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2008年春天，我提著兩個超重的行李箱站在成田機場，滿腦子都是怎么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活下去。一晃15年過去了，前幾天我去區役所更新一些材料，辦事員看了看我的戶籍謄本，眼神里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停頓。其實也不怪人家，因為上面密密麻麻的記錄，濃縮了我在這片土地上的三次婚姻。
年輕的時候，總以為婚姻是用來抵抗孤獨的武器。直到在這座擁擠又冷漠的城市里摸爬滾打了十幾年，我才真正弄明白婚姻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我的第一任妻子叫林曉，認識她是在一家極其廉價的居酒屋，當時我們都在那里打工。留學生的起步總是帶著一股子心酸的狠勁，為了省下電車錢，我們經常在深夜下班后，推著一輛破自行車，沿著早稻田大街慢慢走回十幾平米的出租屋。
那個時候的愛情，帶著一種相依為命的悲壯感。我們在最窮的時候結了婚，沒有鉆戒，沒有儀式，就在新宿的區役所填了一張綠色的婚姻屆。那時候的快樂很簡單，去超市搶到了半價的便當，或者發工資后去吃一頓放題烤肉，就能讓我們高興好幾天。冬天東京的屋子里冷得像冰窖，我們就裹著一床薄薄的羽絨被，暢想著以后要在這座城市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要生兩個孩子，要過上體面的生活。
后來我進了一家極度壓榨員工的華人IT派遣公司，每天加班到深夜，滿腦子只有代碼和怎么保住簽證，林曉則去了一家商社做事務員。漸漸地，我們連一起吃頓晚飯的時間都沒有了。
我每天回到家只想倒頭就睡，她卻渴望能有人跟她說說話，抱怨一下白天遭遇的職場霸凌。我當時太年輕，滿腦子都是“我在為了我們的未來拼命賺錢，你為什么不能體諒我”。我開始覺得她矯情，她開始覺得我冷血。
一年后，我們和平離婚。她在成田機場準備回國的時候，我送她到安檢口。她眼眶紅紅地看著我，說了一句：“其實我當年不怕跟著你吃苦，我只是怕吃苦的日子里，你連看都不想看我一眼。”這句話像一根刺，扎了我好多年。第一段婚姻教會了我，光有共患難的決心是不夠的，如果忽視了對方的情感需求，再深厚的感情也會在日復一日的疲憊中被消磨殆盡。
離婚后的幾年，我拼了命地工作。從那家小公司跳槽到了日本本土的一家中型企業，薪水翻了幾倍，我也終于搬出了那個冬冷夏熱的破房子，在品川區租了一套像樣的公寓。我努力學習日語，學習他們察言觀色的本領，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徹底融入這里的“社會人”。
在公司的一次聯誼會上，我認識了紗織。她是個典型的日本女孩，溫柔、得體、說話輕聲細語，總是把別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和紗織在一起的感覺，就像是喝一杯溫熱的麥茶，平淡妥帖。對于當時身心俱疲、迫切想要在日本扎根的我來說，她簡直就是完美的妻子人選。
我們交往了一年半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給了她一個很體面的婚禮，請還了公司的上司和同事。穿著西裝站在臺上致辭的那一刻，我看著臺下鼓掌的人群，心里產生了一種虛榮的滿足感：看，我不僅在這個國家立足了，還娶了一個本地妻子，我終于不再是那個邊緣人了。
紗織是個完美的家庭主婦，她每天會變著花樣給我做便當，會把家里打理得一塵不染，會在我下班回家時走到玄關接過我的公文包。可是，我卻漸漸感到一種窒息。
那種窒息感來源于一種深深的“客氣”。我們之間好像永遠隔著一層透明的玻璃。我工作上遇到了挫折，習慣性地想要跟她傾訴，她總是溫柔地聽著，然后微微鞠躬說：“老公辛苦了，我會一直在背后支持你的。”
這話說得滴水不漏，卻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我需要的不是一個服務態度極好的傾聽者，而是一個能跟我一起罵老板、一起嘆氣的同伴。
我不喜歡吃她做的生魚片，但為了不破壞她精心準備的晚餐，我總是強忍著咽下去；她其實極其討厭我在家里抽煙，但她從來不直說，只是會在我抽完煙后，默默地噴灑一整個房間的除味劑。我們都在小心翼翼地扮演著“好丈夫”和“好妻子”的角色，生怕哪一步走錯了，就會打破這個家庭表面的和諧。
真正的裂痕出現在我母親生病那年，那段時間，我焦頭爛額地在醫院和公司之間兩頭跑，情緒幾度崩潰。有天晚上我喝醉了回家，坐在地板上痛哭流涕，把心里所有的恐懼和壓力都發泄了出來。我以為她會像以前的林曉一樣，沖過來抱住我，哪怕是跟我一起哭也好。但紗織只是靜靜地站在一旁，遞給我一張紙巾，用一種幾乎是憐憫的語氣說：“請不要這樣，會吵到鄰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