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解放軍剿匪救出一位漢人奴隸，后被軍區直接派人接去北京

解放軍剿匪時意外救出一名被困漢人奴隸，之后被軍區派專人送往北京的真實故事

1935年5月，大渡河水聲轟鳴，河面裹著初夏的殘雪，浪頭足有兩層樓高。擺在中央紅軍面前的是一條汛期最險惡的水道，也是北上必須跨過去的關口。川軍把橋拆了，把船燒了，只剩下一條翹首木船被鎖在岸邊，敵人守在對岸的暗堡里等著紅軍犯險。

在這種情勢下，安順場二十四歲的船老大帥仕高被尋來。他站在河岸，看了一眼波浪，沒多說話，只伸手摸了摸船體的鉚釘。有人小聲提醒：“敢不敢？”他抬頭回了句，“水再兇，也有靠岸的時候。”短短一句，決心已明。

夜色還沒完全褪去，十七名突擊隊員帶著輕武器魚貫上船。敵人的探照燈一掃，槍聲緊跟著亮起。浪頭把小船拋起又砸下，船身猛地偏向石礁。帥仕高來不及喊，把篙一丟便縱身入水，整個人撲向船尾，用肩背死死頂住，硬生生把船校正到正航線上。黑水灌進耳朵，他咬牙不松手。幾分鐘后，船底擦著碎石滑進北岸暗礁縫，十七勇士跳岸建立橋頭堡，南岸紅軍隨即開始大規模登船。

接下來的七晝夜，七十多名船工在槍林彈雨與激流之間反復往返，將數萬名紅軍和全部輜重送過大渡河。汛期素有“五月安順不渡河”的忌諱，這一次偏偏成了例外。部隊北上成功，蔣介石“讓紅軍重蹈石達開覆轍”的如意算盤被徹底打碎。

勝利的背面卻是另一場厄運。紅軍前腳剛走，川軍的清查緊跟而來。安順場街頭貼滿了懸賞榜，“緝拿通匪船工，格殺勿論”八個大字觸目驚心。帥仕高連夜逃進深山，父親被抓后死在獄中，母親積勞成疾無藥可醫，兄姐四散。為了活命，他輾轉瀘定、冕寧，一路給人放木排、淘金，最后被迫賣身進入嘎基彝寨，當了給土司放馬的“保坎”奴隸。

奴隸的日子，比大渡河的激流更冷。破蓑衣擋不住山里的寒夜，他和牲口同住一間馬棚。陰冷潮氣腐蝕了左眼，久而久之，只剩一層渾濁白膜。地主不許看病，只要他還能搖櫓挑水。那段歲月，他的名字被人忘記，只有活計沒完沒了。

新中國成立后，西南仍暗流洶涌。1950年底，西康軍區接到任務，進山肅清殘匪，順帶尋找傳說中的“渡河船工”。1952年初夏，魯瑞林帶領民族工作隊進入大涼山腹地。一天，向導指著寨子里一個瘦削的漢人說：“那人不一樣，他說過去當過船老大。”工作隊把人請來，烤火時隨口一問，他提到“當年五月，我給紅軍撐船”的舊事。年輕記者頗覺新奇，連夜寫了簡報發回雅安。

三天后，電臺里吱啦一聲，傳來魯瑞林的口令：“務必把那位船工護送到軍區。”原來，早在解放西康時，劉伯承就反復強調：一定要找到當年安順場那些救過紅軍的老鄉。線索屈指可數，如今總算露出眉目。

告別山寨那日，彝族群眾圍著這位失明的漢人送行。帥仕高摸著篾籠里簡陋的行囊，默默鞠了一躬。他在半山腰回頭，看見黑壓壓的人群在火把下揮手，那一幕讓他哽咽良久。

回到安順場時，他已四十一歲。舊街的青石板仍在，河水一如既往，卻少了當年滾滾的硝煙。地方政府給他分了兩間竹樓，又在岸邊安排了小木船，讓他以老本行糊口。鄰里第一次見他站在自家門前，都是驚訝和敬意夾雜。有人悄聲說：“這是當年的英雄，命硬。”

1955年，強渡大渡河二十周年紀念在北京舉行。軍區專車把帥仕高接到成都，再經火車抵京。會場上，彭德懷握著他的手，反復道謝。那雙曾在激流中頂住船底的肩膀，已經有了歲月的斑斑傷痕。彭德懷遞過三包大前門，又塞了幾張鈔票，“留下來治治眼睛，別再受苦。”帥仕高只是憨笑，不停點頭。

十年之后，1965年9月，彭德懷途經四川石棉礦區，再次到醫院探望他。病床旁，老船工抖著手把鶴嘴壺遞過去：“首長，喝茶。”短短三字，聲音沙啞，卻比山風還真。診室里一時無語，唯有壺口氤氳的熱汽在陽光下升騰。

此后，他靠河而居，過上平靜的日子，偶爾在鎮口與后輩講起那一夜的浪聲。1995年，他因病離世，終年八十四歲。十多年后，媒體評選“十大愛國擁軍人物”，名單公布時，人們發現，排名靠前的，正是那位曾用雙肩頂住歷史轉折點的小小船工帥仕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