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億債務引爆清算，永輝追債王健林，五年虧超120億

2026年4月14日，一紙仲裁裁決，將一段橫跨八年的交易關系推向終點。

根據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裁決，大連御錦貿易有限公司需向永輝超市支付剩余股權轉讓款及違約金合計約38.6億元；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一方集團孫喜雙及相關主體，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裁決結果清晰，但執行前景未明。截至公告披露時，相關款項尚未支付。

這并非一筆普通債務糾紛。圍繞這38億元展開的，是一套在中國民營企業中長期存在、卻鮮少被完整呈現的信用結構——以人際關系為紐帶、以連帶擔保為工具的“互保體系”。在行業上行期，它曾放大信用、加速擴張；而在周期反轉后，它開始反噬自身。

這起追債案，更像是一次遲到的清算。

要理解這38億元的性質，需要回到2018年。

當年，萬達商業推進上市未果，面臨對賭回購壓力，引入騰訊、蘇寧、融創、京東等投資者，完成約340億元融資。在這一輪資本運作中，永輝超市以35.31億元受讓大連一方集團持有的萬達商管股份。彼時，這是一筆被廣泛認可的協同型投資：永輝希望借助萬達廣場的商業網絡加速擴張，而萬達則通過引入產業資本優化股東結構。

但隨后幾年，變量迅速累積。萬達商管先后沖刺A股與港股IPO未果，退出路徑受阻；永輝超市則在生鮮零售轉型中持續承壓，業績由盈轉虧。到2023年，雙方的共同邏輯已不復存在。

2023年12月，永輝決定退出，以45.3億元將股份轉讓給大連御錦。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接盤方成立僅一個月，注冊資本50萬元，由一方集團全資控制。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對記者表示：“這更像是一筆內部回購，而不是市場化交易。”

交易設計亦埋下隱患：總價分八期支付，周期拉長至兩年以上，實質上將風險留在未來。

最初的違約出現在2024年。第二期、第三期款項相繼逾期，大連御錦僅部分支付。面對資金壓力，各方在2024年7月簽署補充協議，將剩余約38億元債務重新分期，并延長至2026年3月。

真正的關鍵，也發生在這一刻。在這份補充協議中，王健林與孫喜雙正式加入，為全部剩余債務提供連帶保證責任。“如果沒有擔保，這筆交易很難繼續推進。”一位參與類似交易的投行人士對記者分析稱，“在當時的融資環境下，信用本身已經不足，必須用‘人’來背書。”

連帶擔保的含義并不復雜，但后果極其直接，一旦債務人違約，債權人可以繞過主體，直接向擔保人追償。問題在于，這種安排在上行周期中往往被低估風險。“大家默認項目能走下去，擔保只是形式。”上述人士表示，“但一旦現金流斷裂，它會迅速變成現實責任。”

2024年9月，第四期款項再次違約。這一次，交易已無緩沖空間。永輝于同年10月提起仲裁，直至2026年裁決落地。

對于永輝而言，這38億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21年至2025年，公司連續五年虧損，累計虧損超過120億元。2025年營收降至535億元，同比下降逾20%；資產負債率接近90%，流動性持續承壓。

一位零售行業分析師表示：“如果這筆錢能夠全額回收，相當于一次階段性‘止血’。”但問題同樣明顯，這并不能改變其長期經營結構。

在過去兩年中，永輝關閉大量門店、推進調改，僅2025年一次性調整成本即超過12億元。現金流壓力來自經營本身，而非單一資產。另一端，擔保責任則將壓力轉移至萬達與王健林。

近年來，萬達持續出售資產以回籠資金，同時通過高息融資維持流動性。一位接近萬達融資的人士透露：“當前最核心的問題不是有沒有資產，而是變現速度跟不上債務節奏。”在這一背景下，38億元的潛在執行風險，意味著新的不確定性。更關鍵的是，它并非孤立事件。

類似的擔保安排，在過去十余年并不罕見。

在銀行信用與資本市場尚未完全覆蓋民營企業融資需求的階段，企業家之間通過互保、連保等方式，形成了一套非正式的信用擴展機制。

其運行邏輯并不復雜：企業以股權、資產作為基礎、通過相互擔保放大融資能力、在擴張周期中實現快速周轉。“這本質上是一種‘關系信用’。”

一位長期研究民營經濟的學者表示，“當制度性信用不足時，它是一種替代方案。”問題在于，這套體系對周期高度敏感。當現金流穩定時，擔保鏈條可以不斷延伸；而一旦某一節點出現違約，風險便會沿著鏈條迅速傳導。

一個項目的失敗，可能轉化為多家企業的共同風險。從這個角度看，永輝與萬達的這筆交易，并非個案，而是這一機制在下行周期中的一次集中體現。

過去三年，中國房地產行業經歷深度調整。高杠桿、高周轉模式難以為繼，融資渠道收縮，資產價格波動加劇。

在這一過程中，原本依附于擴張邏輯的擔保體系，開始顯露出其脆弱性。

數據顯示，近年來已有多家企業在債務重組過程中暴露出復雜的互保關系，風險交叉疊加。一位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業內人士說：“現在最難處理的，不是單一債務，而是多層嵌套的擔保結構。”

這也意味著，一筆債務的處置，往往牽動多個主體。永輝追債38億元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正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清晰樣本：從股權交易到債務違約，再到擔保追責，完整呈現了風險如何在體系中傳導。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兄弟擔保”被視為一種效率工具，它降低了融資門檻，也加速了企業擴張。但它的前提，是增長。當增長不再，現金流成為唯一約束，這套依賴信任與關系的信用體系，開始暴露其另一面：風險無法被隔離，責任不斷被放大。

38億元是否能夠最終執行，仍有待觀察。但這起案件已經提供了一個更具確定性的信號：民營企業之間以擔保為紐帶構建的信用擴張模式，正在走向終點。

在一個更加依賴真實現金流與透明信用的環境中，過去那套建立在關系之上的金融結構，正在被重新定價。而這，或許比一紙仲裁裁決，更具長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