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引言
我爺爺叫陳安國，2008年8月7日走的，76歲。
他那年8月初就病重了，住在北醫三院的呼吸科。最后那一周他突然不讓我媽跟我姑媽靠近床邊，單單把我喊過去——我那年讀研一，二十二歲，家里唯一一個學物理的。
他從枕頭底下抽出一本牛皮封面的筆記本，1958年北京文具公司出的那種，深棕色硬殼，封皮上有壓痕，像被壓在什么重物下面好多年。本子前面1/3被撕掉了，剩下的部分是用紅藍兩色鋼筆水寫的字。有幾頁是后來補的，鋼筆字明顯比前面顫。
他塞給我的時候，握我手腕的力氣，大得不像一個肺上有積液的老人。
他說："安國，這本子你拿走，等我火化的第三天你再翻。"
我點頭。
他又說："你翻完之后，燒了。"
我又點頭。
"還有一句——"他停了很久，"如果你覺得里面寫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就當你爺爺晚年糊涂。但如果你覺得，里面有那么幾頁可能是真的——"
他盯著我，眼睛是濕的。
"你就當，我這輩子是你爺爺。"
我當時沒聽懂這句話。后來翻完筆記本，過了三個月，我才聽懂。
下面是這本筆記本里抄出來的東西。一些地名、單位、人名我做了模糊處理。但日期我沒改。
01
1959年3月15日，星期日。早晨6點12分，京西站。
我提著一個綠色帆布行李袋，里面兩套換洗衣服，一雙膠底布鞋，半盒前門煙，妻子塞給我的兩包西洋參片，還有一封她寫給我的信，讓我到了地方再拆。
那年我27歲。新婚一年零三個月。她懷孕四個月，能看出小腹的弧度。
借調通知是10天前來的，研究所黨委辦公室直接送到家——我那時候在二機部下屬一個勘探研究所的水文組。通知上的字很簡單："因國防工業需要，借調你赴西北戈壁參與某次水文勘探，預計期限六個月。家屬由組織通知。"
她送我到京西站沒哭，臨上車前拉住我的左手中指，把她的左手中指扣進去。我們結婚之前在頤和園第一次牽手，就是這個動作。
她說："半年。"
我說："半年。"
那是她最后一次牽我的手。
跟我同去的另一個工程師叫小張，張瑞林，那年24，剛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分到我們組的第三個月。瘦瘦高高的，帶一副圓框眼鏡，永遠夾著一支鋼筆在口袋上。他也定了親，未婚妻在天津當小學老師。
我們坐了一節硬座車廂，兩天一夜，蘭州轉車。火車出了關中，綠色變成黃色，黃色變成礫石。小張話不多，一直抽煙。我問他這次到底去干什么，他說他也不清楚，"就是說水文勘探"。
我注意到他貼胸口袋里有個封了口的牛皮紙信封。他全程沒拆。
我自己有一個一樣的。指示是上面寫的：到達基地后啟封。
蘭州轉車到敦煌，再坐兩天的解放牌卡車進戈壁。卡車上一共8個人，五男三女，都是各單位借調的。除了我和小張是水文組的，還有兩個化學的，一個搞放射性測量的，一個考古隊來的（這點很奇怪，水文勘探帶考古干嘛），兩位是后勤跟醫務。
第三天傍晚，卡車停在一片戈壁里。
不是基地。是一片礫石地，上面立著八頂軍綠色帳篷，一根沒接通電的電線桿，旁邊一輛卡車一輛吉普。東邊大概三公里處能看到一片更大的營區，有探照燈。
接我們的人姓王，王守義，自我介紹是"勘探隊組長"。臉黑，四十出頭，左眉骨上有道一指長的疤。
王組長把我們集中到最大的那頂帳篷里，讓我們啟封信封。
我拆開。
里面只有一行字，鋼筆寫的：
"協助回收一件1958年下半年由本隊發現、暫時保存于二號井下的物品。具體細節抵達后由現場負責同志告知。本任務列為機密，對外通訊全部以'水文勘探'報送。"
不是水文勘探。
我抬頭看小張，小張也抬頭看我。我倆的臉都是白的。
王組長看著我們，輕聲說了一句話，那句話我記了五十年：
"兩位同志，從今天開始，你們看到什么、聽到什么、想到什么，都不要問'為什么'。"
02
抵達基地的第一周，我們沒靠近過那口井。
每天早晨6點起床，打飯，跟著王組長跑外圍。表面上做的是真水文工作——測周圍的鹽池含氯量、畫地形草圖、記氣象。但我很快發現了幾件不對勁的事。
第一，營地有十幾個人配槍。我們這種水文勘探小隊，1959年要帶武裝，已經不正常。配的還是54式手槍，士兵都戴紅五星帽徽，但帽檐上沒有部隊番號。
第二，營地東邊的小帳篷專門有一個人住——王組長說是"特派的同志"，姓沈，"配合工作"。我遠遠見過他幾次，五十多歲，瘦，戴黑框眼鏡。從來不出帳篷，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準時開柴油發電機，往北京發電報。
第三，第三天晚上小張半夜起來上廁所，回來的時候臉是青的。他說他在帳篷外面繞了兩圈，看到那個考古隊來的人——叫老吳，吳光榮——蹲在地上寫一段拉丁文，寫完撕掉燒掉。
"他是搞甲骨文的。"小張說，"為什么寫拉丁文？"
我沒回答。我那時候只想著按時完成任務回家。我妻子下個月預產期。
第六天上午，王組長把我跟小張單獨叫到他帳篷里。
帳篷里立著一張折疊桌，桌上擺著一張地圖。羅布泊東側，標了幾個紅點。其中一個紅點旁邊寫"二號井"。
王組長指著那個點說："明天，你跟小陳、小張三個人，跟我去這里。"
那天晚上我沒睡好。半夜小張過來敲我帳篷門，問我能不能借他一支煙。
我遞給他一支。他在我帳篷門口蹲著抽，抽到一半突然問我：
"老陳，你說……如果一件事我們不該知道，組織為什么要派我們去？"
我沒回答。
第二天天沒亮，我們三個跟王組長上了吉普車。
車開了兩小時。礫石地變成龜裂的鹽殼。鹽殼上反射朝陽的光，刺得人睜不開眼。
到了那個地方。
一口井。四周用木樁拉了警戒繩。井口直徑大概一米五，井壁是青磚砌的——這一看就不是新近挖的，至少幾十年。井邊的紅柳干干凈凈長成一圈，但仔細看，葉子的顏色不對：上半圈是嫩綠色，下半圈是焦黃色，像是被火烤過。
王組長把熱水瓶里的水倒一碗，遞給小張："測溫度。"
小張拿出溫度計，伸進井里。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抽出來。
我看到他的手在抖。
溫度計顯示：**井下水溫，63℃。**
戈壁四月，氣溫不到20度。地下鹽水井，正常溫度應該接近10℃。
王組長站在井邊沒說話，只是摸了摸自己左眉骨那道疤。
然后他說："小陳，記錄一下。從今天起，每隔兩小時測一次。"
他停了一下，轉頭：
"測到溫度回到20度以下的那一刻，告訴我。"
03
第一次降溫是在我們到達后的第19天。
5月22日早上7點12分，溫度計讀數從前一天晚上的57℃降到了18.4℃。這是十九天里它第一次低于20度。
那一刻我跟小張正在井邊吃早飯。一人一個白面饅頭，一根咸蘿卜。
我把咸蘿卜含在嘴里跑回王組長帳篷。王組長愣了一下，然后非常平靜地說："去叫沈老。"
沈老來了。穿了件灰色中山裝，沒扣最上面那顆扣子，露出一件白襯衫領子。他走路非常慢，慢到不像那種緊急情況下來的人。
到了井邊，他沒看我們，先繞井走了一圈。每隔三步停一下，蹲下，捏一撮鹽殼放在手心里看。繞完，他說：
"準備打撈。"
王組長對小張說："去把絞車搬過來。"
小張一愣："王組長，咱們這趟不是水文勘探嗎？怎么還要打撈？"
王組長沒回答。
沈老看了小張一眼，看的時間不長，也就兩秒，然后轉頭對我說："小陳同志，你跟我一起下井。"
下井。
一根繩子，一個鐵籠子吊著我。沈老在我下面兩米。井深11米。井壁那些青磚看上去很新，但摸起來粉化得厲害，手指劃過去能掉碎屑。
到井底。井底沒有水。是一層灰白色的細沙，大概30公分厚。
沈老示范給我看。他從腰間皮帶上取下一把刷子和一柄小鏟，蹲下，刷開沙子。
刷出來的是一塊青色的玉。
巴掌大。
形狀是橢圓的，但中間被兩條對稱的魚瓜分。魚是陰刻的，線條很簡單，但魚眼那塊嵌著兩顆暗紅色的瑪瑙，像血滴，又像兩只睜著的眼睛。
沈老戴上白手套，把玉拿起來，湊到油燈下看了半分鐘。
我永遠記得他那時候的表情。不是興奮，也不是恐懼，是一種很難形容的——像看到一個失蹤三十年的熟人，又像看到一件本不該在那里的東西。
他低聲說了一句話，不是對我說的，是對玉佩說的：
"……你又出來了。"
又字咬得很重。
我那時候沒聽懂。后來我想了幾十年，才明白這個**"又"**字是什么意思。
我把玉佩用油布包好，跟著沈老上井。
到地面的時候是上午10點47分。我看了一眼溫度計：井溫度，46.2℃，正在回升。
王組長接過油布包，沒有打開，直接放進一個金屬盒里，金屬盒外面再用蠟封口。整個過程他沒講一句話。
那天晚上，沈老的發電機響到半夜兩點。
第二天早上我從帳篷出來——
井邊那一圈紅柳，**全部**枯死了。
不是上半圈嫩綠下半圈焦黃。是整圈，從根到梢，褐色，干透。
像是一夜之間死了三年。
04
玉佩出水之后那一周，營地里發生了一連串小事。
每一件單獨看都不是事。疊在一起，讓人頭皮發麻。
5月23日，我的鋼筆墨水變了顏色。早上是藍色，下午寫出來是淺紫色，第二天再寫是黑灰色。我換了一瓶新墨水，三天后又變了。
5月24日，營地里那個搞放射性測量的同志——叫趙援朝——發現他的蓋革計數器開始莫名其妙地自己跳讀數。本來戈壁這片地方背景輻射穩定在每分鐘25-30個計數，那兩天他在玉佩存放帳篷外測，時高時低，最高的一次跳到了每分鐘210個。
但是隔幾個小時再測，又恢復正常。規律是：每天午夜12點到凌晨2點，跳得最厲害。
趙援朝把數據匯報給王組長。第二天王組長不許他再測了。蓋革計數器被收走。
5月26日，化學組的那兩個同志，老鄭和小李，把營地附近土壤的pH值重新測了一遍。
跟他們三個月前的初測數據比，**部分采樣點的pH值發生了變化**。變化幅度從0.3到1.2不等。
土壤的pH值不會平白無故改變。除非有大量化學物質滲入。但戈壁這片地方根本沒有外來源。
老鄭說，"看不懂，就像那塊地最近幾個月被人重新泡過。"
5月28日凌晨，小張半夜進了我的帳篷，把我搖醒。
帳篷里沒開燈。我能聞到他身上的煙味，還有一種很淡的、說不上來的腥味。
他坐在我床邊，半天沒說話。
然后他說："老陳，你做過夢嗎——夢見你自己？"
我說做過，誰都做過。
他說："不是。我說的那種夢，是——你夢里的'你'，跟你面對面，你看著他，他也看著你。然后他張嘴跟你說話，說的話是你沒說過的話。"
我沉默了。
他說："昨天晚上我做了這個夢。我夢見我在那口井邊，井里站著一個我。我在上面看著我自己。井里那個'我'抬頭跟我說，'快走，他要把你換下去。'"
他停了好久。
"老陳，'換下去'是什么意思？"
我沒回答。
我帳篷外面是風。戈壁的風刮礫石的聲音，像是有什么東西在外面磨牙。
小張走的時候是凌晨四點。
那天上午開早會，我特意看了小張一眼。他打哈欠，揉眼睛，說昨晚沒睡好。看上去和平時一樣。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他左胸口袋上夾著的那支鋼筆，筆帽顏色不對。
平時他用的那支是黑色筆帽。那天早上他口袋上夾的那支，筆帽是深藍色的。
我沒說話。
那天中午吃飯，小張吃了三個饅頭。平時他只吃一個半。我說你今天餓了？他笑了一下，說昨天夢見東西沒吃飽。
笑的時候，他左眼角有一個我以前沒注意過的小痣。
我盯著那顆痣看了五秒。
然后我跟自己說：你之前沒注意過，不代表它今天才出現。你認識他才三個月。
吃完飯我借口去整理記錄，回了帳篷。我從抽屜里翻出三個月前我們剛到這里時大家在帳篷前的合影。
照片里小張沖鏡頭笑。
他左眼角，沒有那顆痣。
05
接下來這一段我必須照筆記本原文抄。我爺爺的字跡在這一頁突然變得很慢、很重，像是寫一句要停半天，怕寫錯。
"5月29日下午，我做了一個決定。我決定不告訴任何人那顆痣的事。"
"理由有兩個。第一，我可能記錯了。三個月前的合影像素低，我自己看不清楚。第二——如果我沒記錯，那意味著今天跟我一起吃飯的'小張'，不是三個月前跟我一起上火車的那個小張。如果我說出來，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我不知道沈老會怎么處理'小張'。我不知道沈老會怎么處理'我'。"
"我那時候還想著五個月后回北京。我那時候還以為我能回去。"
5月30日早晨，王組長開會，宣布一件事：從那天起，玉佩存放帳篷需要24小時輪值看守。每人四小時一班。第一班從早晨6點開始，是小張。
小張那天值班特別認真，一動不動坐在帳篷門口。中午我去送飯，他沒說話，只點了點頭。
下午兩點小張交班，是老吳接班。
晚上我跟小張同帳篷。那天他話特別多——**特別不像他平時**。他跟我聊起天津，說他未婚妻最近來信說想他了。聊起他小時候在老家放風箏。聊起他爸媽。聊到他爸的時候他說，"我爸是42年走的，那時候我才生下來三個月。"
我嗯了一聲。
但是。
三個月前，我跟他第一次正式聊天，問起他家庭。他當時清清楚楚地說，他爸是1944年走的，肺結核，那時候他兩歲。
我沒糾正他。
我從那天起，開始留意小張說的所有話里有多少是跟三個月前對得上的。我大概留意了三天，對不上的有七處。
七處。
5月31日下午三點。
我借口要補給，跟王組長申請去三公里外那個大營區一趟，買煙，捎帶寄一封給妻子的信。王組長批了。
我開吉普過去，辦完事，下午四點四十回到我們這邊的營地。
帳篷區一片安靜。沈老的帳篷拉著簾子，發電機沒開。王組長不在。化學組那兩個去外圍采樣了。
我直接走回我跟小張共住的那頂帳篷。
掀開簾子。
帳篷里坐著兩個人。
兩個。
一個坐在小張那邊的折疊凳上，一個坐在帳篷另一邊的彈藥箱上。
兩張臉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的瘦。完全一樣的圓框眼鏡。完全一樣的左胸口袋夾著鋼筆（一個黑色筆帽，一個深藍色筆帽）。
我手里夾著那盒前門煙。我整個人定在帳篷簾子那里。
折疊凳上那個先開口。聲音是小張的聲音：
"老陳，我跟你說，我這兩天累得不行。"
彈藥箱上那個抬頭看我。也笑。也是小張的笑。
彈藥箱上那個開口：
"老陳，你買煙回來啦？我一直在帳篷里。"
我看著他們。
我說不出話。
我那天早上六點送過早飯給值班的小張。
我手里——
我手里現在還攥著那個早班的小張抽剩下的半根煙頭。我送飯的時候他抽完順手扔在了我托盤邊，我下意識撿起來，揣兜里。
那截煙頭。前門牌。煙嘴上有他咬過的牙印。他門牙缺了一個角，咬出來的牙印是不對稱的。
我手指能摸到那個不對稱的痕跡。
帳篷里兩個小張在等我說話。
我嘴張開。
我沒發出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