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的世界與中國的再確定（上）｜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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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2026

第11錄

總第102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不確定的世界與中國的再確定（上）》

中國的蓬勃發展是確定的。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11錄 編者按

2026年正值APEC中國年，地緣沖突、技術變革與經濟失衡等因素交織，構成了全球常態化的不確定性，世界正經歷二戰以來罕見的系統性動蕩。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亂局中厘清發展邏輯，尋找支撐穩定發展的確定性因素，已成為中國統籌發展與安全，明確自身戰略走向的優先考量，并將深刻影響世界格局。

作者指出，即使世界充滿不缺定性，三大確定性因素依然客觀存在：一是中美作為“事實上的G2”格局將長期維持；二是亞太地區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的地位不會動搖；三是中國所展現出的自身發展的確定性將持續貢獻世界經濟增長。堅持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對沖全球風險的不確定，是中國在百年變局中牢牢掌握戰略主動、實現發展愿景的關鍵路徑。

*本文根據鄭永年教授在2026年3月28日由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主辦的“北大深圳論壇2026”上的主旨演講整理擴充而成，分為上下兩篇，本文為上篇。

我們這代人親身經歷了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前后的完整歷程。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國內很多人憂慮萬千，從當時出版的類似《狼來了》這樣的書名可見一斑。“狼來了”很形象地說明當時我國一些民眾對WTO普遍存在著的畏懼心理。加入WTO之后，根據我在海外的所見所聞，聽到其他國家也在驚呼“狼來了”。不過，這個“狼”其實是指著中國。的確，中國加入WTO之后，西方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不斷視中國的崛起為“威脅”。不管怎么說，加入WTO之后，我們完成了從“小綿羊”（我們自己的認知）到“大灰狼”（一些他國的認知）的形象轉變，這個轉變非常巨大。

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開放、不改革必然會導致失敗。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北大國際政治系讀書時，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封閉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我們這幾代人對中國和世界歷史總結之后得出的結論。這也是中國當年選擇加入WTO的根本原因。

最近大家關注伊朗戰事比較多，但鮮有人去總結伊朗被美國和以色列欺負的原因。前幾天伊朗總統在批評美國時提到，伊朗擁有長達六千年的文明，而美國僅有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因此美國無法擊敗伊朗。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即使擁有六千年文明，如果不開放、不改革，同樣會被動挨打。因此，不要輕視年輕的國家，它們往往充滿活力，通過開放強盛起來后甚至能擊敗古老的文明。中國自身也有過類似的教訓：1820年時，中國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在1840年和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之間，卻被當時GDP遠不及我們的英國打敗。我們在80年代總結出的有關改革開放的教訓，至今仍需牢記。

今天，從一個國際關系學者的視角，我想分享一些近期的思考，再次強調改革開放之于當代的重要性。總體而言，我認為當今世界主要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而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在這些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從而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

在美以的攻擊下，德黑蘭政權依然穩固，權力結構仍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圖源：BBC）

01 三大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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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沖突

第一大不確定性，是地緣政治沖突。當前，俄烏沖突持續，伊朗戰事又起。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發起針對烏克蘭的行動之初，將其界定為“特別軍事行動”。從這一概念可以看出，他原本認為幾周內即可結束戰事。然而，俄烏沖突至今已進入第五個年頭，在時間跨度上甚至已經超過了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目前，我們尚無法預知這場沖突將于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

伊朗戰事同樣無法輕易結束。霍爾木茲海峽安全問題所導致的全球能源危機越演越烈，為此或許各方會達成某種臨時停火協議，但人們對長久停火不抱很大的希望，相信任何停火可能都只會是冷熱交替之際的臨時性停火，戰爭隨時可能再次爆發。我自己對此也較為悲觀。人類對戰爭往往缺乏深刻的歷史記憶。經驗地看，和平協議的達成并非因為人們真心探尋和平或基于互利原則結束戰爭，而是當參戰多方感到精疲力竭、無力再戰，才最終選擇和平。鮮有國家是完全秉持和平與發展的價值觀而主動停戰的，往往是由于戰略透支而被迫休戰，一旦國力恢復，又極易重燃戰火。

特別是對于眼下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沖突。這不僅是一場利益之爭，更是“兩個上帝之間的戰爭”。雙方交鋒，力竭時可能會暫息干戈，一旦恢復元氣便會繼續對抗。回顧近代乃至過去幾千年的歷史皆是如此：人類既厭惡戰爭，又難以擺脫戰爭，戰爭的陰霾從未徹底散去。因此，我們不能對世界和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從宏觀歷史長河來看，沖突與不和平往往是常態，和平反而是非常態。不過，也正因如此，追求和平才成為人類始終抱有的美好愿望。

這種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必然導致我們在政治和經濟上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同時，也因為同樣的地緣政治因素，我們也深切感受到了東亞地區的不穩定性，特別是近期日本的動向。結合臺灣問題來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鼓噪“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事態性質極為惡劣。此外，近期還發生過日本軍官攜刀進入中國大使館的事件，這類摩擦極易引爆更大的沖突。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清醒的頭腦。

2

人工智能領域

第二個不確定性，在于人工智能領域。關于人工智能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人類“被取代”的風險。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人類越來越多的工作被其取代，屆時人類應當做什么？

其次，是人工智能造成的“人工智殘”，這是一種“愚民”的傾向。當前，不少人，尤其是年輕人容易沉溺于使用人工智能。前三次工業革命將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此次人工智能若將人類從智力思考中解放出來，久而久之人類可能會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假定人工智能能夠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至于人們無需工作，但一個不用思考的人類會是一種什么樣的人類呢？屆時人類又該如何重新定義自身？這已經引發了各界的普遍擔憂。針對這一問題，部分國家已開始對人工智能產品施加限制，澳大利亞、法國等部分西方國家已開始通過立法來限制人工智能的使用場景。可以確定的是，我國在下一步可能也需采取相關應對措施。

再次，是人工智能的泡沫化。當前人工智能泡沫化的趨勢已顯而易見，這主要源于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任何一次新的工業革命在初始階段必然伴隨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在全球范圍內，人工智能的技術與產能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因此兩國對人工智能的投資熱情持續高漲，這在我們所處的深圳等地表現得尤為明顯。另一方面，業界擔憂人工智能難以找到合適的應用場景。人工智能必須依托應用場景來發揮巨大效能，若遲遲無法落地應用，泡沫化將不可避免。

對于中美兩國而言，當前在人工智能領域雖然面臨巨大風險，但兩國都必須繼續進行大量的投入，因為人工智能已成為中美兩國競爭的核心領域，誰也不可退讓。然而，這也提醒我們，如何把握和管控這種競爭？人工智能最終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結果？這其中依然蘊含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谷歌、亞馬遜、Meta等科技巨頭，以及Pinterest、Atlassian等較小型公司，都已宣布或預警會縮減人手，它們將原因歸于AI的發展，圖為谷歌倫敦員工抗議AI推動的裁員（圖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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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

第三個不確定性，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尤其是“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之間的經濟不均衡。關于世界經濟不均衡問題，自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等平臺就一直在持續探討。今年，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的代表依然在反復提及這一議題。

由于去年我國貿易順差達到1.2萬億美元，部分美國人士及國際組織借此大肆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等論調。這其中存在明顯的邏輯偏差。正是因為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國經濟關聯在一起，今天人們分析貿易平衡問題必須超越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或者幾個主要國家之間的貿易，從全球范圍內來看待貿易順差或者逆差問題。如果光看到中國的需求問題，或者光看到美國的供給，這樣的分析是不全面和不充分的。也就是說，當人們看到中國內部供給大于需求的情形時，也必須注意到全球范圍內的需求大于供給的問題。實際上，全球范圍內的需求是不足的，尤其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畢竟迄今還有那么多的貧窮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并不是沒有需求，而是因為發展不足才導致需求不足的問題。

因此，必須跳出中美，從更大范圍內來分析供求問題。事實上，當前“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經濟不均衡正在日益加劇。過去“全球南方”尚可呼吁“全球北方”國家提供更多援助，幫助“全球南方”的發展，但當前美歐關系出現波折，傳統的“全球北方”陣營凝聚力驟然下降。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該如何應對？其增長動力何在？“全球南方”自身能否實現團結？從中國與印度的競爭態勢即可看出，“全球南方”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全球南方”曾將“全球北方”視為共同的訴求對象，現在這一共同對象已不再清晰，其未來的發展方向究竟在哪里？對于世界經濟發展不均衡問題，我們需要進行全新的思考。

02 三大確定性

當前無論是中國企業家還是外國企業家，對未來世界的發展方向都缺乏確定感。在上述諸多不確定性中，依然存在幾個大的確定性方向。我深信這些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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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的G2”格局

第一個確定性，是“事實上的G2”格局，即中美作為當今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的事實。大家知道，去年在韓國APEC峰會前，特朗普曾在其社交媒體上使用了“G2”這一概念。隨后，中美兩國許多智庫學者都在猜測這一概念的真實含義。“G2”并非由特朗普首創，早在奧巴馬執政時期便已提出，但當時我們并未接受。如今這一概念被再次提及，盡管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特朗普是首位使用該概念的美國總統。我認為無需過度揣測其具體含義。如果從今天所有可量化的指標來看，當今世界實際上正處于“事實上的G2”狀態。這里的“G2”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兩國集團”，因為中國在國際層面不搞集團政治，而是指中美兩國已成為絕對的超級大國這一事實。

當下許多人使用“多極化”的概念來指稱國際權力格局。多極化是國際政治的理想狀態，也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但還遠遠不是事實。正如一些美國智庫所指出的，當前的世界遠未實現真正的多極化，事實上只存在“中美兩極”。的確，從經濟體量、技術發展水平、軍事實力等方方面面可以量化的指標來看，中美兩國無疑是當今世界的兩個超級大國。更有意義的是，中美兩國的經濟結構高度互補。美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從“0到1”的基礎研究、金融、生產性服務業（包括法律服務等）、軟件制造，以及大量高效的農業生產（如大豆等農產品）。中國的比較優勢則在于應用技術轉化、實體經濟、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軟件的使用和對農產品的大量需求。美國雖具備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但在應用技術轉化方面已經不如中國，因為美國經歷了長時期的去工業化進程。

正因為兩大經濟體高度互補，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脫鉤”至今已過去多年，兩國經濟并未真正脫鉤，未來也不可能完全脫鉤。盡管因為內部政治和地緣政治等因素，雙方的相互依存度可能會降低，但徹底“脫鉤”絕無可能。中美兩國經貿沖突到今天，主要是因為政治互信缺失所致。一旦政治互信有所改善，兩國的經貿合作仍將繼續推進。

上海集裝箱碼頭（圖源：德國之聲）

除中美兩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尚難以企及這一地位。盡管在國際政治層面依然有聲音提及“中-美-俄大三角”，但當前俄烏沖突尚未結束。即便沖突最終按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設想，將烏克蘭東部四州并入俄羅斯，智庫界的普遍共識依然是：俄羅斯充其量只是一個二流的軍事強國、三流的經濟體以及四流的寡頭政治國家。在未來二三十年內，俄羅斯不可能恢復到冷戰時期蘇聯那樣的超級強國地位。

歐盟則將繼續呈現衰落態勢。近代以來，歐洲曾是創新的代名詞，但如今創新性已與歐盟漸行漸遠。盡管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茨等歐洲領導人一直呼吁歐盟減少監管以鼓勵創新，但如果歐盟現行架構不調整，歐洲的“復興”就難有希望。歐洲一體化走到“歐洲共同市場”階段是最佳狀態，演進至“歐盟”階段后弱化了主權國家的性質，這導致各主權國家越來越多地受到歐盟架構的制約。歐洲昔日的創新動能源于主權國家間的相互競爭。正如中國自秦代大一統后內部競爭減少一樣，如今的歐盟也限制了這種不同國家之間的直接競爭，導致其失去活力。然而，歐洲的問題在于，如果歐盟解體，歐洲的地緣政治又將面臨巨大麻煩，甚至可能重蹈一戰、二戰的覆轍。這種苗頭實際上已經出現。例如德國的“國家正常化”進程已經啟動，他們借由俄烏沖突將軍費占GDP比例提高到2%，特朗普更是要求將此比例提高到5%，這對歐洲國家而言顯然非常困難。如果國防經費提高到5%，福利國家制度將難以為繼，政客也將失去選票。但如果能夠實現，那么德國的國家正常化必然對其它國家，尤其是法國構成巨大的沖擊。歐洲已經深度陷入了兩難困境。

當前美歐之間存在著巨大矛盾。特朗普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史無前例地將歐洲的“文化健康”列為美國的最大關切之一，這里主要指的是由歐洲的移民政策所導致的穆斯林化。無論是2025年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對歐洲的訓斥，還是2026年特朗普本人在達沃斯論壇上對歐洲的批判，都指向歐洲的“文化健康”問題。在此背景下，我認為美國不會拋棄歐洲，但大概率會試圖拋棄一個“左派的歐洲”，轉而扶持一個“右派的歐洲”。如果右翼政治集團在歐洲掌權，對中國而言整體上可能是有利的。近年來歐洲針對我國的一些無端指責（如“新疆棉”事件），以及過去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主張的“人權高于主權”等論調，大多是歐洲左派的產物。正如毛澤東主席當年曾表示喜歡與美國的右派打交道，我們未來也應當學會與歐洲右派打交道，因為右派講利益而相對務實，而左派更熱衷于意識形態博弈。但不管歐洲如何發展，都難以再次成為比肩中美的存在。

在東北亞地區，雖然日本仍是一個較大的經濟體，但我國的經濟體量目前基本已是日本的五倍。盡管日本當前存在軍國主義復蘇的苗頭，但從長遠來看，受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制約，日本的發展前景注定暗淡無光。不過，我們需要警惕短期內日本非理性的風險。日本民族極易產生冒進心理，甚至可能挑起對我國不利的摩擦或沖突。最近，我也提出了一個問題：日本是否會成為東亞的以色列？美國的戰略有兩條，一是固守西半球，二是搞離岸平衡。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搞“離岸平衡”的支點，因此美國被以色列所綁架，再次陷入中東戰爭。日本是美國在東亞搞“離岸平衡”的支點。日本是否會像以色列那樣綁架美國來應付中國呢？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問題。

在南亞地區，印度則是西方較為看好的國家。印度的確具備相當的發展潛力：人口規模已超過中國，具備人口紅利；在部分技術領域擁有不錯的人才基礎；且具備與西方打交道的優勢。歐盟與印度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近期多國領導人也表達了對印度前景的看好。但基于我個人的長期研究，我認為印度在未來二三十年內難以趕超中國。印度缺乏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高水平的工業化進程。近代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大型經濟體能在缺乏這兩者的前提下成為經濟強國。因此，印度的崛起依然為時尚早。

概括而言，中美“G2”的格局將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繼續維持。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近期提出現在“天上有兩個太陽”——美國和中國。他認為中國是不可戰勝的，無論美西方采取何種手段，都不可能打敗中國。這也是特朗普及其團隊中以萬斯、魯比奧等為代表的新一代美國政治人物的共識。美國政客的觀念轉變是值得我們重視的。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指出，我們年輕一代能夠“平視美國”。實際上，這種情形也發生在今天的美國。改革開放初期，面對發達的美國，我們的老一輩人往往是“仰視”美國；而伴隨中國高速發展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他們充滿自信，今天已經能夠“平視”美國。

美國內部也發生著類似的代際變化。以拜登為代表的老一代美國政治人物，他們或許會同情一個貧窮的中國，甚至不時說要幫助中國的發展，但骨子里往往看不起中國，他們是“俯視”中國的。而以萬斯、魯比奧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多成長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他們頭腦非常清醒且親眼見證了中國的崛起。雖然對中國未必友好甚至時常抱有偏見，但他們能夠相對客觀地看待中國，并承認中國的發展能力。特別是他們經歷美國多年海外戰爭后，也在反思：美國常年在打仗，而中國自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以來，已維持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和平。正是這四十多年的和平發展，使中國躍遷為世界第二大強國。實際上，許多美國經濟學家認為，若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早已經是第一大經濟強國。因此，這批新一代美國政治人物能夠更客觀地看待中國，不會像部分老一輩政治人物那樣陷入必須徹底打敗中國的妄想，也深知難以輕易擊敗中國。基于此，特朗普及其團隊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在他們看來，中美兩國作為事實上的“G2”直面競爭即可。

強大的工業體系支撐著國家的快速發展，圖為車輪廠加工生產線，車輪產品正進行自動化精密加工（圖源：新華社）

2

亞太地區會維持

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第二個確定性，是亞太地區會維持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亞太地區就一直保持著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當年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倡議成立亞太經合組織（APEC），也是基于這一考量。亞太地區是世界上最具發展動力的地區，在過去四十年中，也是全球發展最快、最穩定的區域。

從當前的全球格局來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是第三大經濟體，印度正在崛起，東盟也在整體崛起。因此，亞太地區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在未來二三十年內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歐洲的突然復興是很難想象的，拉美、非洲能夠迅速崛起的想法也都不現實。世界經濟的中心依然在亞太，這是確定的事實。

3

中國本身所具備的確定性

第三個確定性，對我們自身以及眾多外國資本而言都至關重要，即中國本身所具備的確定性。這是最大的確定性。俄烏戰爭還在進行，中東伊朗戰事再起，近期中東資本開始大量流入香港，其中許多正是看好中國內地市場。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從來不缺資本，缺的是確定性。對資本而言，穩定與確定是最重要的考量，而中國在這方面是最為確定的。

在“十五五”和“十六五”規劃的愿景下，我們已經明確提出，到2035年中國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意味著什么？首先，如果我們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根據這個發展趨勢，到2035年，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達到七至八億。目前我國約有四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約30%。如果中等收入群體從四億躍升至七至八億，這一經濟體的體量和發展程度將達到今天依然難以想象的程度。其次，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繼續維持。加入WTO后，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曾一度達到50%左右；即使到今天，這一貢獻率依然保持在30%左右。如果在“十五五”期間我國能保持每年4.5%-5%的經濟增長，我們將繼續維持這30%左右的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從當前地緣政治層面來看，由于其他地區存在不穩定性，預計這一比例非但不會下降，反而有望進一步提高。中國的蓬勃發展是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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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思錄》

第11錄（總錄第102錄）

總體而言，我認為當今世界主要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而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在這些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從而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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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李 征

排版 | 許梓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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