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駐華代表海博(Tamas Hajba)做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2026年度“明德戰略對話”,分享了他對于全球貿易格局演變、治理碎片化應對等話題的見解。
全球貿易增速或將近乎腰斬:多重壓力疊加,但貿易在重組而非收縮
海博指出,OECD預測2026年全球貿易增速將從4.2%降至約2.3%,主要受三大因素驅動:一是中東地緣沖突沖擊能源供應,對霍爾木茲海峽等關鍵通道構成威脅;二是貿易壁壘持續累積,盡管部分關稅趨于穩定,但整體政策環境高度不確定,壁壘水平仍遠高于2025年以前的水平;三是高能源價格預計將拉低商品貿易增長約0.5個百分點。他進一步指出,政策不確定性本身也會產生實質性影響——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每上升一個標準差,一年后全球實際貨物進口增速的峰值就可能下降超過4個百分點。
然而,海博強調,全球貿易并非簡單收縮,而是正在經歷深刻重組。OECD數據庫數據顯示,約60%的全球貿易由中間產品和服務構成,反映了全球價值鏈的核心作用。三大結構性趨勢——服務貿易與數字化重要性上升、新興經濟體成為貿易增長主要驅動力、以及貿易流量區域化趨勢增強——正在重塑貿易格局。但這種重組也伴隨權衡——企業為增強供應鏈韌性而多元化布局,可能會犧牲部分效率,導致生產率收益下降。
中國貿易韌性源于產業升級與綠色競爭力
2025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45.47萬億元,再創新高,OECD評價這一成績“非常出色”。海博將中國貿易保持韌性的原因歸納為四點:第一,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并已明顯向高附加值環節攀升,尤其在技術領域地位不斷提升;第二,巨大的出口規模和多元化的產品結構有效緩沖了外部沖擊;第三,中國在綠色和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力迅速增強,電動汽車、電池、可再生能源設備最為典型;第四,物流基礎設施和貿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增強了整體競爭力。
海博特別指出,中國民營企業的活力往往被外界低估,“在歐洲,人們總是認為中國經濟由政府控制,而大大忽視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他強調,民營企業帶來的繁榮和發展潛力是中國經濟韌性的重要來源。
全球治理碎片化:挑戰在于規則競爭,而非規則缺失
面對2026年被稱為“壓力測試年”的全球治理環境,海博認為,當前核心挑戰是主要經濟體之間的政策碎片化。在氣候政策、數字稅、人工智能規則等領域,監管方法的差異日益擴大,這種差異可能導致規則體系不兼容、合規成本上升,并削弱全球合作的有效性。他指出,“挑戰不在于規則的缺失,而在于相互競爭的規則不斷涌現,這會使協調復雜化,削弱全球合作。”
他特別以ESG(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標準為例指出,全球范圍內ESG標準缺乏統一性,不同框架之間存在不平衡,且往往聚焦于企業投入而非實際績效產出。在這一背景下,OECD的“負責任商業行為”(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簡稱RBC)框架及《經合組織跨國企業負責任商業行為準則》成為重要解決方案。海博介紹,該準則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2023年完成全面更新,已被納入多國的可持續供應鏈立法中。
海博強調,OECD在不確定環境中扮演三重角色:提供基于證據的政策分析;促進包容性的同行評審和對話;推動公認的標準和最佳實踐。他表示,“這些標準和最佳實踐本質上是一種‘共同語言’。在碎片化和緊張的國際環境下,建立共同語言的價值不降反升。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應在平等基礎上參與對話,這一點至關重要。”
綠色轉型:增長與減排可以并行
針對高通脹和財政空間收緊背景下如何推進綠色轉型的問題,海博引用OECD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聯合研究指出:“投資經濟增長與投資應對氣候變化或綠色轉型并不矛盾,這兩個目標可以并行不悖。”他認為,綠色轉型可以通過合理設計來支持長期經濟增長。
海博提出三條路徑:一是運用混合融資模式,通過公共資本撬動私人資本;二是發揮公共政策銀行和多邊開發銀行的協同作用;三是推進結構性改革與創新政策工具,如碳強度測算和碳定價。當前私營部門融資僅占氣候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一左右,提升空間巨大。海博特別強調政策可預測性的重要性,“因為這樣可以減少不確定性,鼓勵長期投資”。
(審核:李小華 戚易斌 夏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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