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本來在下雨,然后突然雨停了。」演員李礁這樣形容自己的處境。今年3月,僅抖音(字節跳動旗下平臺)就新增了約5萬部AI生成的微短劇,這個數字讓從業者們措手不及。
微短劇——專為手機觀看優化的超短連載視頻——在中國已發展成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據《紐約時報》報道,AI內容工廠的產值今年預計超過30億美元,而整個微短劇行業年底有望突破165億美元。繁榮背后,是導演、演員、劇組人員的集體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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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靜悄悄的生產線革命
年初,字節跳動發布了Seedance(種子舞)AI視頻生成工具的最新版本。這款工具能產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逼真影像——從威爾·史密斯大戰意大利面怪獸,到布拉德·皮特與湯姆·克魯斯近身肉搏——這些演示片段曾讓好萊塢陷入恐慌。
但真正的沖擊發生在中國本土。微短劇導演王雨順向《紐約時報》坦承,他正在大量使用AI技術,并為此裁減了員工。他的解釋很直接:真人實拍的需求正在萎縮。
這不是個別現象。競爭門檻被AI大幅拉低,涌入者越來越多。李礁觀察到的「雨停」,本質是角色供給的斷崖式收縮——當機器能以更低成本生成畫面,真人演員的市場空間被急劇壓縮。
更棘手的是肖像權爭議。未經授權使用中國藝人 likeness(肖像/形象)的案例持續發酵,「用AI取代員工」的訴訟也正在中國司法系統中引發關注。技術狂奔與規則滯后的縫隙里,摩擦不斷。
監管試圖跟上,但風向難測
中國網絡空間監管部門近期出臺了新規:AI生成的「數字人」必須明確標注并獲得同意,同時禁止可能導致兒童沉迷或誤導的服務。但這些規則針對的是「數字人」標識與未成年人保護,對于AI微短劇的生產端沖擊,并未形成直接約束。
監管的姿態顯得被動。當3個月涌入5萬部AI劇集成為常態,事后貼標簽的管理邏輯,很難回應行業核心的生存焦慮。
有趣的是,這種焦慮的表達方式與好萊塢截然不同。
「他們還在模仿人類」
面對技術威脅,李礁的選擇不是徹底拒絕。他對《紐約時報》說:「它們還在只是模仿人類,或者試圖讓東西更像人類。它們應該嘗試釋放更多想象力,走一條更 unconventional(非傳統的)路線。」
這句話值得拆解。好萊塢部分知名人士對AI的態度日趨強硬—— outright opposition( outright 反對)——而李礁的回應帶著某種技術樂觀主義的底色。他承認AI的替代性沖擊,卻也在追問:如果機器只能復制人類,那它的價值天花板是可見的;真正的突破在于「unconventional」,在于人類尚未想象過的表達形式。
這種態度或許源于中國娛樂市場的特殊結構。微短劇本身就是高度工業化、快節奏迭代的產物,從業者對「效率工具」的接受閾值天然更高。當好萊塢還在爭論「AI是否褻瀆藝術」時,中國的片場已經在用AI壓縮制作周期、降低試錯成本。
但接受工具不等于接受命運。李礁的「雨停」之喻,暗示了一種失重感——不是暴風雨的激烈對抗,而是氣候的悄然變遷。這種變遷對個體而言更難抵御,因為它不提供明確的敵人,只有系統性的機會萎縮。
百億市場的結構性張力
微短劇的商業邏輯放大了AI的沖擊力。這個格式的核心指標是「完播率」與「付費卡點」——每集1-3分鐘,劇情在高潮處戛然而止,誘導用戶解鎖下一集。它對「量」的渴求近乎貪婪:需要持續投喂內容以維持用戶粘性,需要快速測試哪些題材能跑通付費轉化。
AI恰好命中了這個痛點。傳統微短劇的制作周期以周計,AI輔助或全AI生成可以壓縮到以天計甚至以小時計。當平臺算法與生成式工具形成閉環——AI生產內容、算法分發測試、數據反饋優化——人的角色被推向兩個極端:要么成為「提示詞工程師」和后期修圖師,要么被完全擠出生產鏈。
王雨順的裁員決定,是這個邏輯的自然延伸。他的「 lamenting(哀嘆)」并非道德姿態,而是對市場信號的被動響應。當競爭對手用更低成本、更快速度鋪量,堅守真人實拍意味著商業自殺。
但這里存在一個悖論:微短劇的付費轉化高度依賴「情緒鉤子」,而情緒鉤子的設計目前仍依賴人類編劇對爽點、虐點、反轉節奏的把握。AI可以生成畫面,尚不能自主設計讓人心甘情愿掏錢的敘事結構。這意味著,至少在這一階段,「人」的價值向產業鏈上游遷移——從執行層轉向創意層,從鏡頭前轉向提示詞后。
遷移過程中,大量中間層崗位正在消失。李礁代表的正是這個群體:不是頂流明星,也不是核心主創,而是承接標準化角色的職業演員。他們的可替代性最強,議價能力最弱。
全球娛樂工業的預演
中國市場的特殊性在于規模與速度。30億美元的AI內容產值、5萬部/月的產能爆發,這些數字在全球范圍都屬罕見。但結構性的沖擊模式——生成式AI對中腰部從業者的擠壓、平臺算法與內容生產的閉環、監管滯后于技術迭代——具有普遍性。
好萊塢的焦慮更多指向「IP價值」與「創作者權益」,中國案例則展示了另一個維度:當AI工具下沉到高度商業化、流水線化的內容品類,人的「工具性」價值會被快速清算。這不是關于「藝術尊嚴」的抽象辯論,而是關于「還能不能接到活兒」的具體生存。
李礁的建議——AI應該「釋放更多想象力」而非模仿人類——可以讀作一種職業策略:如果機器只能做「像人的事」,那么人就要做「不像機器的事」。但什么是「不像機器的事」?在微短劇的語境下,這個答案并不清晰。這個品類的商業成功恰恰建立在高度模式化的敘事公式上,而公式是最容易被學習的。
或許真正的分野不在于「創意 vs. 執行」,而在于「能被數據驗證的創意 vs. 不能被數據驗證的創意」。前者正在被AI殖民,后者的生存空間取決于平臺是否愿意為「不確定性」買單——而目前的算法分發邏輯,對此并不友好。
中國演員經歷的「雨停」,會是全球娛樂工業的預演嗎?當生成式視頻工具在更多市場普及,當更多品類被納入「高效率內容」的范疇,李礁們的困惑將在更廣的范圍內復現。技術提供的新能力,與舊有生產關系之間的摩擦,還沒有找到穩定的和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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