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80周年：以史為鑒，豈容翻案

2026年，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80年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11國法官歷經兩年半庭審，以海量鐵證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累累罪行，對28名甲級戰犯作出了正義判決。這一審判不僅是對日本侵略罪行的清算，更終結了戰爭史上戰勝國吞并或瓜分戰敗國固有領土的慣例，成為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強權邁向法治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80年過去，日本國內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持續滋長蔓延。尤其是以現任首相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頻頻發表否認東京審判合法性、質疑戰后國際秩序的言論，甚至公然將臺灣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捆綁，挑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構成戰后國際法基石的歷史文件。

　　值此重要節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就曾在記者會上擲地有聲地指出：“東京審判，審的是人類良知，判的是歷史公正。已經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和14億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人再為殖民張目，為侵略翻案。”

法理如山，不容置疑

上圖：東京審判現場。

　　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以來以“超越管轄權”“背離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為由否定東京審判的正當性，宣稱這是“勝利者的審判”。然而，從國際法角度審視，這些論調完全站不住腳。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法律依據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中的多處明文內容?！比A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教授、國際公法教研室主任蔣圣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指出，東京審判最為直接的管轄權依據，是明確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書》?！度毡就督禃返?段及第6段明確日本天皇、政府及大本營接受并保證忠實履行《波茨坦公告》全部條款，而《波茨坦公告》第10條恰恰規定“對于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開展東京審判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根據同盟國最高司令官的指令設立的，法庭的設立及審判的開展均為日本自身所接受和服從。

　　針對所謂“法不溯及既往”的質疑，蔣圣力解釋稱，“法不溯及既往”作為時際法原理并非絕對——在法溯及既往所能實現的法益較之法不溯及既往所保障的法的可預見性更具優越性、必要性、緊迫性的情況下，可以在一定限度內被突破。東京審判以在后生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審判在前發生的日本戰爭罪行，正是基于具有更高價值位階的全人類共同法益和最具普適性的人道道義。更何況，審判的實體法依據還包括戰前就已確立的1899年/1907年海牙公約體系規則、1928年《非戰公約》和1929年兩部《日內瓦公約》等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其中，1928年《非戰公約》明確禁止締約國以武力解決爭端。這為審判日本戰犯提供了堅實的實體法依據。

　　在東京審判的實踐中，國際刑法取得了重大突破。據蔣圣力介紹，審判突破了過去僅國家需承擔國際法律責任的傳統理論，創新性地設立了對個人所應承擔的國際刑事責任的追責機制，并明確了“官方身份不免責”和“上級命令不免責”兩項具體規則；正式明確了侵略戰爭在國際法上的非法性，創設了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等當代國際刑法核心罪名；確立了以國際社會共同設立國際刑事法庭進行刑事審判的國際刑事責任追究機制，為當代國際刑事審判提供了先例和范本。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否定東京審判的論調中，經常被援引的是印度法官帕爾主張“全體被告無罪”的個人意見書。“帕爾的個人意見書被國內和國際學界普遍認為是冗長的、混亂的、令人費解的，其篇幅達到令人咋舌的1235頁?！痹谑Y圣力看來，帕爾在擔任法官期間的一系列表現反映其專業性和公正性存在明顯欠缺：在出庭前向作為被告的日本戰犯行禮，主動聯絡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學者，缺席庭審長達80余天。而其論點與日本律師辯護團提出的動議高度相似，事實上淪為日本辯護團在法官席上的“喉舌”。

　　但就是這樣一份在國際法學界并未得到肯定的個人意見書，卻被日本右翼奉為否定東京審判、美化侵略戰爭的重要“法理來源”。正如《人民日報》評論的那樣，日本右翼將其拔高到個人原創性的高度予以褒揚，意在誤導輿論，為侵略歷史尋求“敘述支點”，“東京審判11名法官最終依據鐵證作出的有罪判決，卻沒有被展示；個別不同意見卻被不斷放大、反復引用，仿佛只要反復強調，就能動搖既定的歷史結論”。

未竟的清算，埋下深層隱患

　　事實上，過去80年間，東京審判所昭示的歷史正義一再受到挑戰。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此次審判的局限性，戰后對日清算的不徹底。

　　由于冷戰格局形成，美國的對日政策發生了由打壓向扶持的重大轉向，意圖通過日本對抗蘇聯和中國。同盟國總司令部在美國授意下倉促加快審判進程、急于盡速解決戰犯問題，并在審判結束后以“證據不足”為由，先后釋放了相當數量尚未被起訴的甲級戰犯和部分已被定罪的在押戰犯。甲級戰犯岸信介于1948年獲釋，數年后便出任日本首相執掌政權，組成“戰犯內閣”，其政治理念被后世日本右翼勢力所繼承和推行。

　　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師資博士后劉弘毅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當年在7名罪惡滔天的甲級戰犯被處刑后，日本右翼分子盜取了他們的骨灰，在熱海豎起了‘七士之碑’用于紀念。此后，在對南京大屠殺負主要責任的松井石根的故鄉，同樣收納了一部分甲級戰犯的骨灰建起了‘殉國七士廟’。在靖國神社邊的軍事博物館——游就館里，同樣存在大量類似的右翼思想宣傳……導致在今天的日本有很大一批人，會真的相信彼時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都在‘為了和平而戰’?！?/p>

　　這種認知扭曲與清算不徹底有直接因果關聯。

　　蔣圣力進一步解釋道，在政治層面，戰后對日清算的不徹底導致日本的軍國主義根基未能被完全鏟除，軍國主義的余毒正是當前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歷史修正主義抬頭的深層根源。戰犯獲釋重返政壇的問題，使戰后至今日本政壇仍由軍國主義分子及其后裔長期把持。在認知層面，日本不僅在全民范圍內未能形成對戰爭罪行的正視和反省，反而隨著戰爭罪責被不斷虛化，出現了靖國神社合祀14名甲級戰犯、教科書公然篡改歷史事實等一系列行為，使國內社會的集體記憶被扭曲。

　　劉弘毅也觀察到，“大多數日本人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歷史”，甚至認為“靖國神社就是供奉為國捐軀的英靈的地方，為什么我們不能參拜”。

　　今年4月12日，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大會上公然宣稱修憲“時機已到”，謀求2027年前推動國會啟動修憲程序，將自衛隊正式納入憲法條文；自民黨執政伙伴日本維新會更要求刪除規定“不保持戰力”的憲法第九條第二款，設立“國防軍”。與此同時，日本內閣決議通過新版“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正式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防衛預算在2025財年已達9.9萬億日元，占GDP的1.8%。

　　蔣圣力從國際法角度分析指出，高市政權推動的一系列行為與《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防范作為“敵國”的日本再次形成侵略潛力、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的立法旨意全然背道而馳，“這釋放出了戰后國際秩序可能面臨強烈沖擊的危險信號，并顯著增加了東亞地區軍事沖突爆發的風險”。

捍衛正義， 80年后的歷史鏡鑒

上圖：2025年9月19日，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觀眾參觀《正義昭昭 大道同行——戰后審判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這是中國法官梅汝璈在東京審判后留下的話語，至今振聾發聵。

　　80年后，我們為何還要反復重申東京審判的合法性和重要意義？原因正在于這段歷史并未真正“過去”。

　　蔣圣力指出，日本右翼勢力通過系統性歷史修正主義，試圖重構歷史敘事、否定戰爭罪責。這不僅是對受害國人民感情的嚴重傷害，更是對當代國際法基本原則和國際人道法體系的粗暴踐踏，否定了建立戰后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法理基礎，破壞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法律根基。

　　劉弘毅則說，當下日本主流輿論將解禁武器出口、介入臺海、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美化為“遏制威脅、守護和平”，這與當年侵華戰爭時期“東亞解放者”的自我美化邏輯完全一致。“今天我們重申東京審判，就是戳穿這套‘和平’的話語陷阱——當年日本以‘和平’之名行侵略之實，如今以‘和平’之名突破戰后體制，本質都是對自身錯誤行為的美化?！?/p>

　　王毅外長今年兩會的“四問日本”直指要害：“臺灣事務是中國的內政，日本有什么資格插手？中國的臺灣地區出了事日本有什么權力行使自衛權？所謂集體自衛權是否意味要掏空規定放棄交戰權的和平憲法？日本要向何處去？”這四個環環相扣的問句，精準點明了中日關系陷入困難的癥結所在。

　　重申東京審判在管轄權確定、實體法適用、法庭程序進行等全方面的合法性，是直接駁斥日本右翼勢力種種謬論的重要法理武器。東京審判所確立的“法理優于強權”的原則，至今仍是維護戰后國際秩序運行的基石。紀念東京審判，既是對當年11國法官秉持正義、以法理戰勝暴力的致敬，更是對當下的鄭重提示：任何試圖翻案歷史、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行徑，都是對人類良知的挑釁，都不應也絕不會得逞。

　　面對日本右翼勢力肆意翻案歷史、企圖推翻法理定論的危險趨勢，國際社會必須對日本的戰略走向保持高度警惕。

　　4月25日，中國國際法學會2026年學術年會在上海舉行，會議由中國國際法學會和華東政法大學共同主辦。開幕式上，中國國際法學會發布關于呼吁世界各國遵守國際法、反對非法使用武力的聲明。

　　蔣圣力建議，中國國際法學界應系統梳理構成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國際法文件，堅守據以建立戰后秩序的法理基礎，重視針對日本右翼勢力和歷史修正主義謬論的公開發聲與國際傳播，切實駁斥其種種謬論，以學術力量維護歷史正義，捍衛世界和平。

　　庭審可以終結，但歷史不會退場，正義不容褪色。東京審判80周年，鐵證如山，豈容翻案。

原標題：《東京審判80周年：以史為鑒，豈容翻案》

欄目編輯：王仲昀

文字編輯：王仲昀

本文作者：新民周刊 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