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師能否兼職做律師？

我的好友清華大學法學院張教授轉給我一篇微信文章《支持何兵教授！嚴控法學教授兼職做律師的必要性》。

這篇署名為“行政法治”的作者羅列了法學教授兼職做律師的種種弊端：一是涉嫌職業不公：兼職律師是既要、又要、還要，罕見的多棲職業，對法官、律師、法務均不公平；二是加劇律師隊伍內卷：國內律師規模太大，老師有工資卻兼職會加劇行業內卷、擠占市場。三是無心教學科研：兼職做律師會極大分散精力，少數教師接近“吃空餉”。四是行業有分工：很多教師做律師不精細，經驗不豐富，以專家光環迷惑客戶。

對上述四個方面的理由，筆者均不能茍同。在反駁之前，筆者先作一聲明：本人雖為兼職律師，但極少代理案件，屬于對學術尚有興趣的人，將精神豐滿看得比物質富足更重要。因此，絕非“屁股指揮腦袋”的歪理邪說。

一是法學教師兼職做律師并非涉嫌職業不公。兼職律師在代理案件過程中付出了時間、精力和知識，自然應該獲得相應的報酬，這是對勞動和知識的尊重。雖然其多了一份收入，但他（她）付出了勞動，兼職律師將自己的知識奉獻于課堂之外的社會，有助于提升代理案件的質量，實現知識貢獻的最大化和市場化。況且不少兼職律師免費或者收取極低報酬從事法律援助工作，因此不存在對法官、律師和法務不公的問題。法學教授多是法學博士畢業，十年寒窗苦讀（其實不知十年），社會理應給予其應有的回報，讓他們收入豐厚，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如果你眼紅，你也可以通過提升自身能力水平躋身大學老師行列。

二是控制律師規模并不意味著控制兼職律師，律師行業內卷系多種原因導致，并非是兼職律師存在而加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發布的《全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021-2025年）》提供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中國的兼職律師數量大約在1.4人左右，中國律師總人數在2023年底已經超過67.7萬人。兼職律師在其中占比僅為2%左右。目前我國律師隊伍已發展壯大到83萬人，這一比例應更低，大概在2%以下。如此小的比例和規模，不足以導致律師規模的擴大，其代理的案件數量有限，不存在所謂的“擠占市場”問題，行業內卷也并非兼職律師導致和加劇的。

三是無心教學和科研純屬無稽之談。以我所在的學院為例，不少知名教授既是教學名師，也是科研標兵，更是優秀的兼職律師。他們在從事兼職律師業務的同時，教學科研成績一樣斐然。不排除極少數法學教授兼職當作專職來做，精力更多用在代理的案件上，但這僅是少數，不能“以偏概全”認為兼職律師均無心科研、教學工作。大學教師都有課時量和科研任務考核。據我觀察，很少有兼職律師不能完成基本考核任務的。一些非兼職律師（全職教師）也未必將時間和精力完全用在科研教學工作上，完不成基本考核任務的也不在少數，因此，不能將“無心本職工作”問題放大，應客觀理性看待。

四是不少兼職律師工作精細，經驗豐富。我知道不少大學法學教師此前是法官、檢察官或者人大從事立法工作的人員出來的。他們不但熟悉法律實踐，而且熟悉政策和官方的操作規則，更適合從事兼職律師工作，往往能夠實現有效辯護或者代理。兼職律師也更容易獲得司法官的尊重，其意見更容易獲得采納，能夠與辦案人員保持良好的溝通。這些都為案件的成功代理創造了條件。

此外，筆者還可以補充兩點理由，以進一步證明兼職律師存在的必要性。一是域外國家和地區均鼓勵法學教師從事律師業務，在德國，如果系大學教師從事律師工作，甚至無須參加和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和培訓。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38條規定：大學法學教師，即使未注冊為律師，也可擔任辯護人。在意大利，大學法學教授即使未注冊律師資格，也可擔任辯護人，在這一點上類似德國規定。我們熟知的美國著名人權律師德肖維茨是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他一生辦理過包括“辛普森案”在內的無數成功案例。二是法學教師兼職做律師，可以獲得大量鮮活的第一手資料和案例，有助于他們近距離觀察司法實踐的運作，畢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而不在于邏輯”，法律是一個經驗學科。因此，從事兼職律師業務可以為教學科研工作提供生動的實踐素材，這非常有助于提高教學科研質量。“實踐出真知”，問題意識是學術文章寫作的基礎。從事兼職律師工作有助于法學教師發現問題，從而培養問題意識，寫出更有實踐價值的論文。在教學上，避免了“空對空”的從理論到理論，也可以告知學生現實的司法真相，縮小法學院（所）理論教學與實踐的鴻溝，讓學生了解一個真實的司法現實，當他們走上工作崗位后不會抱怨老師在課堂上講的與實踐是兩回事，甚至懷疑學院老師教給他們的知識在實踐中不管用。

最后，大學教授擔任兼職律師，還可以以理性的聲音替律師群體發聲，去呼吁更新和完善制度。如果大學老師不被允許做兼職律師，當律師執業權利遭受侵犯時，誰又出來替你們發聲呢？