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全民變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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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很多人的“澳大利亞夢”：是在一處環境優美的郊區擁有帶后院的獨棟房子，通過努力工作讓家人過上比自己童年更優越的生活，相信下一代的未來一定更加光明。

　　這曾經是澳大利亞社會契約的基石，一個堅如磐石的承諾。但這個承諾，正在我們眼前土崩瓦解。

　　一項冰冷的數據揭示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澳大利亞歷史上將首次出現

　　年輕一代的生活水平

　　預計低于其父母的情況。

　　當明天會更好的信念被打破，社會彌漫的焦慮便不再僅僅是關于電價和油價的抱怨，而是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的衰退。

　　全國各地的人們都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危機和住房負擔能力危機帶來的切膚之痛，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兩場危機只是冰山一角，其水下龐大的根基，是澳大利亞停滯不前的生產力。

　　那么澳大利亞是如何變窮的？

　　這個國家患上了嚴重的“生產力停滯病”。據估計，僅僅在過去十年，生產力的閑置就讓每位澳大利亞人每年損失約11000澳元的收入。

　　這不是一筆小錢，它本可以用于改善生活、投資教育或保障退休，如今卻像蒸汽一樣蒸發在沉悶僵化的經濟結構中。

　　政治真空下的溫水煮青蛙

　　為什么生產力問題會如此積重難返？

　　首先是政治的失敗。

　　過去二十多年里，澳大利亞陷入了無休止的民調周期和政治短視的泥潭。真正的生產力改革，那些需要觸碰既得利益、打破制度、在短期內可能引發陣痛的深度變革，被政治領導人像燙手山芋一樣棄之不顧。

　　反對派樂于用簡單粗暴的民粹主義口號攻擊任何復雜的改革方案，而媒體則熱衷于將深奧的經濟議題簡化為吸睛的沖突和混淆的視聽。

　　結果顯而易見：一個政治領導力的真空地帶，讓維持現狀成為了最安全的政治策略，而國家長期繁榮的引擎則在年久失修中逐漸熄火。

　　解剖生產力危機

　　01

　　懲罰性的求職者津貼

　　一個困住人的系統

　　現行的求職者津貼模式是反生產力的典型。它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處于替代率最低的階層，這導致一個荒謬的惡性循環：當人們失業后，會立刻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無力承擔去面試的交通費，或被巨大的生活壓力壓垮，根本無法從容地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

　　這不僅是對個人尊嚴的打擊，更是對經濟效率的極大破壞。

　　一個切實可行的生產力計劃，應當在失業初期大幅提高津貼額度，同時簡化并加強再培訓和學習的支持，讓人們能快速充電、獲得資格證書，找到更好、更有生產力的工作。

　　這筆投資，很快就會被隨之而來的生產力提升所覆蓋。

　　02

　　落伍的技能觀

　　多數人總以為教育是學校和大學的事。但面對人工智能轉型和日新月異的職場，這種觀念已徹底過時。

　　生產力的提升要求我們徹底轉變思維，企業和政府部門必須大規模地參與到提升現有員工技能的行動中來，為每個人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如果員工的知識結構停滯不前，國家的生產力便無從談起。

　　03

　　失衡的稅收結構

　　這是制約生產力最深刻、卻被討論最少的因素。

　　澳大利亞的稅收結構與其他國家相比顯得尤為扭曲：64%的稅收收入依賴于所得稅，而經合組織（OECD）的平均水平僅為34%；相比之下，來自商品及服務稅（GST）的收入僅占11%，遠低于OECD 22%的平均水平。

　　澳洲陷入了無休止的該征多少稅的爭吵，卻拒絕正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如何征稅”，即如何以支持就業、投資和人口流動的方式征稅，并同時提高其累進性。

　　曾經澳洲提出將GST提高到15%，同時為所有澳大利亞人設定一個22，000澳元的年消費免稅門檻。這樣，占人口60%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將不降反升，還能產生可觀的財政收入，用于資助更優厚的求職者津貼、削減其他更扭曲的稅種或用于還債。

　　這是一種將消費而非收入作為主要稅基的思路，旨在鼓勵工作、儲蓄和投資，而非懲罰這些創造生產力的行為。

　　04

　　住房危機

　　鎖住勞動力的“新封建主義”

　　住房負擔能力早已不只是一個社會問題，它更是一個核心的生產力問題。

　　當護士、教師和年輕創新者無法在悉尼、墨爾本等充滿工作機會的核心區域居住時，勞動生產率就會直線下降。勞動力無法向生產率最高的地區自由流動，經濟潛力便被永久性地鎖死。

　　真正的解藥是徹底的改革：例如用買方選擇權的年度土地稅取代印花稅。這能一舉消除人們為工作遷徙的最主要障礙，且不需增加整體財政負擔，能真正打破住房問題對勞動力的桎梏。

　　筆者曾經提到過，現如今的償還30年房貸的勞動力，正如封建時代的長工一樣，被“新地主們”牢牢的鎖定。

　　05

　　萎縮的創新能力

　　澳大利亞企業在研發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已從2009-10財年的1.3%持續下降到2019-20財年的0.9%，下滑趨勢預計將持續。與此同時，由于企業和政府縮減研發投入，澳大利亞全球領先的大學研究能力，竟愈發依賴于國際學生收入來維持。

　　結語

　　澳大利亞逐步變窮的故事，并非那種大廈傾覆的戲劇性崩潰，而更像是一場溫水煮青蛙式的緩慢衰退。它始于政治勇氣的匱乏，固化于對結構性改革的回避，最終體現在普通人縮水的錢包和年輕一代黯淡的前景上。

　　貫穿所有這些解決方案的，是一種理念的轉變。長期以來迷信一種沒有實證支持的“涓滴效應”：只要支持特定行業的頂端，財富就會自動惠及普羅大眾，這已被證明是徹底的失敗。真正的生產力提升，必須是廣泛的。

　　澳洲還有機會，其擁有解決問題的工具和資本。要使“幸運國度”的成色不褪，澳大利亞必須停止政治上的瞻前顧后，將寶貴的政治資本，精準地押注在那些雖艱難卻正確、能真正提升全體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生活水平的切實方案上。

　　否則，我們今天關于生活成本的抱怨，將只是下一代更為絕望吶喊的前奏。

　　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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