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一：以中東局勢為鏡，看中國企業出海新邏輯

編者按· 2026.04.27

近期，美國和伊朗的談判僵局再次使中東局勢走向更深的不確定。美伊雙方互不退讓，伊朗要求美國率先解除對伊海上封鎖，特朗普以伊朗和平提議“不夠好”和差旅費用為由取消中東特使威特科夫赴巴基斯坦的談判行程。與此同時，美軍持續攔截伊朗船只，伊朗最高領袖穆杰塔巴下令不得恢復霍爾木茲海峽的戰前狀態，以色列再次猛烈轟炸黎巴嫩真主黨目標。各方正陷入一場誰也輸不起的戰爭之中。

從伊朗到以色列，從海灣國家到紅海航線，代理人戰爭常態化、能源命脈武器化、區域國家被迫選邊、供應鏈重新定價——這一切都不是短期擾動，而是全球從“效率優先”的舊有全球化邏輯向“安全優先”的系統性重塑。對于中國企業而言，理解這場變局的深層邏輯，是在動蕩中尋找確定性、實現高水平開放的前提。

*本文內容根據朱兆一教授在2026年4月17日“APEC中國年·大灣區學術圓桌會：引航亞太開放合作”活動上的發言整理和擴充而成。

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指出，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國和美國。事實上，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納全球所有陸地。但為何這句話美國卻聽不進去？我從中東視角找到了答案。今天的分享，將從戰局觀察、變局之痛、風險暗礁、中國底氣、破局之道這幾個方面來與大家探討。

戰局觀察：三個“不可能三角”

與三個不對稱戰爭

伊朗的“不可能三角”：

神權、核武、面包

現在海灣地區國家的核心主題是開放與發展，但伊朗卻陷入了“既要又要還要”的多重訴求矛盾交織中。伊朗面臨一個無法同時實現的三難困境：神權政體、核武器追求、經濟發展需求之間的不可調和。神權政體是政權合法性的根基，決定了伊朗必須反美反以、拒絕全面融入國際體系，這一立場不可放棄。核武器追求被視為政權的終極生存保障——利比亞前最高領導人卡扎菲放棄核計劃后的命運，成為伊朗決策者反復引用的反面教材。經濟發展需求則來自8500萬人口、高度年輕化的社會現實。長期制裁已導致伊朗貨幣里亞爾崩潰，民心思變。

這三個目標彼此沖突：追求核武器會招致更嚴厲制裁，進而扼殺經濟，導致經濟崩潰；神權體制下的反美立場，使伊朗無法接入國際金融體系；而想要滿足經濟需求又必然要求政治妥協，威脅政權合法性。由此形成一個死循環：核計劃→制裁→經濟困難→社會矛盾→威脅政權→更依賴核武器→更嚴厲制裁。2022年的“頭巾革命”正是這一困境的社會爆發——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選擇用腳投票，大規模移民海外。

伊朗的“不可能三角”示意圖（圖源：作者自制）

以色列的“不可能三角”：

安全、形象、占領

美以關系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雙方的深層關聯程度也遠超表面所見。關于美以伊戰爭有一種認知錯誤，認為是內塔尼亞胡推動了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啟戰爭。首先，國家最重要的是共識，以色列全民已形成“即便要犧牲這代人利益，也要打倒伊朗”的共識。其次，美國的推動力量來自“唐羅主義”，一旦把伊朗按照美國的方式來改造，對中國多年構建的跨國經濟體制將形成巨大損害——拿下伊朗，利益誘惑實在太大，所以特朗普必然下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對以色列而言，它同樣被困在一個“既要、又要、還要”三角結構中：既渴望絕對的安全，又希望擁有良好的國際形象，同時在國內宗教右翼政黨對政局掌控力持續增強的背景下，必須阻撓巴勒斯坦建國。

首先，以色列追求絕對安全，這源于大屠殺記憶和“永不重演”的國民信條，軍事優勢被視為生存底線。以色列擁有核威懾（雖從不公開承認），并以此作為最終安全保障。第二，作為“中東唯一民主國家”，國際良好形象是以色列依賴西方政治經濟支持的重要戰略資產，而非僅僅是追求虛榮。第三，阻止巴勒斯坦建國則是受到國內宗教右翼勢力的強力推動，他們將約旦河西岸視為“神賜應許之地”。內塔尼亞胡等領導人的政治生命高度依賴右翼聯盟，定居點擴張已使兩國方案近乎不可能。

這三個目標同樣相互矛盾：軍事占領制造仇恨，孕育下一代的極端主義（2023年10月7日的襲擊正是在以色列“管控”加沙的背景下爆發）；加沙地帶平民傷亡引發國際社會廣泛譴責，使“民主燈塔”形象崩塌。這也導致了國際刑事法院（ICC）對內塔尼亞胡等人發出逮捕令，以及南非等國轉變立場；而阻止巴勒斯坦建國帶來的人口學困境——巴勒斯坦人口已與以色列猶太人口相當——使以色列長期統治無法維系。如果只想實現兩個目標尚有可能，以色列的政治結構想要同時實現三個目標——這本身就是死局。

伊朗的“不可能三角”示意圖（圖源：作者自制）

兩個三角形的碰撞：

結構性沖突難以避免

伊朗與以色列各自的不可能三角相互碰撞，形成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一方面，伊朗需要“抵抗軸心”來強化自身合法性，持續支持哈馬斯、真主黨等組織；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則迫使其必須持續打擊代理人，造成平民傷亡；而平民傷亡又為伊朗提供了反以敘事素材，便于其在伊斯蘭世界進行道義動員。如此就形成了“雙輪絞車”，循環往復，越轉越緊，無法自行停止。

以色列與伊朗的“雙輪絞車”示意圖（圖源：作者自制）

海灣國家的“不可能三角”

海灣國家則面臨另一個“不可能三角”，即同時追求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對伊朗不可調和的敵對關系，以及石油市場無法繞開的能源通道。這三者構成了難以破解的死局。為何此前海灣國家的矛盾并未顯著暴露？關鍵在于第三角——伊朗長期處于相對從屬、克制的狀態。但如今伊朗改變了策略，它決心充分利用霍爾木茲海峽的戰略位置，為國家爭取與美國對話的空間。也正因此，海灣國家正深陷這一潛在“不可能三角”引發的困境之中。

第一角是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傘，這也是海灣國家不可或缺的承重之墻。數十年來，海灣國家（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等）在本土駐扎美軍基地、購買美國武器，將華盛頓的安全保障視為抵御伊朗威脅與內部動蕩的終極保障。一旦這面承重墻倒塌，再多主權財富、再靈活的外交斡旋，都無法提供等量安全。

第二角是伊朗，這個無法被打敗的宿敵，伊朗被海灣遜尼派君主國視為生存級威脅。遜尼派與什葉派分野精確映射沙特與伊朗爭奪地區主導權的角力。伊朗向胡塞武裝、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輸送資源，在利雅得眼中不是外交摩擦，而是切實的生存威脅。

第三角是石油市場，這個無法退出的管道把兩個宿敵綁在同一條船上。沙特與伊朗是OPEC+最重要的兩大產油國，沙特“2030愿景”的財政基礎依賴協調產量、維持油價穩定。油價崩塌兩國同時失血，聯手控產兩國共同受益。

“海灣不可能三角”成為海灣國家陷入陷阱的根源，擁抱任何一個角，都必須以慘重的代價出賣另外兩個：若與美國保持真正的安全同盟，就要表明對抗伊朗的立場，從而沖擊OPEC+產量協調，損害財政命脈；若向伊朗妥協（比如2023年沙伊復交趨勢進一步發展），則會動搖美國的安全承諾，使政權存續的基石失穩；若通過OPEC+協調維持油價穩定，則需與伊朗保持基本合作，這與安全對抗的立場形成根本矛盾。從這次的中東沖突情況看，實時代價觸目驚心：沙特油田燃火、卡塔爾液化天然氣中斷、阿聯酋三天內承受近900枚導彈——海灣國家正在為一個并非由自己制造的結構性矛盾買單。

海灣國家的“不可能三角”示意圖（圖源：作者自制）

三重“不對稱”戰爭

中東沖突還呈現出三層“不對稱”特征，這對中國具有重要價值，甚至在軍事層面也頗具借鑒意義。

第一層：力量不對稱

對陣雙方存在著絕對的代際差距。一是制空權碾壓，美以擁有F-35/F-22隱形戰機、完整電子戰體系和第五艦隊航母戰斗群，而伊朗仍在使用40年前的F-14和米格-29，無體系支撐。二是海軍絕對差距，美國第五艦隊擁有航母戰斗群與核潛艇，而伊朗僅有小型快艇執行蜂群和水雷封鎖。三是情報體系落后，美以全方位實時ISR網絡，伊朗大型固定目標在戰場單向透明下極易被摧毀。在這種情況下，伊朗的應對邏輯是不尋求正面決戰，而是將兵力分散隱蔽于地下，利用地形、導彈和城市保存有生力量，目標是承受第一波打擊后仍能反擊。

第二層：成本不對稱

伊朗的反擊可謂是“四兩撥千斤”。一是武器成本對比，伊朗的“沙希德-136”無人機單價約2萬美元，而美制愛國者-3攔截彈每枚300萬-400萬美元，伊朗的持續襲擾可以耗盡對手昂貴的彈藥庫存。二是代理人戰爭模式，伊朗每年用數十億美元資助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這迫使美以在多條戰線分散巨額資源。三是經濟靜默效應，伊朗襲擊沙特、阿聯酋的石油設施、港口、海水淡化廠，雖然人員傷亡有限，但迫使設施長期關閉、嚇退投資者。伊朗對戰的核心邏輯是打消耗戰，戰爭不是比誰打贏，而是讓對方在保護自己和盟友的過程中付出無法承受的經濟政治代價。用黃金炮彈打廉價陶罐的反向版——迫使擁有黃金炮彈的一方因成本而妥協——讓敵人持續流血，考驗戰爭耐力。

第三層：威脅不對稱

霍爾木茲的終極威懾。霍爾木茲海峽每天通行約20%的全球石油。伊朗無需實際封鎖，僅通過展示封鎖能力（扣押商船、導彈演習、布設水雷）和制造不穩定預期，就能對全球經濟施加巨大戰略壓力。伊朗可以利用威脅行動的杠桿效應。一次小型摩擦即可引發航運恐慌、推高保險費率；一條強硬聲明就能讓油價產生恐慌溢價。將全球能源安全扣為人質，使美國若發動全面戰爭須承擔全球經濟危機的責任。如今伊朗正是通過威脅封鎖海峽，爭取與美國平等談判的機會，目前看來已基本達成目的。

伊朗用這三層戰略復合運作：第一層定義起點——承認劣勢，選擇隱蔽和生存；第二層定義過程——用廉價武器和代理網絡消耗對手；第三層定義上限——握有可癱瘓全球經濟的地理開關，為前兩層提供保護罩。最終目標是將軍事力量懸殊的常規戰爭，轉化為比拼戰略耐心、經濟承受力和政治穩定的混合消耗戰。

變局之痛：

中東格局重塑世界

地緣板塊化加劇

全球化的底層邏輯正在經歷一場無聲卻深刻的重置：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中東格局的劇變是這一轉折最直觀的縮影。這不是短期擾動，而是系統性的全球地緣經濟重組。

第一，能源命脈武器化。霍爾木茲海峽每天通行約20%的全球石油。這條水道已從單純的“能源基礎設施”升級為地緣博弈的核心籌碼。任何時候的騷擾、演習或摩擦，都能瞬間觸發全球能源市場的恐慌溢價。能源不再是純粹的產品，而是戰略武器。

第二，代理人戰爭常態化。伊朗與以色列的對抗打破了以往“代理人戰爭”的邊界，雙方多次直接交手。胡塞武裝襲擊紅海航運、真主黨在以色列北線聯動——多線博弈不再是例外，而是新常態。任何局部沖突都有迅速外溢、牽動整個地區的風險。

第三，區域國家被迫選邊。沙特同時與美國簽署防務協議、與中國洽談新能源合作；阿聯酋一面接待美軍、一面推進中阿峰會。“戰略模糊”正在變得越來越難維持。隨著地緣陣營感增強，中東國家很難維系過去“兩面”押注的方式，面臨越來越大的選邊站隊壓力。

第四，供應鏈重新定價。紅海繞航使中歐海運周期拉長15-30天，2026年第一季度運價同比上漲約80%。能源、航運、保險的系統性成本上移，正在重塑全球貿易的成本地圖。過去習以為常的“低成本、高時效”供應鏈模式，已難以為繼。

這不是“中東特有問題”，而是全球地緣板塊化的縮影。每一個出海企業，無論目的地是中東、非洲還是拉美，都必須重新校準自己的風險底線和安全投入。等待“穩定”已不現實，重新校準風險底線才是生存之道。

3月8日，韓國仁川市一處二手車出口基地內，車輛密集停放。受局勢影響，韓國出口中東的二手車貿易遭遇阻礙（圖源：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底氣：

沖突中的確定性

——產業鏈三大優勢

越是地緣動蕩，世界越需要“可信賴的供應方”，越凸顯“有完整產業鏈、有大市場、有替代方案”的戰略價值。中東格局呈現出能源命脈武器化、代理人戰爭常態化、區域國家選邊站隊、供應鏈重新定價的態勢。這也為我們帶來了顯著優勢——中國完整產業鏈與中東能源轉型戰略，構成了當下最強的戰略契合點。

中國在中東的確定性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新能源全產業鏈統治力

中國光伏產能占全球超過80%，十年間成本下降約90%。寧德時代與比亞迪合計占全球動力電池市場份額超過60%。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超過120萬輛，中東成為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沙特“2030愿景”和阿聯酋凈零排放目標都需要大規模清潔能源建設，而中國方案性價比最高，替代方案極其有限。

高端制造與快速迭代

大疆消費級無人機全球市占率約70%。中國電建在中東光伏項目施工速度比競爭對手快約30%。華為5G在阿聯酋、沙特成功落地，展現出實質性的抗制裁能力。在工業級無人機、智慧城市、智慧港口等數字化領域，中國已成為中東國家數字化轉型的優質供應商。

全產業鏈雙循環韌性

從上游礦產到中游零部件再到下游整車整機，中國是全球極少數實現全產業鏈自主可控的經濟體。龐大的內需市場可以消化冗余產能，避免單一出口市場依賴——這恰恰是德國、日本等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當前的脆弱之處。產業鏈完整性本身就是談判籌碼：中東國家需要我們，多于我們需要他們。

風險暗礁：

企業出海的三大現實陷阱

中東機遇真實存在，但陷阱同樣真實。中東不是“躺贏”市場。選邊壓力、合規成本、競爭格局三大陷阱，缺乏充分準備的企業進去容易出來難。企業要清醒認識風險，才能真正把握機遇。

陷阱一：

選邊站隊壓力與制裁風險

美國以“中國援伊”為由，對與伊朗有業務往來的中企實施次級制裁。2026年以來，已有12家中企被歐盟列為高風險供應商，均與伊朗業務相關。中東國家同時與美國、中國維持關系，隨時可能因外部壓力改變優先級。核心風險不是合規不合規的問題，而是在美國長臂管轄下，規則會隨時改變——企業必須預留主動調整空間。

陷阱二：

安全與合規的現實成本

航運安全方面，保險費率大幅上升，軍艦護航的不確定性使保險公司難以定價。當地政策變動頻繁，如阿聯酋外資持股限制、沙特本土化率持續收緊。文化宗教摩擦也不容忽視：齋月工期延誤、商業慣例差異、伊斯蘭金融合規要求等。這里的核心風險在于合規成本和運營成本的持續上升，會系統性地侵蝕表面上有吸引力的利潤率。

陷阱三：

競爭格局的快速變化

歐美推動“友岸外包”，美國正將中東能源合作向以色列、印度、韓國傾斜。日韓企業低價競爭——現代重工已在沙特造船業低價搶單，擠壓中企利潤空間。同時，沙特ARAMCO系、阿聯酋ADNOC系的本土供應鏈企業正在崛起。中東市場的窗口期是有限的，先入為主的品牌和關系壁壘一旦被競爭對手建立，后來者將付出極高代價。

這些因素都對企業出海與開放布局構成了巨大壓力。盡管如此，我們仍需堅持高水平開放，這也契合了本次APEC框架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題。

溫超集團在迪拜的農場，工人正在采摘菠菜（圖源：人民網）

破局之道：

高水平開放的三大行動策略

中東機遇真實存在，但陷阱同樣真實。中東不是“躺贏”市場。選邊壓力、合規成本、競爭格局三大陷阱，缺乏充分準備的企業進去容易出來難。企業要清醒認識風險，才能真正把握機遇。

三大行動策略

從“機會主義出海”升級為“戰略性布局”，需要從三個維度構建可持續的中東存在。

策略一：利益捆綁

——從“賣產品”到“共命運”

本地化生產是關鍵。比亞迪在伊朗建立散件組裝工廠，中國電建與當地企業合資——讓對方的就業、稅收、產業與中國企業深度綁定。還要積極參與國家轉型項目，如沙特NEOM新城、阿聯酋氫能計劃、埃及新首都建設——這些是國家戰略項目，不會因政治風向而輕易中斷。推動人民幣結算也是重要一環，中伊石油貿易人民幣結算占比已超過30%，人民幣結算是降低制裁風險的根本方法。

策略二：風險對沖

——構建“安全緩沖帶”

首先要共建聯合倉儲與應急體系，與阿聯酋、沙特共建聯合應急倉庫，儲備零部件和關鍵設備，確保72小時內可恢復運營。其次要降低政治風險，投保中國信保的政治風險保險，將不可控風險轉化為可計量的保費成本。第三要多邊融資分散風險，聯合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提供項目融資，國際機構的參與本身就是政治保護傘。

策略三：標準輸出

——定義“中國方案”

一是要推廣新能源標準。光伏組件效率認證、充電樁接口標準——誰制定標準，誰就擁有長期的市場定義權。二是要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智慧城市管理系統、智慧港口——這類方案一旦形成系統依賴，切換成本極高，是最強的護城河。三是要建立本地人才培養機制。以魯班工坊模式，在中東設立新能源技術培訓中心——培養的本地工程師，是最有效的長期市場關系維護者。

高水平開放的核心邏輯不是“什么市場都進”，而是要“有策略地深扎”——利益捆綁、風險對沖、標準輸出，三管齊下。

高水平開放的核心判斷

地緣沖突是挑戰，更是中國產業鏈“走出去”的試金石。動蕩中的確定性，才是最稀缺的競爭優勢。

第一，變局是常態，不是例外。中東格局重塑不會終結，代理人沖突、霍爾木茲博弈、區域選邊站隊將長期存在。等待“穩定”才出海，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幻想。

第二，產業鏈完整性是最強護城河。越是地緣動蕩，越需要有完整供應鏈、有替代方案的可靠伙伴。中國在新能源、高端制造、數字化三個領域，是中東國家最難替代的戰略供應方。

第三，高水平開放需要戰略定力。不是所有市場都要進，不是所有時機都合適。利益捆綁比產品銷售更持久，標準輸出比項目中標更有價值，本地化比遠程控制更安全。

第四，主動塑造規則，而非被動適應。人民幣結算、新能源標準、數字基礎設施標準——誰先定義游戲規則，誰就掌握長期主動權。高水平開放的終極形態，是參與全球規則的共同制定。

在全球地緣變局中堅持高水平開放，既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以中東為鏡，我們看到了風險，也看到了不可替代的機遇。唯有將產業鏈優勢轉化為戰略話語權，中國企業才能在動蕩的世界中行穩致遠。

本文作者

朱兆一：北大匯豐商學院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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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李 征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