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因鴉片而起，并非為鴉片而戰，鴉片戰爭之后更與鴉片無關

1、

這篇文章我本該早寫的。

我們從小都知道，鴉片戰爭是因為洋人非要賣鴉片給中國，中國堅決禁煙，所以發生了鴉片戰爭，這是后世對鴉片戰爭最基本的認識——這是歷史的真相嗎？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廣州成了洋人法定的唯一通商地點。這是因為，大清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出品。并且外夷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沒有好處，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能允許他們做買賣已經給臉了。

所以，大清不承認別國與大清有平等的權利，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做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須遵守大清的規矩，禁令不僅多，甚至有些簡直不可思議。

比如，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番婦”不能來廣州，“夷船”開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廣州逗留，他們必須回到澳門或隨船回國。“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許三次，每次不得過十人。

“外夷”不許坐轎，不許學習中文、購買中國書籍。“外夷”秘文到衙門必須由十三行轉，必須用“察”，只許用“夷”字，不許用漢字。“外夷”只許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數，且須由十三行代雇。

每年秋未，官府把這些禁令公布一次，并訓令十三行好好地開導那幫不知禮義廉恥的外夷。洋人不執行這種禁令，則宣布停止貿易；再不行，則撤退外國人的仆役，斷絕接濟。大清把洋人收拾的服服貼貼，官吏遂以為“馭夷”易如反掌。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大清并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私下所加的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不會公開，大大小小官吏勒索洋人，洋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洋人不勝其煩。

2、

清末，英國早已取得了海上霸權，其皇家艦隊馳騁于世界四大洋之上了，但洋人不遠萬里與中國通商，卻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洋人覺得中西通商對大清也有利，他們在廣州所受的限制和壓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皇帝是不知道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并修改通商制度，或有一線希望。

可是，那時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雖然大清壓迫限制他們，顯然，洋人開始并不想用堅船利炮打開大清國門，而只想用外交的方法來修改中國的不平等通商制度。

1788年，英國所派來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團也就折回去了。1793年8月，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又來到中國。他并不拒絕行三跪九叩首的禮，但他有一個條件；中國須派與他同等級的大臣在英國國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禮。他說英國不是中國的藩屬，他所爭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所爭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國國王的尊嚴，但被大清拒絕了，他就決定以見英王最敬的禮來見中國皇帝。

馬戛爾尼在熱河覲見了乾隆，卻未跪拜。乾隆心中非常不滿意，他所提出的要求，統統被乾隆拒絕，并要求官吏暗中設法讓英國人早回國。

我們抱定“天朝統驅萬國”的觀念，不承認有所謂“國際”存在；中西的邦交觀念之不相容，馬戛爾尼的外交失敗是注定的。但洋人鍥而不舍，1816年又派羅爾美都來華。又因跪拜問題，嘉慶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廣州的時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

鴉片戰爭前，英國在華的目的全在通商，他們只想做買賣者，也均盼大清時局的安定。但洋人費勁心思卻一無所獲，從此知道，要變更中國的通商制度和與中國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這條路走不通了。

同時，英國在十八世紀的下半期，西方爆發工業革命，在海外辟市場成了英國當務之急，到了十九世紀，英國人認為不平等邦交非打倒不可，中國不平等的通商制度必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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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于，洋人找到了借口。

1839年正月，林則徐奉旨于抵達廣州禁煙。洋人不肯交煙，林則徐就下命令，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圍起來，把行里的中國人都撤出，并且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英國商業監督義律義律只好交出20280箱鴉片，共計二百數十萬斤，被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全部銷毀。

英國政府接到義律關于繳煙的報告后，就派全權代表懿律率領海陸軍隊于1840年夏天來華，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并且要求一掃舊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

英國要求：第一，英國想在中國沿海得一小區域如澳門一樣，英商可以屯貨住家，主權可以仍歸中國，但警察權及對英僑的法權應歸英國；在租借區域內，英國可不設軍備。第二，如果中國不愿租地，就加開通商口岸及減少廣州的限制。第三，英國可以遵守中國的鴉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國可派公使駐北京，或間來北京；如中國愿派公使到倫敦，英政府十分歡迎。

大清乃“天朝上國”，絕不容忍中西有平等的邦交。大清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鴉片戰爭打響了！

4、

鴉片戰爭結束，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a、割讓香港島；b、向英國賠償鴉片煙價、商欠、軍費共二千一百萬銀元；c、五口通商，允許英人居住并設派領事；d、協定關稅，英商應納進出口貨稅、餉費，必須與英國協商；e、英國人在中國只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f、中英官吏平等往來。

為了“鴉片”引起的“鴉片戰爭”結束后，兩方簽訂的條約，居然沒有一條提到“鴉片”！當時，大清對于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反而認為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并非不平等條約，認為治外法權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

至于協定關稅，大清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地載于條約，那就可以省除爭執，一勞永逸，但北京駐使、長江華北通商及官吏與外國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的。

鴉片戰爭以后，大清還是死守古訓，仍不許中國有外交。但主政兩廣的耆英肯與外國人交際，他認為這沒有什么，但都罵他“媚外”。

其實，耆英最困惱的是廣東人與洋人水火不容。洋人要進入廣州，但廣州人堅持不許外國人入進城。英國人認為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堅持要入城。耆英左右為難，到了1847，英國人急了，耆英答應兩年后進城，后來，耆英離開了廣東。

耆英走后繼任者是徐廣縉，徐是林則徐的粉絲之一，他秉承林則徐的衣缽；徐廣縉離任后，葉名琛又秉承徐廣縉的衣缽。可惜徐廣縉是個小林則徐，而葉名琛又是個小徐廣縉——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的禍根就種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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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廣縉繼任一年以后，耆英的兩年后洋人入城的條約到期，英國人根據此約要求進城。徐廣縉與葉名琛于是聯絡地方士紳大辦團練，共團勇至十萬余人。洋人覺得因入城問題而發起戰爭，未免小題大做，于是聲明保留權利，以待他日。大清認為洋人怕百姓，以為得到馭夷的秘訣。

1854年，英法美三國共同要求中國修改通商條約，三國代表到兩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這事只有葉名琛能主持，但是他們到廣東去的時候，葉名琛托故不見。洋人對葉名琛十分憤慨，洋人才明白，要與大清建立邦交，修改通商制度，只有戰爭一條路！

恰巧，1856年，廣西西林縣殺了一個馬神父，法國代表要求處置，葉名琛一直推諉。同時，葉名琛因捕海盜事，與英國人起了沖突。于是英法聯軍進攻廣州，葉名琛被英國人所俘。1858年，英法聯軍占了天津，清廷于是派桂良到天津去修約。

天津交涉最嚴重的問題，第一是北京駐使，第二是長江開通商口岸及內地游行。大清認為這兩條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的，這已經與禁煙沒有任何關系了！

1860年，英法聯軍在京郊把僧格林沁和滿蒙鐵騎殺得落花流水，中西在北京通州進行交涉，條件已經講好了，但因英使要求必須向中國皇帝面遞國書一事而翻臉。其實，這本來是國際外交的基本禮節，但那時中國人絕不能容忍這個禮節，便捕拿洋人派到通州來的交涉人員，洋人大怒，立即攻打北京。1860年9月，大清不得不又與英法訂立了《北京條約》，這時，已經距離鴉片戰爭整整20年了……

今天，回顧鴉片戰爭的發生，你就發現，戰爭非中英兩國所預料，更非兩國所預謀。戰爭初不過因禁煙而起沖突，不久，雙方在“禁煙”上沒有任何沖突，鴉片戰爭因鴉片而起，卻并非為鴉片而戰，鴉片戰爭以后更與鴉片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