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孤臣”張居正與他的萬歷十年

作者：蔣豐

推開明代中期的歷史門扉，在隆慶、萬歷兩朝斑駁的政治圖卷上，張居正的身影格外峻切。他既是后世史家筆下的“救時宰相”，也是同代人口誅筆伐的權相。在帝制中國最后的改革高光與悲劇暗影之間，這個來自江陵的身影，留下了一道無法被輕易歸類的人格刻痕。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他“少穎敏絕倫”，十五歲中舉，鄉試主考官顧璘“見其文，奇之，曰：‘此子將相才也。’”在翰林院，青年張居正并未沉溺于清貴的文墨生涯，而是敏銳地洞察到帝國深層的痼疾。收錄在《張太岳集·書牘一》中給友人的書信里，他痛陳時弊：“自嘉靖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骎骎宋季之弊。”這種憂患意識，早在他未掌大權時已深入骨髓。

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開始接近權力中樞。真正將他推向歷史舞臺中央的，是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后的權力格局劇變。十歲的萬歷皇帝即位，張居正聯合太監馮保，驅逐首輔高拱，在太后李氏的信任下，成為實際上的執政者。《明神宗實錄》卷三記載：“上御平臺，召張居正，慰勞甚至，賜銀幣，諭以盡心輔佐。”自此，他開啟了長達十年的“江陵柄政”。

面對“國儲日虛，邊餉匱乏”的財政危機，張居正的改革首先觸及賦役制度。萬歷六年（1578年），在清丈全國土地的基礎上，他力推“一條鞭法”，將田賦、徭役及雜稅合并折銀征收，簡化稅制，增強流動性。這項改革并非張居正首創，卻在他任內得以全面推行。《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二》詳載：“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

改革的阻力超乎想象。清丈土地觸及豪強利益，《國榷》卷七十記載“諸王孫、宗室、勛戚、中官田宅，多者逾制，居正請一切裁抑”。山東、江西等地宗室曾激烈抗辯，張居正以“茍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決心鐵腕推行。至萬歷八年（1580年），全國田畝數從四百余萬頃增至七百余萬頃，太倉粟“可支十年”，國庫積銀至四百萬兩，扭轉了財政頹勢。史家談遷評曰：“自正、嘉虛耗之后，至萬歷十年間，最稱富庶。”

比經濟改革更深刻地觸動文官集團神經的，是萬歷元年（1573年）推出的“考成法”。張居正將《大明會典》所載的官員職責具體化，建立“三賬簿”制度：各部院將擬辦公事登記造冊，分別存于部院、六科、內閣，逐月核查，年終清算。完成者注銷，未完成者糾舉。《明神宗實錄》卷十九記載其法：“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

這套嚴密的監察體系，極大地提升了行政效率，也使得內閣權力空前強化。張居正借考成法督促邊備，任用譚綸、戚繼光鎮薊州，李成梁守遼東，史稱“一時才臣，無不樂為之用”。《明史》卷二百十二記敘戚繼光在薊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北方防線得以鞏固。然則，考成法在帶來效率的同時，也助長了“以苛察為能”的風氣，下級官員為求考核過關，往往虛報政績，埋下了形式主義的隱患。

張居正的個人生活，常被政敵詬病。他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豪轎回鄉葬父，沿途官員跪迎；其父去世，萬歷皇帝以“元輔”乃“國之元臣”為由，不許守制，引發“奪情”風波。吳中行、趙用賢等翰林上疏反對，遭廷杖、流放。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七記載此事震動朝野：“江陵公聞父喪，念事權在握，勢不得棄去……舉朝保留，如出一口。”在“忠孝不能兩全”的倫理困境中，張居正選擇“移孝作忠”，卻也授人以“貪戀權位”的口實。

頗具反諷意味的是，這位對帝王教育傾盡心力的首輔，卻在家庭教育上遭遇慘痛失敗。他對兒子們的科舉極為關切，甚至與考官有所溝通。萬歷八年（1580年），其子張懋修中狀元，敬修、嗣修同榜登第，引發物議沸騰。時人王世貞在《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中暗指：“（居正）諸子皆登上第，而懋修冠多士，人疑焉。”這種對血緣傳承的過度關切，與他對天下士子的嚴苛考核形成刺目對比，成為其道德形象上難以抹去的污點。

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張居正病逝，贈上柱國，謚文忠，哀榮備至。然而政治風向的逆轉迅如雷霆。次年三月，萬歷皇帝在彈劾浪潮中下詔追奪張居正官階，次年更下令抄家。《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記載其長子張敬修不堪受辱自縊，弟張居易、子張嗣修等發配煙瘴地。曾經煊赫的張府，頃刻間“子孫餓死者十余輩”。

這場清算的深層動因，是成年后的萬歷皇帝對十年嚴師管束的逆反，更是文官集團對相權過度擴張的反彈。張居正改革時“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最終在帝制“權歸于上”的鐵律下碎為齏粉。明朝最后幾十年，盡管“一條鞭法”等制度遺產仍在延續，但“江陵既沒，而朝局一大變，天下復趨于故常矣”。

歷史對張居正的評價格外矛盾。李贄在《藏書》中贊其為“宰相之杰”，海瑞卻批評他“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在傳統儒家政治倫理中，他既是“不矜名、不避怨”的能臣，亦是“威權震主”的權相。他主導的改革，在短期內為大明王朝續命數十年，其考成法對官僚系統的精密化管理，甚至透露出幾分現代行政的色彩。然其改革高度依賴個人權威，未能轉化為穩固的制度創新，最終“人亡政息”。

穿越數百年的時光回望，張居正的悲劇不僅是一個改革者的個人命運，更是傳統帝制框架下，任何試圖深度變革所必然遭遇的結構性困境的縮影。他試圖修補一艘巨輪的處處漏水，卻終被巨輪自身的沉重慣性所吞噬。那些清丈的土地、充盈的國庫、整飭的邊備，與他被抄沒的家產、流放的子弟、身后的罵名，共同拼貼出中國歷史上最復雜、也最令人沉思的改革者肖像——一個在王朝暮色中奮力燃起火炬，卻終被火焰灼傷的“孤臣”。（2026年5月6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