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滴血》：史泰龍與美國電影的雙重戰爭

現在，許多80后還會依稀記得，當年在錄像廳的門口，會張貼《第一滴血》的海報。

這個渾身肌肉，眼神如刀，肩上扛著一挺機槍的蘭博，還會以各種尺寸出現在影碟店、書攤、地攤，還有男寢的門口或是床頭。

1991年，《第一滴血》作為改革開放后，引進的第一批美國譯制片。伴隨著改革的春風，一起吹進來，當時正處于青春期的我們，對于美國歷史所知甚少，對于世界的認知，還停留在朦朧與好奇并存的階段。

在燈光昏暗，煙霧繚繞的錄像廳里，無數青年為大殺四方的蘭博熱血沸騰，其原因并不僅在于他的英雄孤單，更主要的是他快意恩仇，反抗強權，以暴制暴的酣暢淋漓。

然而，影片若止于此，《第一滴血》就與任何一部美國動作大片無異。它是美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映照出這個國家最復雜的心理——它的霸權與虛偽，它的魔幻與現實。

從越戰回國的蘭博，經過長途跋涉去看望自己的老戰友。沒想到，戰友的母親看到這位一身退役兵打扮的年輕人，非常的害怕。

因為戰友的母親是黑人，如果一名退役美國大兵找上門來，多半沒有好事。

蘭博拿出跟戰友的合照，這才打消了戰友母親的疑慮。沒想到，戰友已經始于美軍在越南戰爭中投下的橙劑，導致的癌癥。

得知戰友去世，蘭博就準備離開這座小鎮，開始漫無目的的流浪。

蘭博經過小鎮，遇到了當地的小鎮警長。

這位警長跟小鎮上的人熱絡地打招呼，說明他的人緣不錯。

警長似乎也懂些“先禮后兵”的道理，可惜懂的不多。

他客氣地請蘭博上車，一腳油門將其他送出小鎮，并且告訴他30公里以外，有一家餐館。

沒錯，近在咫尺的小鎮不讓吃飯，還得再徒步30公里。

為什么警長不讓蘭博就近在小鎮里歇歇腳，吃口飯，而是將其“禮送出境”呢？

因為《第一滴血》的成書時間是1972年，當時還沒有“戰爭創傷綜合癥”這一概念。

在普通民眾眼里，退役的美國大兵就是一幫打了敗仗，酗酒、鬧事的兵痞，而且身上沒什么錢，乞丐、小偷、流浪漢、搶劫犯，諸如此類。

蘭博不是凱旋的英雄，而是被遺忘、被歧視、被迫害的退伍兵。當他回到祖國，等待他的不是鮮花與掌聲，而是警察的侮辱與刁難。

警長在車上，對蘭博說話時也是夾槍帶棒，半是奚落，半是威脅。

但是，蘭博執意要回到小鎮。

警長就發火了，故意找茬，把蘭博抓了，并將其帶回警局。

小鎮警察種種不友好的態度，一直刺激著蘭博“戰爭創傷綜合癥”的神經。在鏡頭的交叉剪輯中，我們明顯感覺到蘭博快要犯病了。

小鎮警察卻并不知道蘭博的手段，還一直在生死的邊緣瘋狂試探。

無理搜身、刁難拷打，高壓水槍沖，用明亮的剃刀威嚇，使蘭博不堪忍受。

他果斷出手，將幾名警察打翻在地，一溜煙地逃出警局。

蘭博被逼反抗躲進山林，利用叢林地形反擊美國警察。

在叢林戰中，蘭博神出鬼沒，一人成軍，從懸崖跳下深澗，甚至躲在樹上，用石頭砸中直升機。

據說，在拍攝這段戲時，還沒有出現“替身”這個概念。

史泰龍折斷了四根肋骨，被送往醫院搶救。

在蘭博的反擊之下，老警察一個不留神連人帶武器從直升機跌落。趁著石首還冒著熱氣，被蘭博撿到全套裝備。

蘭博充分利用了在越戰中學到的技能，一次又一次擊敗前來搜尋的警察。直到最后，在老上校面前，這位肌肉虬髯的英雄，聲淚俱下地控訴自己所經歷的戰爭，控訴自己回國之后遭遇的不公整待遇。

在那一刻，英雄的眼淚打動了無數的青少年。

好萊塢深諳一個道理：直接歌頌戰爭往往招致反感，但講述戰爭受害者的故事卻能贏得同情與認同。

蘭博的悲劇不在于他不夠強大，恰恰相反，他太強大了——強大到足以對抗整個體制。

這就是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力所在：個人與體制的對峙，弱者對強權的反抗。

“為了適應上映國家的國情，好萊塢不惜修改故事情節”。

據1985年11月27日美國電影專業刊物《綜藝》雜志報道，在中東國家播放的《第一滴血》的錄像時，好萊塢直接都把故事發生地點從越南改為菲律賓。

時間上也從現在改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影片中的壞蛋和敵人（越南人和俄國人）也因情節的改動變成了日本人。

好萊塢從未遠離政治，他們更懂得如何將“霸權意圖”巧妙地復制粘貼。

在電影的虛構與現實的真相之間，好萊塢電影有著一套極其巧妙的轉化策略和復制粘貼的技巧。

丹尼爾·貝爾曾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矛盾來自于經濟領域所要求的組織形式同現代文化所標榜的自我實現規范之間的斷裂。”

蘭博的出現，恰好填補了這一精神缺口。

他既是反體制的英雄，也是個人自由主義的浪漫化身。他不屬于任何機構，不聽命于任何上司，只遵循自己內心的道德律條。

《美國隊長》、《阿凡達》、《蝙蝠俠》，都是用的相同的路數，當超級英雄們以一己之力對抗警察、對抗軍隊、對抗整個國家機器時，觀眾內心深處對體制的不滿終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徑。

這便是好萊塢長盛不衰的秘密：它既提供反抗的幻象，又不威脅現實的秩序。觀眾在黑暗中完成了一場象征性的革命，出了影院，依然是順從的阿美莉卡公民。

看過《第一滴血》續集的觀眾都知道，這個系列電影有一個意味深長的規律。

到了《第一滴血Ⅱ》中，越南成為史泰龍一個人的戰場；為了完成上級的任務重返越南，在那里他單挑一整連的越共。

在《第一滴血Ⅲ》中，史泰龍再次出手，這次是幫助阿富汗人民趕走盤露當地的人侵的蘇軍，片尾的字幕是“此片獻給英勇的阿富汗人民”。

荒謬的是“9·11”后，美軍又以“反恐”的名義入侵了阿富汗。

在《第一滴血IV》中，史泰龍隱居在湄公河的叢林，為從緬甸軍政府手中救出美國救援組織人員再次出手。

在后來的續集影片中，蘭博出動的地區均是美國試圖占領或者控制的地緣政治戰略要地。

在那些地區，美國往往以金援和軍援相結合的手段扶植當地的親美政權，但美其名日支持當地的民主自由建設、要將當地的人民“解救”出來。

電影里的蘭博是受害者，是被辜負的英雄，是正義的化身。

但真實的歷史卻呈現出復雜得多的面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艾森豪威爾政府支持右翼勢力顛覆民選總統阿連德，肯尼迪與約翰遜政府逐步深陷越南泥潭，尼克松政府下令轟炸柬埔寨，特朗普跨國抓捕馬杜羅……

這一連串的決策背后，是意識形態的偏執、地緣政治的算計、軍工復合體的利益。

諷刺之處正在于此：美國人自己尚未完全想明白的問題，好萊塢卻早已給出了標準答案。

在銀幕上，美國士兵總是受害者，美國政府總是被蒙蔽的一方，真正的壞蛋永遠是別人。

這種敘事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全世界都學會了用美國電影的視角理解美國。

意大利導演塞爾喬·萊昂內曾感嘆："美國仿佛是格里菲斯加上斯皮爾伯格，水門事件加上馬丁·路德·金，約翰遜加上肯尼迪。夢幻和現實總是相悖的。

意大利只是意大利，法國只是法國，而美國卻是世界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