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后專業就消失了”，他們比想象中平靜

專業的調整既不意味著某個學科的消亡，也不是對其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的否定，而是高等教育結構在時代大勢下的一次轉型。

文 | 陳倚

編 | 陸一鳴

文章來源｜新周刊（ID：new-weekly）

當你的大學專業，突然從招生簡章里消失了，意味著什么？

近期，中國傳媒大學一次性裁撤了16個本科專業，其中不乏攝影、翻譯這類大家耳熟能詳的專業。消息剛一公布，就立刻沖上了熱搜。網友紛紛感慨，原來有些專業，真的會“被時代裁掉”。曾經承載著無數學子夢想的專業名稱，就這樣從高校招生簡章里消失了，難免令人唏噓。

而事實上，高校專業的動態調整已經持續了很多年。據教育部公開數據，2020—2024年間，全國高校新增8510個專業的同時撤銷5345個專業，2024年全國高校撤銷專業點數量飆至1428個，創歷史新高。中國傳媒大學這次裁撤專業，其實也只是全國高校專業結構性調整的一個縮影。

中國傳媒大學。（圖/視覺中國）

在傳統專業逐步退場的同時，國內高校的專業布局也在緊跟科技浪潮，迎來了新一輪的加速迭代，尤其是人工智能相關領域的布局。

教育部2024年度本科專業備案審批數據顯示，人工智能專業以91個新增布點，位居全國新增專業榜首，近五年共有41所“雙一流”高校扎堆增設該專業；全國高校累計新增含“智能”“智慧”類專業超2100個，AI相關課程更是全面滲透到了文、理、工、藝等多個學科體系，徹底打破了學科之間的界限。

如今，AI工具越來越普及，既能寫文案、做設計，又能完成翻譯工作、生成視頻影像，還能快速處理海量數據，已經在逐步取代一些基礎性的崗位工作。這一退一進的鮮明對比，也讓大家陷入了更深的思考：AI真的能取代人嗎？傳統學科的出路在何方？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采訪了三位就讀于高校相關專業的學生、深耕該領域的老師，站在高校專業的 “進退關口”，聽聽他們最真實的觀察與思考。

站在專業被合并的邊緣

阿遇去年從中傳攝影專業畢業，就職于廣東一家手機廠商，主要負責影像評測工作，協助優化手機的影像效果。

看到攝影專業被裁撤的消息，阿遇沒有絲毫意外，畢業時他就知道專業要被合并進影視制作專業。“班主任在群里說，咱們專業軟科排名雙A+，但這是最后一年招生了。”阿遇坦言，即便在全國攝影本科領域穩居頭部，中傳攝影專業在校內始終處于邊緣地帶，遠不如新聞、播音、文藝編導等王牌專業受重視，不僅影棚、暗房等設施多年沒更新維護，資源調撥也遠不及廣告學院。

中傳的攝影專業曾多次調整過。阿遇入學后聽說，2015年之前，中傳的攝影類專業包括電影電視劇、圖片攝影、電視攝影、照明藝術、光環境設計等方向，這幾個專業方向都是獨立招生。到2016年，中傳攝影將這幾類專業合并為影視攝影與制作。2019年，攝影專業又改為獨立招生。

阿遇剛上大學的時候組織班級讀書會一起討論攝影畫冊。（圖/受訪者供圖）

作為設立于傳媒類院校影視學科下的攝影系，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攝影系從2002年創立至今，面臨過不少辦學壓力。拋開資金配置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困難不談，與其他院校設立在美術院系或新聞院系下的攝影專業相比，中傳的攝影專業既缺乏前者嚴格的造型訓練，也缺少后者明確的就業渠道。后來，它結合自身特點，把教學重點放在對學生觀察能力的培養、學術眼界的拓寬、思維方法的訓練等方面，經過多年努力也摸索出了若干經驗。

大學期間，阿遇參與過不少項目。他給時尚雜志拍過明星，也拍過電腦、電飯煲等產品廣告，還拍攝過國家話劇院的戲劇定妝照。接項目一般按日薪結算，最低兩三百元，最高的一次是1800元。不過，影視拍攝工作強度極大，要扛著設備奔波，再加上長期熬夜，阿遇和同學在做體檢的時候都查出了轉氨酶偏高的情況。

阿遇給中網做攝像的時候。（圖/受訪者供圖）

盡管積累了不少經驗，畢業后，阿遇還是發現大學期間的商業拍攝與現在的影像評測工作差別很大。他說：“廣告、商業拍攝的核心是服務甲方，把片子拍好、拍美，兼顧個人藝術表達。而現在的工作是搭建工程與審美之間的橋梁，前端工程師不懂審美，評測崗位要站在用戶角度，結合專業審美把控效果，把審美語言量化后傳遞給工程師。兩者工作思路完全不同。”

對于AI帶來的沖擊，阿遇顯得格外淡定。攝影專業早已開設AI課程，主攻Midjourney文生圖，用AI生成敘事性圖片。AI工具使用有門檻，核心在于提示詞把控，需要大量學習、調試，才能精準實現畫面效果。“非科班人士可以自學使用AI工具，但缺乏系統的光影、構圖知識，很難判斷畫面優劣，寫出專業的提示詞。”

目前AI生成的影像在空間感、質感上還是有瑕疵，長視頻鏡頭銜接也有破綻，和人類審美差距較大，阿遇不擔心AI會取代自己的工作，認為AI最先淘汰的是病毒式廣告（比如電梯廣告）這類流水線生產的影像產品。

阿遇所在的班級，升學占比在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直接就業了。他考研考的是北電攝影系，差兩分落榜，便放棄二戰的想法，投身春招。他投遞了兩類崗位：一類是本行的視頻廣告公司、制作公司、數碼自媒體；另一類是手機廠商，以及大疆、影石等影像相關企業。

考學的時候，阿遇拍攝作品集。（圖/受訪者供圖）

雖然錯過了秋招，不過還是有適配的崗位。只是有些小公司面試流程不太專業，“對方邀我面試豎屏短視頻攝影師，但因為負責人在海外，拖了半個月，最后發來了拒信”。

阿遇的家鄉是浙江的一座小城，他也曾考慮過回去發展，但當地的影像和傳媒公司比較少。他還面試過省內的廣電部門，對方除了問專業方面的問題外，還打探他的家庭背景、收入、婚戀情況，“言外之意就是這個工作最多維持溫飽”，基本工資加上績效、加班費，最忙時月薪也就8000多元，這個收入在杭州生活壓力會比較大。

阿遇最后選擇了現在的工作，一是因為對影像工程開發感興趣，二是專業契合度高、上手快。入職至今他已經完成兩個項目，單個項目開發周期4到5個月，采用成熟的IPD研發流程。雖然工作強度比較大，但好在規律，項目期內通常早上9點半上班，因為影像調優需要大量夜間拍攝、視頻錄制，所以常常忙到晚上10點以后。

大學期間，攝影帶給阿遇最大的成就感是作品在大熒幕放映的那一刻，他發現被大眾認可的感覺很珍貴；而工作后的成就感，則來自于線下看到消費者用自己參與調優的手機拍照、拍視頻。

阿遇在布置自己的展覽。（圖/受訪者供圖）

在阿遇看來，好的攝影審美已經成為一種直覺，看多了各類藝術作品、影像內容，自然能判斷照片的優劣。如果從工程角度拆解，會從自動曝光、色彩、清晰度等維度標定，內部也有對應的白皮書界定各種影調風格。但審美很難用一句話概括，個體差異大，也很難統一標準。

“AI無法取代具備系統審美和實操能力的專業攝影師，尤其是商業現場拍攝、文獻紀實、影像產品開發等領域，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

黃金時代之后

深耕翻譯教育十余年的崔老師，見證了翻譯專業的發展全過程。他所在的學校每年都會統計畢業生的就業去向，整體來看，翻譯專業的本科學生保研和考研率在50%以上，加上出國深造的學生，升學占比達到70%左右，只有30%的本科生直接就業。

據崔老師介紹，他所在的英語學院每年招收110多名翻譯碩士，但一屆畢業生里真正從事專職翻譯工作的只有兩到三個人，其余大多從事和語言相關的各類工作。近十多年的數據顯示，70%的研究生進入企業工作，剩下20%～30%去往高校、中學、銀行等單位。

看到中傳裁撤翻譯專業的消息，崔老師表示理解，院校調整專業設置一定是經過綜合考量才做出的決策，尤其當一個專業并不是該校的強勢專業時。

“翻譯專業的黃金期，也就2006到2016年這十年。”崔老師回憶道。2006年，國內才正式設立翻譯本科專業，此前只有外國語言文學、英語專業下的翻譯方向；2007年，高校開始招收翻譯碩士（MTI），最初獲批的只有15所雙一流、重點外國語院校，2008年第二批有25所，2010年第三批有117所，到如今，全國開設翻譯碩士專業的高校共371所。教育部的審批早期嚴格，后期門檻有所放寬。從2017年開始，部分院校僅需省教育廳、省級審核推薦、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批就能開設翻譯專業，數量隨之激增，埋下了不少隱患。

2020年，崔老師帶領翻譯專業碩士研究生們去相關業務公司進行參觀交流。（圖/受訪者供圖）

2016—2017年，崔老師做過全國翻譯專業碩士培養高校的調研。當時全國共205所大學招收翻譯碩士，他調研了195所院校，覆蓋了全國95%以上招收翻譯碩士的高校。根據調研數據出版的全國翻譯碩士教育與就業調查報告顯示，很多高校翻譯課程設置存在問題：首先是理論內容過多，實踐環節嚴重不足；其次是教學內容陳舊，大多還停留在字詞句基礎翻譯層面，和一線翻譯實踐脫節嚴重；再次是翻譯專業擴張過快，辦學數量激增，但培養質量沒跟上。

根據中國翻譯協會2025年發布的翻譯行業調研報告，全國已有309所高校開設翻譯本科專業。然而，部分院校的師資、教學資源、教材內容都跟不上市場要求，其結果就是“教學質量差，畢業生就業難，招不到學生，只能被迫撤專業” 。

學科發展、專業變遷與時代變化息息相關，崔老師深以為然。當年由于受到“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影響，加上當時文科班極少，他選擇了理工科，大學報考的是紡織機械專業。那是改革開放后的熱門方向，當時紡織行業人才緊缺，紡織機械堪稱“鐵飯碗”專業。可等到他大學畢業，這個專業就逐漸沒落，如今全國僅有少數院校保留紡織機械方向，紡織機械專業本身則消失了。

崔老師讀機械專業碩士期間，國內還沒有獨立的翻譯專業，懂外語、精通專業知識的人才稀缺。崔老師通過了大學英語六級后，想找實習提升能力、賺點錢，在《北京人才市場報》上看到了翻譯公司的招聘信息，便前去應聘。當時公司里都是名校碩士出身的專職翻譯，他是唯一的實習生，領導和同事會手把手帶教，翻譯完的稿件會由部門經理逐字修改。公司配備內部互聯網、Word等工具，術語統一存在Excel里，遇到專業術語問題，會和微軟中國區團隊協商制定翻譯規則。他當時主要翻譯Office 97的幫助文件，不加班，午休兩小時，實習薪資也很可觀，“那還是1996年，每月能拿1500元，相當于當時北京普通職工薪資的好幾倍。”

崔老師在翻譯系教學研討會上。（圖/受訪者供圖）

求學期間，崔老師對計算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去中關村學習，還在清華紫光等計算機公司實習過。當時編程主要靠C語言、C++，很多知識需要自學，沒有互聯網就泡圖書館查資料、請教老師。后來，他又讀了機械專業（計算機圖像處理方向）的博士，用三年就完成了博士學業。到了多年后的今天，崔老師還是會夢到“畢不了業的場景”，也正因如此，他非常能理解當下學生的學業和就業壓力。

博士畢業后，他先進入軟件公司做程序員、軟件測試工程師，后續又跳槽到專業翻譯公司，在外資、私企都任職過，還自主創辦過翻譯和軟件公司。之后進入高校從事翻譯教學和研究工作，講授翻譯實踐類課程，包括計算機輔助翻譯、翻譯創業管理、本地化翻譯、AI+翻譯等，到現在已有十余年。

從業幾十載，崔老師見證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在他看來，AI翻譯工具的發展以2016年為關鍵分界點。那年，谷歌神經機器翻譯系統面世，翻譯質量大幅提升；2022年后，ChatGPT等AI工具推出并普及，進一步沖擊了翻譯專業，很多學生甚至覺得自己苦學多年的翻譯能力，還不如AI翻譯精準。

在崔老師看來，AI帶來的沖擊是全方位的，不光是翻譯專業，其他很多專業受影響的程度都很深。“比如AI本身就是計算機行業的人研發出來的，結果反倒顛覆了行業自身。”而對于AI能否取代90%市面翻譯工作這個問題，據他判斷，基礎性翻譯被技術取代是大勢所趨，未來翻譯行業的模式會逐漸轉變為機器初譯+人工精修，對翻譯人員的能力要求更高了。

2025年，崔老師為翻譯專業碩士研究生講“AI翻譯”課。（圖/受訪者供圖）

AI帶來的挑戰，高校也在積極應對。很多高校已開設AI課程，開啟AI查重，學生過度使用AI會被扣分、取消答辯資格，以此避免學生形成技術依賴，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崔老師強調稱，當下培養翻譯人才，必須走復合型、跨學科路線。純粹的文字翻譯已能被AI替代，企業招聘更看重綜合能力，只會外語、不懂專業技術、不會用AI的學生毫無競爭力。

他感慨道，雖然理工科長期吃香，但未來一定是文理結合的天下。人文素養能彌補理工科的思維短板，解決技術無法觸及的三觀、溝通等問題，復合型人才才是未來的核心競爭力。

春天在哪里

楊博士讀社會學已經十多年了，從中部某211高校的社會工作本科開始，一直念到國內TOP 2高校的社會學碩士、博士。去年博士后出站后，他進入一家校企任職，做教育方向的新聞與政策研究。

回想當初走上這條路，其實是誤打誤撞。那時中國剛加入WTO沒幾年，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國際金融等專業特別火，楊博士高考填報了中央財經大學的國際金融專業。往年這個專業在河南的錄取分數并不高，但那一年央財的錄取分數線一下子躥得極高，甚至比中國政法大學和人大還要高出不少。

落榜后，楊博士本想復讀，但班主任勸他先看看有沒有補錄機會。當時正好中部某211高校在河南補錄，剩下的專業有俄語、漢語言文學、思政和社會工作。楊博士看名字以為社會工作就是為將來就業而開設的專業，稀里糊涂就直接報了。

入學之后，他才發現社工專業里一大半同學是從河南補錄過來的。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有個哥們覺得專業和學校環境跟自身預期差距較大，認為自己能去更好的地方，軍訓沒結束就退學回去復讀了。”

好在該校的社會工作和社會學兩個專業在一起上課，通識培養，區分度不大。除了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學概論這些課程，還有一部分實踐是和香港的某專業福利機構合作，去偏遠的區縣，給孤兒和留守兒童開暑期班，培養生活技能，上上生理課。楊博士記得很清楚，大一的時候老師在班上說：“你們趕上好時候了，社會學的春天要來了。”

楊博士就讀的學院。（圖/受訪者供圖）

但社會學的春天遲遲未來。畢業之后，班上真正從事社工工作的同學很少，大部分都轉行了。楊博士之所以報考TOP 2高校的社會學碩士，一是因為該校社會學的勞工社會學方向很有特色，有人文關懷和底層關懷；二是該系的宗旨是“面對中國社會的真問題，與西方社會學前沿理論開展有建設性的對話”，這種求真的氛圍很吸引他。此外，即便考不上，他覺得也可以直接找工作。楊博士回憶道，“那時候找工作毫無壓力，全國高校畢業生才幾百萬人，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一千多萬人，完全能覆蓋。”

也正是在楊博士讀博臨近畢業時，他漸漸感受到社會學逐漸偃旗息鼓了。“社會學這個專業其實比較難落地。除了純理論研究，大部分是需要實證研究，要做田野調查的，這在面對某些社會問題時變得越來越難。”

相比起其他更廣為人知的學科，社會學在國內高校的存在感并不強，雖然隸屬于法學門類，但熱度完全不及法學門類下的法學專業。社會學一級學科下，包括社會學、社會工作、人類學、女性學、老年學、家政學等專業，除了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后面幾個更是冷中之冷。

作為人文社科里的“冷門學科”，社會學不溫不火，國內開設社會學專業的高校約100所，不到開設法學本科專業院校的1/6。盡管沒有經歷轟轟烈烈的專業撤牌風波，但也在高校專業結構調整的浪潮中悄無聲息地被邊緣化，成為高校專業洗牌里的“隱形淘汰者”。近五年來，國內高校幾乎無新增社會學本科專業，而包括中傳在內的一些高校裁撤了社會學。

楊博士就讀的學院內。（圖/受訪者供圖）

博士畢業后，楊博士不想再做學術了，對申請課題也提不起興趣。但高校老師沒有課題很難待下去，所以他不再考慮高校教職。他當時曾考慮去互聯網公司做用戶研究專員，或者做銷售，又覺得有點不值。他咨詢了碩士畢業就進互聯網大廠的同學，同學說頂頭上司都是比他年輕的年輕人，還要從頭學，“你一個博士很難待下去”。

那時楊博士經過一番評估后，覺得唯一的機遇是地產行業。當時碧桂園搞了個“未來領袖計劃”，專門面向全球博士，來學校宣講的都是哈佛、耶魯、斯坦福的海歸博士。國內知名房企X，當時也學碧桂園搞了個博士管培生項目，第一年招了40多個博士，不乏來自清北、浙大等C9高校的。據楊博士回憶，他那一批招聘的博士員工年薪統一為40萬元，而碧桂園那時已經招了近1000個博士，年薪可能接近百萬元。

楊博士進入地產公司X后在總部做管培生，在人力、營銷、開發等部門輪崗，之后被派到青海參與商業綜合體項目，天天在工地上管某部分工程進度，工作節奏基本上是“007”，一個項目做完，又下放到另一個項目。在他看來，原本這個就業思路沒問題，但由于趕上了房地產行業不再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趨勢，國家出臺“房住不炒”政策調控，行業也迅速遇冷。

從地產公司離開后，楊博士想找其他工作，發現疫情期間工作確實不好找了。他面試了猿輔導、學而思等教培機構，發現面試官是劍橋回來的博士。后來，楊博士拿到了某頭部教培機構的offer，結果還沒入職，“一張A4紙下來，整個行業涼了”。他馬上聯系在高校里任教的師兄，說可能要失業了，想回去做個博士后過渡一下。

找工作的大學生。（圖/歡樂頌）

剛做博士后時，收入斷崖式下跌，楊博士一度不太適應，總覺得是不是職業選錯了。后來慢慢調整過來，時間相對自由，再做一些其他項目，比如體育助教、兼職教練，有點額外收入。博士后一般是兩年一個聘期，正常兩年就走，因為遲遲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楊博士只能申請延期一年出站。

當時，楊博士一直在找工作，北京和外地的都找遍了。想進高校任教，不僅要有足夠的學術論文成果，還要有國家級立項課題支撐，更看重師門師承資源。他輾轉多地，最后才通過老師找到了現在這份校企的工作。楊博士自嘲道：“社會學嘛，啥都能干。”

他特意提到社會學經典著作《文憑社會》中的一個概念：文憑通貨膨脹，當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學歷時，文憑的相對價值會下降，雇主為了篩選人才，只能不斷提高學歷門檻，進而迫使更多人繼續讀書，形成一個不斷升級文憑的循環。在他看來，隨著教育普及進程推進，文憑完成了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再到全面普及化的三級跨越，學歷的含金量逐步稀釋也是必然趨勢。

這種文憑價值的變化，與科技迭代、經濟轉型一道，共同影響著高等教育的結構布局。與之相應，專業的調整既不意味著某個學科的消亡，也不是對其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的否定，而是高等教育結構在時代大勢下的一次轉型。

學科的存在價值始終與社會需求緊密關聯，其調整的本質是在新的社會語境中重新定位自身，像一顆具有生命力的種子在時代變遷中尋找更適合扎根與生長的土壤。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阿遇、崔老師、楊博士均為化名）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新周刊》微信公眾號（ID：new-weekly）。《新周刊》創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中國最新銳的生活方式周刊”為定位，20多年來用新銳態度測量時代體溫。從雜志到新媒體，《新周刊》繼續尋找你我共同的痛點、淚點與笑點。關注新周刊微信公眾號，與你一起有態度地生活。官方微博@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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