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剛進入時代斷裂，默茨要學強權政治，又警告大國悲劇

重大斷裂往往會迫使國家重新定位。三十年戰爭之后如此，拿破侖倒臺之后如此，兩次世界大戰之后也是如此。那么今天呢？在很多人看來，德國再次迎來“時代轉折”，甚至如弗里德里希·默茨所說，正經歷一場“時代斷裂”。

但柏林據此作出的回應，在不少觀察者眼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圖景。德國并不缺動作。默茨以一些前所未有的機制召集德國周邊國家協調立場，試圖重新處理與唐納德·特朗普治下美國的關系，也推動聯邦國防軍大幅擴軍。但這些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的調整，本身充滿矛盾。默茨今年1月在聯邦議院表示，歐洲必須學會“強權政治的語言”；可到了2月，他又在《外交事務》雜志上警告“大國政治的悲劇”。

波茨坦軍事史學家澤恩克·奈策爾甚至懷疑，政府是否真的認真思考過這類問題。他認為，政府缺乏“思想上的高度”。“如果未來總理府檔案解密，我們會找到一份真正的規劃嗎？”他這樣發問，隨后又自己作答：“我認為，沒有。”

正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學的政治學者馬克西米利安·特哈爾勒則要求政府，乃至整個德國政治階層，拿出“終于以強權政治視角看待世界的意愿：誰站在我們這邊，誰站在我們對立面？”在他看來，德國缺少的是“上位戰略”和對不同情境的系統推演。

默茨經常前往白宮，但他的姿態并不穩定。有時他像是在提醒特朗普注意歐洲利益，有時又只是傾聽者，甚至當西班牙這樣的親密伙伴遭到批評時也保持沉默。特朗普下令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后，默茨以國際法問題“復雜”為由，拒絕作出評價。

美國空襲伊朗時，他起初的反應也大致如此，之后才逐漸拉開距離。這又與他此前的一番表態形成反差：在以色列先前打擊伊朗后，他曾說，以色列是在替西方“干臟活”。這種搖擺同樣體現在他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表述上：一天說它已經終結，另一天又說要繼續擴展它。

外交場合出現前后不一并不罕見，但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這些矛盾，指向的可能是更深層的不安，甚至是某種戰略空白。就連一些根本問題也彼此沖突。政府認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構成威脅，甚至預判本十年結束前可能發生攻擊，因此要打造“歐洲最大的常規軍隊”；但它又不恢復義務兵役制，不讓民眾為緊急局勢作準備，日常施政也依舊像生活在正常時期。

由于歐洲一旦陷入戰爭，在沒有美國幫助的情況下目前仍無力自衛，柏林正竭力把美國“留在船上”，也就是繼續留在北約框架內。但當特朗普希望盟友提供支持，例如在當前與德黑蘭的沖突中，德國國防部長卻斷然回絕，稱“這不是我們的戰爭”；而總理則在紹爾蘭一次學校訪問中，借機強調美國曾遭毛拉政權“羞辱”。

另一個難以解釋的地方，是德國如何接近歐洲安全政策中也許最具決定性的一項任務：為歐洲建立一個不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長期以來，這一議題一直被視為“偽命題”，如今政府卻開始轉向法國。可在專家看來，法國核威懾的實際效力有限，柏林也不可能掌握核按鈕；更何況，愛麗舍宮不久后還可能迎來一位公開對德國持批評態度的總統。

也許眼下政府確實難以做得更多，畢竟它面前堆著一整座任務大山。但世界的變化，至少要求德國在方向上給出某種指引。隨著美國不再充當以國際法秩序為基礎的保障者，國家實力政治已經重新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貨幣。新加坡戰略思想家馬凱碩對《法蘭克福匯報周日版》表示：“那個以價值觀自居的舊西方，已經無法繼續主導世界。”

原本應當發揮作用的，是爭議已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機構仿照美國模式設立，任務是整合跨部門知識、制定戰略并加以協調。但它始終沒有真正成為中樞，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專業部委并不信任這個設在總理府內的新機構。幾個月來，安全委員會一直由臨時負責人主持。一位熟悉幕后情況的人士說：“沒有人真正關心它。”

很多事情仍沿著舊軌道運行。德國基民盟外交政策人士羅德里希·基澤韋特在《國際政治》雜志的一檔播客中說，默茨曾激起外界對新外交政策的很高期待，但隨后又“回到了朔爾茨政府的傳統中”。這番話想必不會讓總理高興，但從基本路線看，變化確實不大。默茨身邊的人說，他的核心原則是：“不單獨行動，與歐洲同行。”這聽起來并不陌生，今后的德國總理大概也仍會把它視為德國歷史經驗的一條教訓。問題只在于：德國究竟想如何做到“既不單獨行動，又與歐洲同行”？而今天的“歐洲”，到底又意味著什么？

默茨已經接受了歐洲民眾對一體化的疲憊情緒。沒有公眾支持，歐盟條約就無法修改，因此他不會為建立一個擁有自身政府和軍隊的歐洲國家而全力一搏。相反，他試圖在民族國家層面繼續推進事務，通過所謂的三國機制、五國機制，或其他“志愿者聯盟”來落實歐洲利益。遠方國家對此并非毫無興趣。印度地緣戰略學者拉賈·莫漢認為，歐洲幾個大國首都之間加強協作，是一種合理做法。“像三國機制這樣的組合，在國際政治中可以成為一股力量。”他說，“我們也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歐洲，以平衡歐亞大陸上的強權。”

但歐洲也應更充分利用這段過渡期，發展自己的核保護能力。“這將大幅提升歐洲的戰略杠桿。”莫漢認為，柏林在嘗試與法國或英國合作的同時，也應輔以本國層面的努力。至少在印度看來，他說，“德國成為核國家并不會遭到反對。”

在威脅判斷上，默茨與北歐、波羅的海國家以及部分中東歐國家的領導人最有共識，也就是那些更靠近俄羅斯的國家。政治學者特哈爾勒希望，這個“東北集團”未來能發展出更緊密的政治共同體，甚至在歐盟內部形成一個支持德國承擔核領導角色的聯盟。但那也意味著，德法關系將承受更大張力，甚至可能把歐盟推向分裂邊緣。這樣做值得嗎？未來會不會變得不可避免？這些戰略上的利弊，究竟在哪里被認真討論？而政府內部，是否真的有勇氣走上一些未知、甚至令人不適的道路？

軍事史學家奈策爾提醒說，1945年之后，康拉德·阿登納和夏爾·戴高樂都曾推動實現一些與舊有信條相悖的愿景。即便在赫爾穆特·科爾時期，歐洲一體化也仍有過力度極大的推進。奈策爾說，如今的政策更像是“端著噴壺四處撒水”。就連建立共同軍工市場這樣的事情，也沒有被真正有力地推進。“歐洲沒有取得進展，而我們期待聯邦政府拿出一個戰略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