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露出致命軟肋，精確制導武器快打光，土耳其退役將軍說透了

去年，土耳其退役海軍少將杰姆·居爾代尼茲——“藍色祖國”學說的提出者——在接受《搖籃》采訪時曾警告，北約已經淪為空殼聯盟，土耳其的未來在于走向一個擁有主權的歐亞陣營。如今，隨著美國支持下針對伊朗的升級行動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和軍事危機，他當時的警告看起來已不再只是理論判斷，而是變得愈發迫切。

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引發重大政治和經濟危機。發動進攻的一方未能迅速取勝，過去40天里，局勢一直維持在一種“脆弱停火”狀態。眼下，外界正試圖理解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的動作，以及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封鎖究竟會把局勢帶向何方。

如果各方無法通過談判達成解決方案，地區國家將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美國和西方的目光再次轉向土耳其，與伊朗一道，被視為本地區最關鍵的國家之一。作為北約盟友，土耳其發展本國防務工業的努力受到歡迎，圍繞在阿達納的因吉爾利克基地設立北約司令部的討論也在推進。

隨著安卡拉準備于7月7日至8日主辦北約峰會，土耳其避免直接把特朗普政府稱為侵略方，而是把主要批評火力集中在以色列身上。安卡拉試圖維持平衡：一面向西方靠攏，一面呼吁戰爭盡快結束。

但在土耳其國內，輿論公開批評美國和以色列的侵略行為，對西方的不信任也在進一步加深。在這場內容廣泛的訪談中，居爾代尼茲分析了華盛頓的封鎖戰略、伊朗的抵抗、美國海上霸權的松動，以及正在吞噬大西洋主義秩序的更廣泛系統性危機。

居爾代尼茲：特朗普的話前后矛盾。一會兒說，“如果他們不接受，我們就摧毀他們”，下一刻又說，“我們會達成一筆偉大的交易”。這是一連串互相沖突的表態。

美國在該地區部署了3個航母戰斗群：美國海軍“杰拉爾德·福特”號重新進入紅海，“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號正從好望角向阿拉伯海移動，“亞伯拉罕·林肯”號則部署在伊朗導彈射程之外的阿拉伯海。此外，在大量空中加油機支援下，B－52和B－1B轟炸機在東地中海至海灣走廊上的飛行也明顯加密。

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轉向“無限期停火”的做法尤其引人注意。封鎖決定不僅與伊朗保持主動權、拒絕談判有關，也受到軍事、經濟和政治層面的多重制約。

伊朗其實已經為戰爭做好準備。它把霍爾木茲海峽這張牌一直握在手里，目的在于壓縮美國在海灣的存在，迫使以色列在周邊戰線——尤其是黎巴嫩方向——接受停火，并建立一種能夠防止未來威脅的長期均勢。伊朗明白，對美國或以色列作出的每一次讓步，日后都可能以更大的軍事壓力形式回到自己身上。

華盛頓也面臨嚴重約束。盡管特朗普聲稱庫存已經補足，但公開信息顯示，聯合防區外空地導彈、“戰斧”巡航導彈和“標準－3”導彈等精確制導武器正承受明顯壓力，短時間內恢復產能的能力有限。甚至連近期一些行動受挫——比如為營救一名飛行員而動用多架飛機、代價高昂的空中救援任務——也在美國國內引發批評。

但這些措施并不具備真正的戰略效果。要在如此廣闊的海域實施封鎖，本身就難以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在停火期間強推封鎖，更是自相矛盾，也會削弱局勢降級的可能。

只要封鎖持續、霍爾木茲海峽繼續受擾動，這場危機就會超出地區范圍，把能源中斷轉化為對全球體系的系統性壓力。《搖籃》：應當如何理解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的動作？

居爾代尼茲：在戰爭狀態下，沒有哪個國家會允許對手自由使用本國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峽。伊朗實際上是在實施一種受控通行——允許部分船只通過，同時阻止另一些船只。這看上去像封鎖，但本質上仍是戰時對海峽的管制。

美國實施封鎖，背后有更深層的擔憂：伊朗正以其他本幣開展貿易。這不僅在經濟層面，也在心理層面動搖了美國的海上主導地位。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把自己視為海洋的統治者。如今，這種支配地位正在遭遇挑戰。

歷史上也出現過類似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控制直布羅陀，拒絕敵方船只進入。拿破侖也曾試圖封鎖英國貿易，但最終失敗，部分原因就在于俄羅斯沒有繼續與其保持一致。

如今，特朗普實際上是在說：如果某個主要競爭對手會從中受益，那我們就要阻止它——哪怕這意味著雙方都會受損。《搖籃》：這主要是在向其發出信號嗎？

居爾代尼茲：毫無疑問。自2018年以來，美國一直把這一主要競爭對手視為首要對手。對方的實力來自生產，而不是金融，而且它正在多個領域迅速趕超美國。

美國在委內瑞拉和伊朗采取行動，本意是想表明自己仍然控制著全球能源流動。自1973年以來，美國一直依靠海軍力量和石油美元體系維持這種主導地位。

這一體系受到了沖擊。如今，即便是中等強國也能獲得先進軍事技術，這正在侵蝕美國的優勢。這一步棋并不只是為了切斷相關國家的能源供應——那并不現實——更重要的是重申主導權。如果美國能在伊朗迅速取勝，就能進一步鞏固其對全球能源的控制，并震懾那些試圖繞開美元進行貿易的國家。

但這個計劃失敗了。伊朗沒有退縮。為了穩定市場，伊朗石油出口仍被允許繼續，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終流向亞洲買家，這進一步削弱了施壓效果。

針對外部力量的政治信號也在不斷升級，外界還出現了有關伊朗與其他國家開展軍事合作的說法，這使局勢升級為更廣泛戰略對抗的風險進一步上升。《搖籃》：這場封鎖會帶來哪些更廣泛的后果？

居爾代尼茲：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運用，比核武器還更有效。關閉這條海峽，造成的全球沖擊會大得多。

如果這場危機持續下去，經濟后果會迅速加劇。6月是一個關鍵門檻。如果屆時仍找不到解決辦法，全球經濟可能陷入嚴重衰退。更極端的情況下，石油美元體系本身都可能開始崩塌。

海灣國家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正在不斷流失，因為這場危機暴露出華盛頓在關鍵海上和能源通道上保障穩定的能力是有限的。這很可能會加快這些國家推動多元布局，尋求不再單一依賴美國的地區和全球新組合。

我們正在目睹一場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斷裂。伊朗雖然遭受重創，但憑借對霍爾木茲海峽等關鍵能源通道的掌控，仍保有戰略主動權，把地理咽喉變成了戰略工具。美國則以軍事集結和施壓回應，但它在經濟、后勤和政治層面都存在結構性限制，難以無限期維持升級態勢。

如果沖突進一步擴大，曼德海峽也可能被卷入升級循環，從而使全球貿易和能源流動受到更大范圍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外界把美國和以色列視為系統性不穩定主要推手的看法會進一步增強，也會更快削弱美國主導的全球霸權。《搖籃》：這場危機暴露了美國軍事力量的什么問題？

居爾代尼茲：它暴露了美國力量的邊界。就連美國海軍上將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也承認，要執行這樣的封鎖將極其困難，而且消耗巨大。

美國海軍正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艦隊規模明顯縮水，造船能力也已明顯落后，許多系統已經老化。在模擬推演中，美國海軍往往會在大規模沖突爆發后的最初幾天就遭受重大損失。

伊朗仍然掌控著霍爾木茲海峽，而這一現實短期內恐怕不會改變。《搖籃》：華盛頓通過這種戰略，現實中究竟能得到什么？

居爾代尼茲：非常有限。它會擾亂全球供應鏈——石油、化肥、氦氣等等都會受到影響。它還會切斷伊朗和海灣國家維持生命所必需的醫療物資及其他關鍵進出口，給當地民眾帶來更大痛苦。當然，伊朗人民承受的痛苦會最深，但最終，決定結果的仍將是伊朗人民自己——他們的韌性和承受力將決定結局。《搖籃》：在這種條件下，伊朗還能相信談判嗎？

居爾代尼茲：特朗普本人在2018年退出了奧巴馬政府時期達成的2015年伊核協議，等于親手撕毀了這項多邊協議。甚至還有一些報道——比如《華盛頓郵報》的報道——稱在伊斯蘭堡談判進行期間，以色列可能對伊朗代表團實施暗殺企圖。這動搖了外交和談判的根基，而外交與談判本身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古老。在這種背景下，就連“白旗”這個概念都失去了意義。《搖籃》：應當如何理解這場戰爭以及美國政策中的以色列因素？

居爾代尼茲：從一開始，我就認為這場戰爭服務于以色列的利益。內塔尼亞胡實際上正在塑造美國政策，而特朗普核心圈子里也存在新保守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影響。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邁克·赫卡比則不斷強化一種宗教敘事，宣稱這片土地是上帝“揀選”的，主要面向美國國內福音派受眾。

美國官員把升級局勢包裝成“通過緊張實現穩定”，但他們討論的行動卻可能摧毀伊朗的民用基礎設施。這暴露出其言辭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也說明他們對戰爭罪問題采取了輕忽態度。總體來看，美國的決策正在加劇全球不穩定，甚至連越南戰爭這樣的歷史案例也被拿來為“速勝”論背書，盡管這種類比與現實明顯脫節。《搖籃》：你如何評估伊朗的處境？

居爾代尼茲：從根本上說，伊朗的抵抗也是我們的抵抗，是所有有尊嚴國家的抵抗。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正在對抗那些手持棍棒、口袋塞滿金錢、毫無人性、除了金錢什么都不崇拜的金融資本集團。伊朗人民正在與這個無恥、殘酷的黑幫展開殊死搏斗。《搖籃》：特朗普政府被指把宗教政治化，一邊把伊朗稱作“神權國家”，一邊又與教皇良十四世發生沖突。應當如何理解這種宗教的使用方式？

居爾代尼茲：特朗普政府對宗教的使用非常明顯，而且高度政治化。美國一方面把伊朗貼上“神權國家”的標簽，另一方面，高級官員又公開使用宗教語言，并做出帶有祈禱意味的象征性舉動，這說明宗教修辭在美國國家事務中的存在感已達到一種不尋常的程度。

與教皇的爭執，始于他稱這場戰爭是不正義的。不過，這場沖突并不純粹是宗教問題，因為梵蒂岡與全球金融和政治結構關系密切，歷史上也往往與主導性權力中心保持一致。

總體來看，這反映的是政治利益和金融利益的交疊，而不是神學分歧。更廣泛的西方金融中心仍在幕后塑造全球陣營格局。《搖籃》：美國最重要的盟友是英國。你如何看待斯塔默政府沒有卷入這場沖突？

居爾代尼茲：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海軍曾在英國附近的國際水域登上一艘俄羅斯油輪，而俄方沒有作出實質性回應。之后，又出現了為所謂“影子船隊”中的民用油輪提供護航并進行檢查的計劃，英國還宣布將登檢通過英吉利海峽的俄羅斯船只——盡管那里屬于國際水域。

作為回應，俄羅斯派出一艘護衛艦，護送其中兩艘油輪穿越海峽，而英國未能進行干預。這反映出英國海軍當前能力的邊界。

英國海軍“龍”號驅逐艦被派往塞浦路斯執行保護任務，但很快就因技術故障撤離。與二戰后擁有上千艘艦艇的海軍力量相比，如今英國艦隊規模已大幅縮小，一線作戰能力也相當有限。實際情況是，即便在美國施壓下，英國獨立行動的能力也受到明顯制約。《搖籃》：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完成歐洲”的框架下，把土耳其與俄羅斯等一道稱為對手。你如何解讀？

居爾代尼茲：馮德萊恩是被任命的，不是經選舉產生的。在歐洲，這類被任命的政治人物，往往會從其與金融資本及更廣泛意識形態網絡的聯系來加以審視。她的表態也更多是一種政治上的“敵人塑造”，而不是基于戰略現實。

歐洲目前面臨深刻的結構性約束，尤其是在能源安全方面。它的供應鏈本就脆弱，如果關鍵海上咽喉再發生擾動，局面只會更糟。對外部液化天然氣的依賴，以及俄羅斯能源通道受阻，已經暴露出這種脆弱性。

即便如此，歐洲仍在延續與俄羅斯長期對抗的敘事，但這種敘事并沒有清晰的物質基礎。歐洲各國還面臨人口下降、老齡化和軍事能力有限等問題，這使大規模戰略自主在現實中很難實現。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類表態更多被視為政治驅動，而非能力支撐下的判斷。它也與歐洲在能源和物流上依賴外部的現實形成反差，讓人不得不質疑其戰略雄心與實際能力之間是否一致。《搖籃》：在這樣的環境中，土耳其應該怎么做？

居爾代尼茲：有人說，“土耳其應該與歐盟站在一起”。但土耳其共和國憑借自身地理位置和勤奮的人民，完全有潛力實現更大的突破。關鍵在于，誰來成為這支樂隊的指揮。

我屬于這樣一類人：我相信這樣的指揮者、這樣的秩序終將出現。土耳其共和國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也沒有真正意識到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遺產的力量。幸運的是，社會中也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對此是清醒的。《搖籃》：我們是否正在走向一場更廣泛的全球戰爭？

居爾代尼茲：事實上，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在以低烈度、混合形態展開。之所以稱之為“世界大戰”，是因為世界大戰會改變全球秩序。而現在，秩序正在改變。烏克蘭戰爭是一條戰線，伊朗是另一條戰線。它未必會像1939年至1945年那樣，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同了。

為什么不同？1970年美國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轉向美元與石油掛鉤的儲備貨幣體系后，新自由主義模式讓世界變得高度相互依賴。如今，隨著這個體系的齒輪繼續運轉，這類危機會沖擊整個世界。當然，它也會反噬霸權國家本身。因此，美國正處于極大的焦慮之中。

美國背負著40萬億美元債務，依賴一個受猶太復國主義網絡影響的金融資本體系。一邊是以色列的要求，另一邊是全球主義者和金融資本，再另一邊則是特朗普所代表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

光說“我們已經制定了計劃——委內瑞拉會被解決，伊朗會被解決，相關力量會被遏制，‘一帶一路’地區會被點燃戰爭”，是不夠的。因為這個計劃并沒有按照他們設想的方式推進。《搖籃》：這場危機會走向哪里？

居爾代尼茲：從目前看，戰爭很可能還會繼續，但拖得越久，美國付出的代價也會越來越高。按照這種判斷，伊朗不太可能投降，也不太可能在壓力之下進入談判。

伊朗的立場，受到其長期遭受外部干預的歷史經驗塑造，尤其是1953年圍繞摩薩臺發生的政治變動，以及1979年前西方對巴列維王朝的強力控制。這段歷史記憶，使伊朗社會對外部強加的政治安排形成了深刻抵抗，即便國內存在政治分歧也是如此。

盡管內部存在分歧，但伊朗社會普遍認為，外部壓力的目標是重塑其政治體制，這反而增強了國內韌性。與戰爭中常見的大規模外逃不同，一些公民返回國內的現象，被視為國家延續性強、社會對國家結構和歷史身份認同深厚的體現。《搖籃》：如果這種局面繼續拖下去，會發生什么？

居爾代尼茲：如果持續到6月底，世界可能面臨一場類似1929年的危機。美國強加的石油美元體系可能崩塌。美國如今不再生產共識，也不再提供安全，而是在制造恐懼和脅迫，這正在引發全球范圍內不斷增長的反感。由于以色列因素，美國也在失去影響力。

伊朗正承受壓力，人民也在受苦，但他們正在追問：是要永遠活在威脅之下，還是要結束這種局面，以換取一個更穩定的未來。

在巴勒斯坦戰爭背景下，只有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和也門安薩爾真主采取了積極行動，而遜尼派國家及其他國家大多停留在發表聲明和提供人道援助層面。

在這種情況下，什葉派和遜尼派這樣的宗派區別變得不再那么重要。真正關鍵的分野，在于你是站在被壓迫者一邊，還是站在強權一邊；是維護本國利益，還是選擇與美國、歐盟和北約保持一致。

人們重新提起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六箭”原則，把它視作一種替代性框架；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也受到批評，因為它把個人主義置于社會之上，制造了深刻不平等，與那種更強調集體的模式形成對照。《搖籃》：這對北約意味著什么？

居爾代尼茲：北約內部的碎片化，已經不再是例外，而是一種結構性現實。這個聯盟已經從一個統一的軍事集團，演變為由32個國家組成、優先事項彼此分化的松散安全框架。自俄烏戰爭以來，歐洲內部以及歐美之間的分歧都在加深，因為成員國在感受到美國戰略收縮后，越來越傾向于追求本國利益。

這進一步加劇了關鍵行為體之間的政治和戰略分化，削弱了北約凝聚力。與冷戰時期相比，美國如今迅速且可持續增援歐洲的能力已經下降，這迫使歐洲逐步發展自己的防務能力，而俄羅斯的軍工能力又進一步加大了這種壓力。

在這種背景下，北約的未來取決于一個結構性兩難：是走向更大程度的歐洲自主，還是繼續依賴一個全球投入意愿正在下降的美國。

第五條并不保證自動軍事介入。它要求成員達成完全共識，而具體回應則由各成員國根據其“認為必要”的方式分別決定。因此，它并不是自動觸發戰爭的條款，而是一個具有彈性的政治協商和回應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