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雖然刑事訴訟法一直強調的我國刑事訴訟證據采信原則是“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但在真實的行受賄案件中，筆錄就是證據之王：在行受賄雙方已經作出相互印證的供述后，辯方沒有提供客觀反證，翻供沒有任何意義，最終還是會被認定構成行受賄犯罪。
也就是說，一旦行受賄雙方筆錄形成，相當于監檢兩機關把球踢到了辯方，辯方沒有任何舉動的情況下，法院幾乎百分百會判有罪。
在這類案件中，辯方怎么做才能正確的“把球踢回去”？
錯誤做法：沒有任何客觀證據的情況下找行受賄雙方翻供。
沒有客觀證據輔助的翻供，翻供的內容原本就不會被法院采信。刑訴法解釋第九十六條“審查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應當結合控辯雙方提供的所有證據以及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辯解進行。
被告人庭審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說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辯解與全案證據矛盾，而其庭前供述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
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但庭審中供認，且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審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辯解存在反復，庭審中不供認，且無其他證據與庭前供述印證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法院往往會以翻供沒有“合理說明翻供原因”為由，仍采信此前供述。
實踐中，不少當事人和家屬，要求辯護人去找行賄方或受賄方，要求用重新作出筆錄的方式來還原真相。
沒有任何客觀證據佐證的情況下，此前的筆錄就是“真相”。誰有權誰能決定真相。翻供既不能解決法院的證據采信問題，還可能被扣上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辯護人“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作偽證”，十分兇險。
立足在案證據，尋找客觀證據反證
認真閱讀卷內的每一句話，立足每一個提到的細節尋找客觀證據：
例如，該時間段各方是否在當地甚至國內。老板們往往更有可能有不在場的證據。
例如，提及的時間段內送錢事由提到的婚喪喜慶是否真實發生。
例如，提及的請托事項是否真實發生。
再如，提及的借錢理由是否真實。
又如，提及的送錢地點是否真實存在。
比如，提及的涉及人員是否存在。
客觀上的證據突破，往往也能成為辯方向法院申請調取同錄的合理理由。
2025年6月新修訂的監察法實施條例規定，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需要調取同步錄音錄像的，監察機關應當依法予以提供，無需再經審批。這樣的規定，雖然否決了監委審批提供，但并不是辯方要求就必須提供，而是法院要求調取的情況下，監委必須提供。質言之，是否調取的決定權在法院或檢察院（實踐中，更多是法院）。
而辯護人在沒有提出足夠多的客觀疑點、客觀證據的情況下，或者說沒有足夠的客觀證據的突破，法院往往以無須調取為由不予調取。也就是說，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法院大發善心上，永遠要靠自己。
筆者就曾在辦理的案件中，通過尋找所謂行賄方不在場的證據（在筆錄時間內在外地甚至出國、在醫院住院無法前往外地）將相應筆錄推翻。從未看到過沒有客觀證據佐證的翻供能起到推翻事實的效果。
丁慧敏律師，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清華大學刑法學博士。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論壇學術委員，廈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畢業論文評審專家、課外指導老師，天津師范大學法學院刑事風險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員，北京中醫藥大學醫藥衛生法學專業研究生校外兼職導師、湖北民族大學法學院兼職導師。協助張明楷教授整理法學暢銷書《刑法的私塾》；在《環球法律評論》《現代法學》《政治與法律》《人民法院報》《人民檢察》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多篇；曾辦理廳局級干部職務犯罪案件五十余起，多起案件取得了數額核減、量刑遠低于量刑建議的辯護效果；辦理內幕交易、集資詐騙、合同詐騙、非法經營、職務侵占、挪用資金、非公受賄等多起案件，取得了無罪、罪輕等辯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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