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說“中國不讓政治人物跟記者說話”？一名中國記者的回應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最近發了篇文章，標題很聳動：“中國不想讓它的政治人物跟記者說話——我們去試了試，這是我們的經歷”。講的是他們一位駐華記者跑兩會的體驗：努力了十多次提問，最終只采訪到一位“低職位”的人大代表。因此得出了一個所謂的“中國不透明”“中國不讓代表委員接受采訪”的結論。

作為一個多年參與兩會報道的中國記者，我清楚地意識到，ABC的這篇報道迷失在了中西方新聞觀的碰撞中了，涉華新聞的客觀性隨意被主觀性錯誤地取代了。

ABC文章開篇寫道：“與澳大利亞不同，在那里記者幾乎每天都有機會與決策者交談，問責政治人物。”這句話提供了一種西方的新聞預設：民眾與政府天然對立，記者若要站在民眾一邊，就得與政府“對抗”。

ABC的這種新聞框架在西方或許是職業信仰，但到了中國，卻并非如此。因為在中國，人民與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記者的角色是讓信息在老百姓與決策者之間順暢通達。

被拒，是因為“不透明”嗎？

“一個接一個的代表擺手拒絕，說‘不’，禮貌地道歉。”ABC記者把這歸結為“中國不透明”。

實際是，全國兩會上數千名代表委員放下繁重工作、相聚北京共商國是，留給媒體記者的采訪時間極其有限，采訪被拒是常態。別說外國記者，中國記者如果沒有提前溝通、沒有長期積累的信任，臨時去“抓”，被拒概率也一樣高。區別在于，中國記者知道這是“常態”，而ABC記者把它當成了“不透明”的證據。

西方媒體的主觀性還體現在斷章取義和顛倒是非的描述中，ABC的這篇報道即是一例，這位記者明明采訪到了代表、得到了清晰的回答，標題卻依然是“中國不想讓政治人物跟記者說話”。

ABC記者這種寫法，在西方媒體涉華報道里并不少見。今年的博鰲論壇上，多位歐美官員和學者就提到西方對中國的了解非常欠缺。其中，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就建議每個人都至少自己來中國一次，而不是只泡在社交媒體的碎片里。這種“親自來看看”的建議，恰恰說明其媒體的報道是失真的、片面的、固化的。

駐外記者的價值在于走進所駐國的社會里并深入理解他們，聽懂那些沒說出來的話，理解社會運作的肌理。這種價值，早在一個世紀前就被證明過——斯諾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陜北，與毛澤東長談，和普通士兵農民同吃同住；費正清在華廣泛接觸國共雙方人員及中國知識分子。正是他們這樣的新聞敬業精神，才有了至今仍具價值的關于中國的新聞報道。

而當下有一些西方記者，是在為中國“貼標”，陷入預設立場的慣性，無視新聞的客觀性原則。

“敏感”的標簽從何而來？

Jerry Grey是一名退休英國警察，在中國生活多年，常常在海外駁斥關于中國的各種“迷思”。他看了ABC那篇文章，希望跟作者做直播對話，卻沒能成功。他向我發來邀請，希望我能幫助他理清兩會報道的真實情況。而我發現他細心地把幾個問題標了“敏感”，提示我不一定都要回答。比如：中國有沒有調查記者？中國政府允不允許批評？

我好奇：這些標簽從何而來？又為什么會被劃入“敏感”的范疇？

跟Jerry對話之后，我明白，這類問題之所以被視為敏感，癥結或許不在于問題本身，而在于提問者與回答者之間，橫亙著一道話語的斷層——提問者預設了一套答案，回答者則在另一套邏輯里試圖解釋。一邊缺少能把復雜現實講清楚的話語體系，另一邊缺少能聽懂這些話語的認知坐標。雙方都在說話，卻始終不在同一個頻道。

為什么當代許多西方觀察者對華態度會陷入“貼標”的慣性？結構性的原因或許就藏在新聞業的商業模式里。

在跟Jerry對話時，有個海外觀眾留言點出了一個扎心的問題：那些解決老百姓實際問題的政策報道，大家覺得無聊，不賺錢。能賺錢的，永遠是沖突、爭議、陰謀、抗議、丑聞。

這是西方新聞業在資本主義下的結構性問題，商業模式在獎勵沖突、懲罰建設。相比之下，中國媒體的邏輯起點不同，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記者不做調查報道——非法采礦、食品安全、金融詐騙，這些“橫向”的監督，中國記者一直在做。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允不允許批評”，而在于“批評之后怎么辦”。在中國，批評是為了讓系統更好地運轉，而不是制造對抗。

理解一個國家，從來不是靠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而是靠長期的扎根和真誠地理解，還有對未知的尊重和對偏見的警惕——這一課是ABC們需要補上的。

責任編輯：蘭辛珍

設計排版：盧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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