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美國財政部將恒力石化大連煉化送上了制裁名單,理由是接收伊朗原油。
恒力在48小時內正式回應:公司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合法合規經營”,從未與伊朗發生任何貿易往來。
4月26日,青島海業油碼頭又被美方列為制裁目標,美方聲稱其進口了“數千萬桶”伊朗原油。
5月1日,美國國務院再補一輪新制裁。節奏密集得讓人認為,這套組合拳恐怕在華盛頓醞釀了不止一兩天。
這場看起來算度精深的連環制裁風暴,在現實中正遭遇一連串的變數與反噬。
第一重變數,是中方依據《反外國制裁法》所打出的法律牌。
2026年5月2日,商務部發布第21號公告,依據《反外國制裁法》及《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禁止所有中國企業和個人承認、執行、遵守美國針對五家中國企業所實施的涉伊朗石油制裁。
這套“盾牌”不僅在美國的法律效力域外適用區內建立了一個堅實的“阻斷屏障”,更重要的是向國內企業傳遞了一枚“定心丸”:國際貿易與合作按照市場邏輯即可,一紙外國禁令,自有國家法律在后托底。
第二重矛盾,在于美國制裁之手與自身能源利益之間的自傷。
特朗普政府現在最擔心的不是伊朗的反彈,而是美國國內加油站的油價飆升。他4月底召集雪佛龍等能源巨頭閉門討論,無非是想在封鎖伊朗石油出口的同時,通過其他手段平抑油價。
制裁伊朗→全球油市供給收縮→油價上行壓力加大,這幾乎是經濟學常識。正如分析人士早已指出的,美國對伊朗沖突期間能源流向改變、供應受限,都會直接提振替代供應方的收入與銷量。
當制裁逼得國際買家尋找替代油源時,俄羅斯成了那個最大的受益者。
通過伊朗局勢的緊張,俄羅斯的原油出口反而在價格與銷量上雙雙獲得了有利條件。
這局棋,如果從全球能源博弈的角度看,制裁者其實是在被迫給自己的“對手”送去籌碼。
第三重裂痕,來自大西洋對岸的“北約盟友”。
美國原本希望通過對伊軍事行動拉盟友“下水”,但北約各國這次態度出奇冷靜。西班牙率先對美軍執行對伊打擊任務的飛機關閉領空,法國同樣拒絕參與,意大利也不同意美國使用基地。
西班牙政府宣稱美方的軍事行動是“非法、冒險”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則明確表態“法國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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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歐洲大國在用行動告訴華盛頓:與伊朗的直接軍事沖突,不是歐洲需要負責買單的事項。這種裂痕,甚至在多輪高調“急救式訪問”后也未見彌合。
第四重,也往往為人所忽略,那就是中東國家自身的戰略對沖。
當下最矛盾的事態是:沙特正向美國施壓,要求其放棄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因為沙特擔心德黑蘭有可能封鎖紅海曼德海峽——這一通道對沙特的剩余石油出口至關重要。
曾經作為美國鐵桿能源合作伙伴的沙特,正在迫于自身地緣風險而公開在能源通道問題上與美國“唱反調”。阿聯酋近期宣布退出歐佩克,它所謀求的正是掙脫產業配額束縛、追求在海灣安全變局中更為靈活的自主之路。
簡而言之,過去那種中東盟友無條件為美國戰略跟進的時代,正在被打破。美國推動中東軍事與能源博弈時,其地區伙伴的應對也越來越走向自主與平衡。
將上述所有線索串聯起來,方能看清美國這套連環制裁的內在結構性缺陷。
這輪制裁想在能源上削弱伊朗,卻在實際傳導中自傷油價與選舉根基;想通過長臂管轄規鎖中國產業,卻被法律手段徹底阻斷;想在盟友中制造向心效應,大西洋一側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冰冷的同盟疏離”,中東一側則遭遇地緣風險迫使下的多向自我保全。
而對于中方乃至更廣泛的非西方世界而言,只需要循著自身的法律與市場邏輯行事。那張來自華盛頓的單邊政令,正在法律、經濟與同盟的三重否決中逐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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