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大年二十八,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從廣州擠回了魯南老家。
火車上人貼人,連廁所里都站了仨。我不敢喝水,怕擠不過去。身邊一個去廣東打工的老鄉分了半個饅頭給我,我就著涼水咽下去,心里想的全是家里的餃子。
我媽不知道我具體幾點到,但我猜她會一直等。
果然,我推開院門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堂屋的燈還亮著,我媽圍著灶臺在燒熱水,灶上的大鐵鍋咕嘟咕嘟地響,蒸汽把窗戶玻璃糊得嚴嚴實實。
“冷不冷?快上炕,被窩給你暖好了。”她回頭看我一眼,也沒多說什么煽情的話,轉身就去下餃子。
我爸坐在炕頭上抽煙,煙頭在昏暗的燈光里一明一滅。他看了我一眼,說了句“回來了”,把煙頭在鞋底上摁滅,又點上一根。
我洗了臉,脫了鞋上了炕,把凍僵的手塞進被窩里。被窩里有我媽縫的熱水袋,用舊毛巾裹著,燙得人一激靈,又暖和得人想哭。
豬肉白菜餡的餃子端上來了,醋和蒜泥也調好了。我媽坐在炕沿上看我吃,我一口一個,吃了三十多個,她才滿意地笑了:“瘦了。南方人不吃面食,能習慣?”
“慢慢就慣了。”我含糊著說,嘴里塞滿了餃子。
這一年在廣州,我在一家電子廠做流水線,每天站著焊電路板,一個月到手兩百多塊。比在家里種地強,但苦是真苦。宿舍十二個人一間,上下鋪,夏天熱得睡不著,冬天又沒暖氣。最想家的時候不是生病,是聞到別人家炒菜的蔥花香,想起我媽包的餃子。
可這些我沒說。說了她也只是心疼,又幫不上忙。
大年三十貼完對聯,我在門口掃雪。掃著掃著,聽見身后有人喊我名字。
“李明遠!”
聲音脆生生的,不像村里那些姑娘扭扭捏捏。我轉過身,看見一個穿著紅色棉襖的姑娘站在院門外,手里拎著個網兜,里面裝著幾個橘子和一包糖果。她扎著個低馬尾,臉凍得通紅,呼出的白氣一團一團的。
我愣了一下才認出來:“趙小燕?”
“可不就是我嘛。”她大大方方地走進來,把網兜往我手里一塞,“給你家的,過年好。”
“你這……來就來,帶什么東西。”我有些不好意思,回頭沖屋里喊了一聲媽。
我媽從廚房出來,一見趙小燕就笑了:“小燕來了?快進屋坐,外頭冷。”
“不了嬸子,我就是過來看看明遠,好幾年沒見了。”趙小燕說著話,眼睛卻一直看著我。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上學那會兒,我和趙小燕是初中同班,坐了兩年同桌。她學習好,我學習一般,她老借我抄作業,我幫她擦過黑板。初中畢業后我回家種地,后來又去打工,她考上了縣里的高中,聽說成績還不錯。算起來,快四年沒見了。
“你啥時候回來的?”我問。
“昨天。我爸騎自行車去鎮上接的我,凍得我鼻涕都出來了。”她笑起來露出兩顆小虎牙,跟上學時候一模一樣。
“考大學了吧?”我隨口問。
她臉上的笑淡了一點:“考上了,省城的師范專科,今年大二了。”
“那厲害啊,將來當老師了。”我說這話是真心的,但說完又覺得有哪里不對勁。她是個大學生,我在工廠焊電路板,我們之間好像隔了點什么說不清的東西。
趙小燕沒接這個話頭,她搓了搓手,忽然說了一句讓我意外的話:“明遠,明天有空沒?陪我去鎮上逛逛吧,我想買雙棉鞋,在縣城看好的那種,不知道鎮上有沒有。”
“明天大年初一,店不開門吧?”
“初二開門。初二你有空不?”
我張了張嘴,本來想說“到時候再說”,可她那雙眼睛亮晶晶地看著我,臉上還帶著一點紅——不知道是凍的還是別的什么原因——我心一軟,就點了頭。
“初二有空。”
她笑了,笑得特別好看,像冬天里忽然出了一會兒太陽。
我媽在旁邊看著,嘴角微微上翹,什么也沒說。
初二一大早,我還沒吃早飯,趙小燕就到了。
她換了一身打扮,沒穿那件大紅棉襖,換了一件藏藍色的呢子大衣,圍了一條白色的圍巾,頭發散著,被風吹得有些亂。她站在我家院門口,嘴里哈著白氣,鼻頭凍得紅紅的。
我端著碗喝粥,透過窗戶看見她,差點嗆著。
“這么快?你不是說要逛鎮上嗎?鎮上的店起碼得九點才開門。”我放下碗,抓了兩個饅頭揣在兜里。
“早一點去,人少,逛著清凈。”她說著就往后退了兩步,讓我鎖門。
我們村到鎮上五里路,大路是土路,前兩天下了雪,化了一半又凍上了,坑坑洼洼的。我騎著我爸的二八大杠,趙小燕坐在后座上,兩只手抓著座墊下面的彈簧,不敢碰我的腰。
一路上沒怎么說話。風大,一張嘴就灌一肚子涼氣。她偶爾在后面說一句什么,我也聽不太清,就“嗯嗯”地應付著。
到了鎮上,果然大部分店鋪都沒開門。有幾家賣早點的已經支起了攤子,油條在鍋里炸得金黃,豆漿的熱氣騰騰往上冒。街上人不多,三三兩兩的,都是串親戚的,手里拎著點心匣子或者酒瓶。
我推著自行車,趙小燕走在我旁邊。她的肩膀偶爾碰到我的胳膊,又迅速彈開。
“你要買什么樣的棉鞋?”我主動找話。
“其實也不是非要買鞋。”她低著頭,用腳踢著路上的一個小石子。
“那你非要初二出來?”
她沒回答,走到前面一個賣糖葫蘆的老頭那兒,掏錢買了兩串,一串塞給我,一串自己拿著。山楂裹著冰糖,在冷風里硬邦邦的,咬一口硌牙,但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我們沿著鎮上那條主街走了兩個來回。店鋪一家都沒開,她就一家一家地看櫥窗,玻璃上映出我們兩個人模糊的影子,一高一矮,像貼在一起的剪紙。
“李明遠,”她忽然停下來,轉過身看著我,“你就不好奇我為什么要叫你出來?”
我被她的突然發問弄得有些懵,咬了一口糖葫蘆,含混地說:“你不是買鞋嗎?”
“我不缺鞋。”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語氣很堅決。她看著我的眼睛,臉上的紅從顴骨一直蔓延到耳根,不知道是凍的還是別的什么原因。
街上刮了一陣風,把她的圍巾吹散了,她也沒去攏,就那么直直地看著我。
“那你是……”我心跳忽然快了起來,一種說不清的預感爬上心頭。
趙小燕深吸了一口氣。我清楚地看見那口氣變成白霧從她嘴里涌出來,像一聲嘆息的前奏。
“李明遠,”她的聲音有些發抖,但每個字都說得很用力,“我等了你三年了。”
糖葫蘆的簽子從我手里掉了下去,摔在地上,滾了兩圈,沾了一層灰。
風在我們中間打著旋,把她的圍巾吹得飄起來。
“你說什么?”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又干又澀。
“我說,我等了你三年。”她重復了一遍,這回聲音更穩了,穩得不像一個二十歲的姑娘,“從初中畢業那天起,到現在,整整三年半。你出去打工,我給你寫了四封信,你一封都沒回。”
“我沒收到……”我下意識地辯解,可話說到一半就卡住了。我忽然想起來,前年我媽在電話里提過一次,說趙小燕好像有什么事找我,我當時正在加班焊電路板,隨口說了句“等我回去再說”,然后就忘了。
“你沒收到第一封,第二封呢?第三封呢?”她的眼眶紅了,但沒哭,硬撐著一口氣,“你媽沒告訴你吧?她跟你說過,你說知道了,然后就沒了下文。”
我啞口無言。
她說得對。我媽在電話里提過幾次,說趙小燕來信了,問我回不回。我每次都說“知道了”,然后就被工廠里的事岔開了。說實話,那些年我腦子里的念頭只有一個——掙錢。掙錢還債,掙錢蓋房子,掙錢讓我媽過兩天好日子。別的什么事,都排不上號。
“我上高一的時候,每個禮拜都盼著你的信。后來不盼了,我就跟自己說,算了,人家不稀罕你。”她的眼淚終于掉了一顆,她飛快地用手背擦掉,好像那是什么見不得人的東西,“我考上大學那年,我媽說,你都上大學了,他一個打工的,你圖他什么?我說不上來,我就是覺得……除了你,我不想跟別人。”
最后一顆糖葫蘆從她手里滑下去,落在地上,紅色的糖殼碎了一地。
“趙小燕,你聽我說——”我想伸手拍拍她的肩膀,可手伸到一半又縮回去了。
“你別可憐我。”她往后退了半步,眼睛里淚光閃閃的,但下巴抬得很高,“我今天叫你出來,不是要你可憐我。我就是想當面問清楚——你到底有沒有想過我?哪怕一天,有沒有?”
對面街角有個賣鞭炮的攤位,有人放了一掛小鞭,噼里啪啦地響了一陣,碎紅紙屑飄了一地。街上稀稀拉拉的幾個行人都回頭看我們,以為我們在吵架。
我站在那里,腦子里亂得像一團麻。
我想她嗎?老實說,初中畢業以后,日子被種地和打工填得滿滿當當,我很少想起她。可每次路過學校、每次看見穿校服的學生、每次聽見有人叫“小燕”,我心里都會動一下。那種動很輕很輕,輕到我自己都不承認那是想念。
直到這一刻,她站在我面前,紅著眼睛說她等了我三年,那些輕飄飄的、被我忽略的東西忽然全涌了上來,壓得我喘不過氣。
“想過。”我說。
這兩個字一出口,趙小燕的眼淚就再也忍不住了,嘩地流了下來。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站著流淚,像春天化雪的時候,屋檐上的冰溜子一點一點地融化,無聲無息。
“你騙人。”她哭著說。
“沒騙你。”我說,“我看見穿校服的學生就會想起你,聽見人家喊小燕也會想起你。可我沒敢往下想,我覺得自己配不上你。你是上大學的,我就是個打工的。”
“那你覺得我現在站在這里,是因為你配得上我?”她擦了一把眼淚,“李明遠,我要是嫌你窮嫌你打工,我三年前就不該給你寫信。我考上大學那年,班里有人追我,系里也有人追我,可我一個都沒答應,因為我心里裝著一個人,那個人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后座帶過一個女孩子,就是初中三年每天放學——”
她說到這兒說不下去了,別過臉去。
我的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樣,酸得發疼。
我忽然想起來,初中三年,她家比我家遠兩里路,她每天騎一輛小自行車上下學。我那時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每天故意騎慢一點,在校門口那條土路上等她。她過來的時候,我假裝偶遇,說聲“真巧”,然后兩個人并排騎三四里路,到她家那個路口才分開。
三年,一千多個日子,幾乎沒有間斷過。
我一直以為那只是順路。
原來她一直知道不是。
“趙小燕。”我叫她的全名。
她沒轉頭。
我繞到她面前,看著她哭花了的臉,鼓足了二十一歲以來最大的勇氣,伸手拉住了她放在大衣口袋里露出的那只手。她的手冰涼,指頭細長,骨節分明,指甲蓋是淡淡的粉色。
她渾身抖了一下,像被電擊中。
“我收到了,”我說,“你的信我都收到了。是我沒回,不是沒收到,是我這個人混蛋。”
她終于抬起頭看我,眼淚還掛在睫毛上,像冬天里結了霜的窗花。
“那你現在呢?”她問。
現在是正月初二,一九八九年。街上鋪著一層薄薄的雪,路人裹著棉襖匆匆而過。遠處有人放二踢腳,一聲巨響,兩聲回音,震得樹枝上的雪簌簌地往下落。
我攥緊了她的手,把她冰涼的手指攏在我掌心里。
“我現在回頭了,你還等嗎?”
她沒說話,咬著嘴唇,眼淚又不爭氣地流了下來。可她在哭的同時,嘴角彎了彎,露出一個又哭又笑的表情,像是憋了三年的委屈和歡喜一齊涌上來,把她整個人都淹沒了。
“你放開我。”她抽了抽手,沒抽動。
“不放。”
“街上有人看著呢。”
“看就看。”
她終于笑了,真正的笑,露出那兩顆小虎牙。那笑容穿過一九八九年正月初二的冷風,穿過那條空蕩蕩的、店鋪緊閉的鎮子主街,穿過她睫毛上掛著的淚珠和鼻子尖凍出的紅,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后來我媽說,那天我回家的時候嘴角一直是咧著的,像個傻子。
“趙小燕跟你說啥了?”我媽假裝不知道。
“沒說啥,就逛了逛街。”
“逛街逛了一上午?鎮上的店不是沒開嗎?”
我沒回答,哼著不知名的小調幫我媽剁餃子餡。一刀一刀剁下去,案板咚咚響,像是在敲鑼打鼓。
正月十五之前,我去了一趟趙小燕家。
她爸在鎮上的供銷社上班,她媽種地。我拎了兩瓶酒、兩條煙、一包點心,送到她家堂屋的八仙桌上,恭恭敬敬地叫了聲叔叔、嬸子。
趙小燕躲在里屋不出來,但她媽去叫她的時候,我看見門縫里露出半邊臉,紅得像煮熟的蝦。
她爸抽著煙,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會兒,問:“你在廣州干的是啥?”
“電子廠,焊電路板。”
“一個月掙多少?”
“兩百多。”
他沉默了一會兒,彈了彈煙灰:“比種地強,但也不多。小燕還有一年半畢業,畢業以后是公辦老師,鐵飯碗。”
這話的意思我聽明白了,但我沒退縮:“叔叔,我會努力的。等我再攢兩年錢,也學個手藝,不能一直焊板子。我不會讓小燕跟著我受苦。”
趙小燕從里屋沖出來,站到我旁邊,氣得臉通紅:“爸,你要是再為難他,我這輩子不嫁人了。”
她爸被她噎得說不出話,煙灰掉了一褲腿。
她媽趕緊打圓場:“這孩子,你爸還沒說不答應呢,你就急上了?”
后來她爸把那兩條煙拆了,自己點了一根,剩下的塞進了柜子里。我知道,這事成了。
一九九零年秋天,趙小燕師范畢業,分配到鎮上的中心小學當老師。同年冬天,我辭了廣州的工,回來在縣城學了半年的家電維修,在鎮上租了個小門面,開了家修理鋪。
一九九一年五一,我們結了婚。婚禮很簡樸,請了幾桌親戚,放了掛鞭炮,我給她買了一身紅裙子,胸口別了一朵紅綢子做的花。她穿著那身裙子站在我家院子里,我媽拉著她的手哭了。
“小燕啊,我這傻兒子能找到你,是他上輩子修來的福。”我媽抹著眼淚說。
趙小燕看了我一眼,笑著說:“嬸子,我也是等了三年才等來的,誰也不欠誰的。”
晚上鬧洞房的人都散了,我關上門,趙小燕坐在床沿上,卸了頭上的紅絨花。蠟燭光把她的臉照得柔軟又溫暖,像臘月里剛出鍋的豆腐。
“你還記不記得,”她忽然笑起來,“當初我去找你,你說你沒收到我的信。”
“我記得。”
“其實我騙了你。”
“騙我啥了?”
她低下頭,手指絞著紅裙子的衣角,聲音小小的:“我說我等了你三年,那個數字是騙人的。初中畢業那年你去了廣州,我就開始等。等到我高中畢業,等到我考上大學,等到我又快大學畢業……”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有燭火在跳。
“不是三年,是五年。”
我愣住了。
五年。一千八百多個日子。她在這座小鎮上上學、考試、長大,我在千里之外的工廠流水線上重復著同樣的動作。她寫過的那些信,我一封都沒回過。可她就是不肯放棄,熬到了自己都不敢再等的年紀,終于在正月初二的冷風里,把所有押上去的籌碼一次性攤開。
“你怎么那么傻?”我的嗓子有些發緊。
“我再傻,”她伸手捏了捏我的手指,“你不也接住了嗎?”
窗外有鞭炮聲遠遠地響起來,不知道是誰家在辦喜事。蠟油順著蠟燭淌下來,在桌面上凝成一朵小小的紅花。
我握住她的手,還是那么涼,指節還是那么細長,指甲蓋還是淡淡的粉色。和正月初二那天一模一樣。
和初中三年每天放學時假裝偶遇的那個冬天一模一樣。
和往后幾十年都一模一樣。
后來我們的兒子問過我:“爸,你和媽是誰追的誰?”
我看了趙小燕一眼,她正坐在沙發上看手機,頭都沒抬。
“她追的我。”我說。
趙小燕終于抬起頭:“明明是你先在校門口等我三年的,你以為我不知道?”
“我那真是順路。”
“你家在我家東邊,你家到學校四里地,我家到學校六里地。你每天多騎兩里路繞到我村口,你跟我說那是順路?”
我啞口無言。
她在沙發上笑得前仰后合,像個二十歲的姑娘。
一九八九年正月初二,鎮上所有的店鋪都沒開門。一個穿著藏藍色呢子大衣的姑娘站在冷風里,紅著臉對我說,我等了你三年。
不,是五年。
可我用了后半輩子,都沒能把那五年的債還清。
也還不起。
因為她給的東西,根本不是時間。
是一顆在風里站了太久、凍得通紅、卻一直沒舍得熄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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