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蟲先生的“二月二” | 范利青

我做了一件違心的事——二月二那天，我狠了狠心，剪去了兩根“秀發”。

說是“秀發”，其實早已斑斑駁駁、所剩無幾，若非平日悉心照拂，頭頂恐怕早已淪為不毛之地。可就是這寥寥幾縷殘發，終究也未能幸免，被我親手剪去兩根。

說起來，這都是“龍抬頭”習俗惹的“禍”。

二月二未至，各路自媒體便已鑼鼓喧天，仿佛真的要將龍神迎下凡塵。短視頻里，民俗專家侃侃而談“龍抬頭”的淵源；朋友圈中，理發店廣告鋪天蓋地，“二月二剃龍頭，一年都有精神頭”的口號響徹四方；就連街角賣豆腐腦的大媽，也在攤前掛起牌子：“今日龍抬頭，吃豆腐腦送油條——油條即是龍須。”入眼入耳，皆是這般說辭，叫人避無可避。

我向來不大信這些玄虛之說，且自知并非真龍，對“抬頭”一事從不敢奢望。若剪兩根頭發便能改運，那這運氣也未免太廉價了。何況頭頂這幾縷稀發，即便盡數剃去，也成不了“龍頭”，頂多算個“蟲頭”。

說到“蟲”，我倒想起一樁舊事。

本人來自諸葛孔明躬耕之地，早年間曾給自己取了個網名：臥蟲先生。孔明先生乃人中龍鳳，號稱“臥龍”自然實至名歸；我不敢攀附，能做一條“臥蟲”便已知足。蟲者，蟄伏于泥土草木之間，春生秋藏，不求聞達，自在度日。而這一“臥”，幾十年光陰便過去了。

二月二，恰在驚蟄前后，正是蟄蟲始振之時。蟄伏久了，難免生出幾分執拗，明明不信什么龍抬頭的說辭，卻被這鋪天蓋地的喧囂，攪得心神不寧。恰似聽見春雷的蟄蟲，在地底蠢蠢欲動，想探出頭看一看，又覺這熱鬧與己無關。可那聲響實在太盛，不由得心頭發虛——眾人皆在“抬頭”，我這條臥蟲，是不是也該稍稍動彈一下？萬一，真能“抬頭”呢？

于是，二月二那晚，我對著鏡子，剪下兩根頭發。

發絲輕輕飄落，落在洗手池里，像兩條不情不愿的春蠶。我盯著看了許久，只覺荒唐又可笑：我到底在做什么？是向習俗妥協，還是給自己一個虛妄的交代？

對二月二的情感，人們一向都是這般復雜。

這個日子，處在正月剛過、春耕將始的當口。舊時有正月里不能理發的老規矩，那些攢了一個月的頭發，便在這日“剃龍頭”，既是除舊，也是迎新。這是農耕文明留下的時間印記，是老祖宗在漫長歲月里，為尋常生活定下的節律。在過去，應當說有一定的道理：春天了，萬物復蘇，人也該收拾收拾精神，開始一年的勞作。

可時至今日，這個日子被包裝、被炒作、被無限放大，成了一場全民狂歡的借口。理發店排起長龍，價格順勢上浮，人們心甘情愿買單，只為討一句“龍抬頭”的彩頭。若你不去剪，反倒像落了下風，仿佛一整年都要低著頭過日子。

這是一種怎樣的心理？可能是日子太過平淡，人們需要一點儀式感，來安撫內心的期許。

現代人的生活，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失去節奏，沒有春耕秋收的時序可循，沒有節氣物候的緊迫感，日子如流水線上的零件，日復一日，無甚分別。于是，這些古老的習俗便成了救命稻草，哪怕只是剪兩根頭發，也要鄭重地告訴自己：今天和昨天不同。春天來了，也該“抬頭”向前。

可抬頭之后，又能如何？

剪完那兩根頭發，我對著鏡子照了照。說實話，什么變化也沒有，頭型還是那個頭型，臉還是那張臉，“臥蟲”還是那條臥蟲。所謂的“龍抬頭”，不過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心理暗示，就像過年時人們要穿新衣、吃餃子一樣，不做這些事，日子照樣過；做了，心里便覺得踏實一些。

我從不敢嘲笑這份尋常心理，恰恰相反，我也是被這種心理牽絆的俗人，否則也不會對自己碩果僅存的“秀發”下手。

說到底，大多數人都只是一條臥蟲。臥在習俗里，臥在別人的眼光里，臥在那些約定俗成的規矩里，偶爾探出頭來看看外面的世界，覺得熱鬧，便跟著熱鬧一下，熱鬧完了，又縮回去，繼續臥著。所謂的“抬頭”，不過是蟄蟲在土里翻了個身罷了。

可轉念一想，蟲子翻身，不也是春天到了的征兆么？

二月二過去了，龍有沒有抬頭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自己這條臥蟲，確實在那一天動彈了一下，向古老的習俗鞠了一躬，然后繼續臥著，等待下一個二月二，等待下一次被驚醒。

這大約就是習俗的力量吧，它不能讓人變成龍，卻能讓人在某個特定的日子里，想起自己還活著，還扎根于這片土地，還可以在這綿延千年的習俗里，做一只認真生活的小蟲子。

作者簡介

范利青，男，河南淅川人，人力資源管理師、工程師，曾在《中國作家網》《中國詩歌網》《西安日報》《三角洲》《人民作家》《大河文學》《深圳文學》《頂端新聞》《環境生態學》等不同媒體期刊發表散文、詩歌、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