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是，FIFA的這一“開局叫價”遭遇了無人問津的冷場，迫使其不得不兩度下調價格，先是降至1.2億美元，隨后又降至8000萬美元。但即便如此，協議目前依然未能達成。

體育版權專家皮埃爾·梅斯（Pierre Maes）指出，中國與印度市場的低報價反映出“缺乏競爭導致價格自然下行”，并直言這與FIFA“過于樂觀的預期”存在偏差。他同時提到，時差因素與本地足球關注度，也是影響市場價值的重要變量。

2026年5月9日，墨西哥墨西哥城改革大道，一名球迷在FIFA世界杯帕尼尼收藏相冊展覽的C羅海報前合影。 IC Photo

長期從事中國體育版權談判的邁克爾·佩恩（Michael Payne）則認為，中國市場的談判“遠比外界想象得復雜”，并指出，在缺乏本國球隊參賽的情況下，中方在支持情感與商業方面的雙重壓力均有所下降。他還提到，如果沒有世界杯轉播，相關品牌的中國市場營銷計劃可能會受到直接沖擊。

報道還提到，與此同時，盜版流媒體等非正規觀看渠道的存在，也使得傳統“版權獨占”模式面臨進一步削弱。曼徹斯特城市大學體育商業領域學者保羅·維多普（Paul Widdop）指出，FIFA仍沿用“20世紀稀缺性模型”進行版權銷售，但觀眾早已轉向TikTok、YouTube、Telegram等碎片化平臺，傳統模式正在被沖擊。

維多普認為，真正值得關注的并非單純的價格博弈，而是“為何越來越多的廣播公司開始敢于挑戰FIFA的定價權”。

TA表示，從FIFA自身財務結構來看，媒體版權仍然是其最大收入來源之一，本周期預計將貢獻約53億美元，占總收入目標的40%以上。然而，在體育消費方式碎片化與流媒體興起的背景下，這一傳統模式的穩定性正受到持續沖擊。

FIFA發言人堅稱，目前中國和印度的相關談判仍在進行中，現階段必須保密。但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FIFA最終接受大幅降價，將可能對整個亞洲體育版權市場形成“價格重估效應”，影響遠超單一賽事本身。

維多普說：“2026年世界杯可能是史上最‘美國化’的一屆世界杯，不僅體現在地理位置上，也體現在意識形態上：規模擴大、動態定價、中場表演、名人參與。FIFA越來越不像一個管理機構，而更像一個全球娛樂平臺，其運作模式遵循著硅谷式的規模和盈利模式。”

“我很好奇，中國和印度是否正悄悄地抵制這種估值模式。”

“而這正是地緣政治角度變得有趣的地方。我認為，這并非簡單直接的‘反美情緒’，但更廣泛的政治環境確實至關重要。特朗普時代的關稅和貿易緊張局勢，顯然已經損害了美國與印度和中國的關系。亞洲對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和機構的質疑日益加劇。”維多普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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