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震拒絕和蘇聯領事簽不平等條約，毛主席：你酒醉了吧？

1950年初，毛澤東在莫斯科跟斯大林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時候，還順手敲定了一件事——在新疆辦三個合營公司，金屬、石油、民用航空。消息傳回來，蘇聯總領事就去找王震，說咱坐下來具體談談吧。
王震那會兒是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

他挺高興，覺得老大哥來幫忙，好事兒啊。

可談著談著，他的臉色就變了。
蘇方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新疆基礎太差，啥都沒有，不如把鋼鐵廠、煉油廠、紡織廠這些大企業建在靠近邊界的蘇聯一側。

開礦采油，由蘇聯低價買地，中方出勞力，原油礦石運到蘇聯去加工。

中蘇之間修條鐵路，但必須用蘇聯的軌距，直接接上西伯利亞大鐵路。
王震越聽越不對勁。

這哪是援助？這是敲竹杠。出錢出力，還要賣主權。
鄧力群也在場，他是新疆分局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聽完也火了，逐條駁斥。蘇方寸步不讓，態度強硬得很。

王震終于按不住了，拍了桌子：“老子打了一輩子仗，現在我們勝利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決不簽賣國條約！”
蘇聯總領事也端出了王牌：“這是我們中央的意思，我要向黨中央報告！”
王震哪吃這一套：“就是當著斯大林同志的面，我也不同意！”
蘇方沒轍，這事兒就僵住了。

不久后，毛澤東和周恩來把王震叫進了北京。

毛主席見了他就笑：“胡子，你酒醉了才說這話吧？不酒醉還說不出來。

你沒簽就好！看來搞外交還得有幾個武將。現在搞經濟建設，要學著跟老大哥打交道，跟各種各樣的朋友打交道。靠別人靠不住，得靠自己。不僅要會打仗，還要學會做生意、會談判、會碰杯。”
周恩來也笑著說：“胡子，你堅持原則是對的，就是太激動了。”
王震承認自己激動了，但還是問了一句：“萬一談不成，怎么辦？”
毛澤東說：“你跟總理商量，想想別的辦法。”
周恩來說：“主席在莫斯科的時候指示過，對蘇貿易要統籌全局，蘇聯是第一位的，但同時要準備和其他國家做生意。你想想辦法，把新疆建設好，路子不妨多一些。”
王震心領神會，大膽問了一句：“能不能從別的國家引進技術和設備？”
毛澤東當即點頭。

王震回到新疆，干了一件在當時看來膽子大得出奇的事。

他把消滅馬步芳時繳獲的一批金子拿了出來——這批金子還沒上交。

他找到廣東的葉劍英，從香港引進了日本、英國、西德、瑞士等國的紡織、冶金、發電、米面加工設備。

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新疆從香港買回來那么多先進機器，誰不眼紅？更麻煩的是，那時候抗美援朝已經打響了，前方正在跟以美國為首的侵略者拼命，王震居然拿著繳獲的黃金，從那些國家買機器做生意。這還了得？
告狀的人一堆一堆的。

王震氣得夠嗆，但他不愿意給中央添麻煩。

他覺得，自己是給新疆各族人民辦好事，問心無愧。
可事情遠沒他想得那么簡單。

他在牧區改革、反霸問題上步子急了一些，加上對外引進得罪了不少人。

1952年，他和新疆分局被錯誤批判。他被撤銷了新疆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和財委主任的職務。
更讓人痛心的是，新疆許多重要建設項目，有些都快完工了，都被說成“建設不當”，強行停辦。

新買來的機器“暴尸荒野”，將士們節衣縮食攢下的血汗錢打了水漂。

經濟損失巨大，更嚴重的是，將士們和各民族干部心里的寒涼，無法估量。

王震離開新疆的時候，滿腔悲憤。

剛到蘭州，就突然胃出血，一次便血2000CC，被送到西北軍區總醫院搶救。有些同志來看他，他嘆了口氣，說了一句讓人心里發酸的話：“我現在才知道，周瑜為什么會被氣死。”
很多年后，有人問他：“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周總理點頭，誰也不敢那么干。葉帥也不會幫那么大的忙。為什么那么多人還要興師責難您？”
王震的回答，讓人肅然起敬。他說：“這些事都過去很久了，中央已經作出正確結論。那些批判我的同志也都是好同志，許多事情不必搞得那么清楚、那么細，要朝前看。我們個人的委屈算什么？黨的團結才最重要。”
1952年那場批判，王震受了天大的委屈。那些被強行停掉的工廠、那些暴尸荒野的機器、那些打了水漂的血汗錢——他比誰都心疼。

可他晚年說的那些話，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句指責。他把所有的委屈咽進了肚子里，說了一句“要朝前看”。
王震這個人，一輩子硬氣。拍桌子、罵娘、不簽字，那是他的硬。可吞下委屈、不去計較、維護團結，那是他的大。真正的硬，不是不低頭，是該低頭的時候不折腰。王震這塊“硬骨頭”，硬了一輩子，也坦蕩了一輩子。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